从改革到革命，一个甲子的轮回_风闻

从改革到革命，一个甲子的轮回

经过一场可怕的阶级厮杀，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达成共识，必须改革，于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始了，社会开始繁荣，先进生产力蒸蒸日上，俨然要成为现代国家，然而，转瞬间，暴风雨突然来临，一切改革的镜花水月再次被揭竿而起的黔首们用鲜血一扫而空。

再没有比1864-1927年的中国更加戏剧性的改革历程了。

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人叫孙中山。.

1864年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改革得出了啼笑皆非的结果，不但没有缝合社会分歧，相反，制造了更剧烈的社会对立，最后导致一场规模更大的、更惨烈的革命。

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满清皇权随着八旗军的被消灭而风雨飘摇，此前一直被满人压制的汉族地主踩着太平军的尸骨崛起，有了向满清朝廷掰手腕的实力，当然，刚见证太平天国血腥的汉族地主不会傻乎乎地冒出趁乱取而代之的狂妄想法，不会给太平余孽蠢蠢欲动的机会，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学术界，在社会大造变法舆论，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于是，洋务运动来了，号称同光中兴。

在洋务运动刚刚揭幕的时候，在刚经过土客百万厮杀的广东香山县，一个有夏威夷牧场主的家庭，一个客家男孩诞生了，这是1866年。

与100多年后洋务运动被捧上近代化鼻祖的神坛不同，对于同光年代的中国百姓，他们却没有从洋务运动得到哪怕一丝一毫好处，洋务运动留给中国百姓的第一个记忆是同治回乱，中国西北据称1/3的人死亡，以致陕西省1949年解放时人口不如100年前。而在满清前中期，中国从没有如此血腥的民族仇杀。本来捻军已经平定，中国南北应该开始安定团结共谋发展，然而，中国社会的仇视对立才刚刚揭开序幕——当时没人想到与洋务运动有关。

心力交瘁的同治早逝，牙牙学语的光绪在襁褓中上位，自然不知道此时中国百姓正嗷嗷待哺，一场大旱在刚经过捻军血与火的华北扫荡，沿途鸡犬不留，直接死亡就达1300万人。自然，是专制腐朽的满清朝廷背了锅，中国知识精英的眼里，与洋务运动无关。

洋务运动时期，尤其被视为改革支持者的光绪在位时期，满清重新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卖国大业，割西北、中法条约，甲午惨败、马关条约。。。。。，这些难以启齿的耻辱，在今天都比不上洋务运动的现代化起步的光环闪耀。这些耻辱，都是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是愚昧、专制、卖国的慈禧的罪恶。而洋务运动，让满清GDP赶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让中国沿海重现繁华，190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例实现了从1864年后的显著回升。

没有人去问，为什么洋务运动带给中国的都是耻辱，为什么洋务运动在给中国局部带来繁荣的同时，却给更多的中国百姓带来满清前200多年从未有的苦难和浩劫。为什么专制极权的满清前中期，中国却能耀武扬威，而号称现代化的洋务运动，中华民族一次次被人把脸踩在脚底。

中国知识精英是熟悉最简单的套路的，一切社会罪恶都是专制极权导致的。

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去承认，满清皇权衰落，代表汉族地主的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崛起之后，恰恰开启了中国百姓的苦难之旅。

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去承认，甲午战争的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从一开始洋务派就不想打赢，打赢了朝廷就有威望，就有实力发号施令，这对于通过洋务运动发家的地主资本家不是好事，雍正的前车之鉴明摆着的。

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去承认，光绪年间中国各种摧毁朝廷财政、各种让朝廷颜面丧尽的屈辱条约的签订，固然对朝廷不利，对百姓不利，对整个中华民族不利，但是，对中国地主资本家却是有利的，朝廷没钱了，就得仰仗地主资本家的鼻息，就不敢有均贫富以平民怨的愚蠢冲动。对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有利的，这些厚颜无耻的屈辱条约把满清朝廷威信一扫而空，社会舆论从此完全落在知识分子阶层手里，再也不用担心有康乾年间的文字狱，朝廷政策必须由洋务派知识分子说了算。

这不，刚经过马关条约赔偿2亿两白银后，沦为乞丐的满清朝廷就迎来了维新派的趁火打劫，通过洋务运动翅膀硬起来的资产阶级，借机会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改朝换代，要求朝廷放弃这样那样的政治权力，所有政策都是为了洋务派去捞钱的。慈禧当然没这么傻。

对于中国地主资本家来说，最好的政府就是做一个稻草人的政府，政府安心做社会矛盾的靶子，不要让老百姓觉得自己的苦难是地主资本家贪婪无度的压榨造成的，政府的任务就是让那些挣扎在生死线的牲畜觉得，所有的社会苦难都是政府的腐败专制的错。而开工厂让工人一天干18小时创造就业的资本家、收租占收成70%的地主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为此，中国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鼓吹小政府大社会，鼓吹宪政。

慈禧很快为1898年的蛮横付出了代价，维新派仅仅是那几十个人?慈禧想的真天真，没有洋务派背后打气，借康有为100个胆子也不敢公车上书。这几十个人还能逃脱满清的追捕？康梁等人跑到外国后，在满世界大力揭露满清政府的专制腐朽极权的罪恶面目，这样的野蛮政权当然是现代社会不容的，是人类之耻，于是，八国联军打进来了。

经过教训后的慈禧明白满清已经是打霜后的茄子，先保住小命再说，认清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势力之强大，于是，1898年不敢说的话，1905年后畅通无阻，1898年不敢提的政策，1905年后慈禧从善如流，慈禧认输的结果，1840年后的所有耻辱，各种社会罪恶，都对准了满清朝廷。

于是，孙中山活跃起来，开始这里起义那里暴动，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碰壁，到1911年仍然毫无起色。

和很多人的印象不同，满清末期的中国其实社会经济正在迅速回升，尤其东南沿海饱受洋务运动雨露，却没有经历庚子之乱，不但早已从太平天国以前恢复，繁荣更是史前未有，所以当四川的愣头青邹容跑去上海宣扬革命时，对长毛心有余悸的上海人对他恨之入骨，邹容落得一个死在狱中的下场，连本地的革命者秋瑾、徐锡麟也被本地人嗤之以鼻。

繁荣却是一个王朝的末期，在繁荣的背后，是政府的管理完全失效，是社会如大自然一般弱肉强食的合理化，于是，弱肉强食使得社会其他一切规则显得多余，于是社会的运作像垂死病人的回光返照一般迅速动作起来，繁荣，是贫富的急剧分化，是底层百姓愤怒火山在积聚，历史上，西汉后期、宋末、明末也都是在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中，突然社会像一辆耗完油的汽车就停了，像一个击鼓传花的传销游戏散场了。因为这些王朝末期，朝廷自己饱一顿饿一顿，却被地主知识分子当作社会矛盾的罪魁祸首，最后朝廷也觉得不划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当隆裕太后宣布宣统退位时，中国知识精英蜂拥着看爱新觉罗家族的笑话，然而，现在看来，隆裕太后当时心里未必不是开心的，此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纷争与我爱新觉罗家族无关。类似邹容这种一天到晚对着满清吐口水的键盘侠，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谁才是社会乱象的罪魁祸首。

辛亥革命结束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可是，帝制与普通老百姓有个屁关系，皇帝再残暴，杀得是各级官僚寄生虫，对于占人口90%以上的劳动阶层来说，真正骑在他们头上的皇帝是地主和资本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可平均过一寸土地吗？减轻过工人一小时的工作量吗？给工人加过一分钱工资吗？没有，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唯一的变化，就是中国从一个皇帝变成千千万万个皇帝，各路土匪、野心家纠集一帮文人，在自己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连制裁他们的朝廷也不存在了，老百姓头上的大山增加了N倍，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真正面貌。

通过辛丑条约，实现了对中国政府的财政制约，宣统退位，实行民主宪政，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1864年后孜孜不倦努力的结果，从1912年起，中国社会可以弯道超车，快速成为理性、现代国家了吧。

历史又开了一个大玩笑。

中国知识分子绝对不能承认，失去皇权制约的中国地主，把他们的恶发扬了几十倍，同治回乱、光绪大旱的背后，都是地方地主贪婪无度让农民大批逃亡、水利失修的结果。辛亥革命后，民国万税才是民国的真相，当知识精英们在议会、在报刊上为民主政治争辩得不可开交时，农民的租金不断翻番，军阀打仗不断拉丁，大面积的破产流亡、土匪蜂拥而出才是中国农民此时的命运。

其实，这本来就是中国知识精英的目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终极敌人，根本不是什么专制极权的朝廷，恰恰是底层那些被当牛马的百姓。

孙中山后期实行新三民主义，试图弥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深深的裂痕，但是他1925年撒手尘寰后，这几个阶级很快回到了其应有的状态。当国民党以北伐的名义纵容农民运动时，国民党人被中国社会巨大的、不共戴天的鸿沟震惊了。

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大革命，终于因为陈独秀等人舍不下文明理性而作鸟兽散，1927年，中国知识精英阶层被农民运动冲击得怦怦直跳的小心脏终于获得稍息。毛泽东在这时走向了井冈山。

1927年的中国报刊，每天都在大量刊登GDP不断增长的故事，每天头版都是矿主老板怎样关心体贴工人的报道，都是地主怎样关心长工家庭生活的故事，每天都有长工通过辛勤劳作发财、买洋房、买车的的故事，每天都有老师勤奋灌溉，学生终有出息的故事，每天都有贫贱夫妻不走邪路，通过别人没发现的小生意路径致富却不忘糟糠之妻的故事。每天都有外国新发明问世，人类伊甸园指日可待的故事，每天都有河边洗衣的灰姑娘遇上留洋归来的白马王子的故事。

当毛泽东走向井冈山时，中国的各路报刊上，都是对于近一年红色恐怖的揭露和抨击，这里多少勤劳致富的地主被逼跳河，那里多少传播文明的国学大师备受凌辱，那些在农民运动中上窜下跳的，不是真正的农民，真正的中国农民是勤劳的，就像他们的东家一样，那些在农民运动中煽风点火的，都是些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你们老百姓千万不要上这些骗子的当，历史上这种人渣，例如盗跖等人，那可是吃人心肝的妖怪。对于毛泽东，中国知识精英们就挖出他在北大图书馆受歧视的记录，哦，难怪他要去井冈山。

然而，毛泽东还是在中国报刊每天汗牛充栋的咒骂中义无反顾地走向井冈山，跟他去的人，没有人觉得有翻身的希望。

一年前的战友，正在报刊上声泪俱下痛诉被欺骗的经历。在国人眼里，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去井冈山的这批人，只是一群末路狂奔的毫无人性的亡命之徒，应该人人得而诛之，仅此而已。

经过此前一年的红色恐怖，没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革命，只有毛泽东不这样认为。

有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喉舌，国民政府不再只有长三角资本家撑腰，不再只是外国友邦在支持中国的理性和文明，现在国民政府可以放开手脚了，在历时十年的剿匪大业中，江西吉安县人口从1916年的1146642人下降到1937年的207681人，江西峡江县人口从1916年的119788人下降到1941年的38934人，江西永丰县人口从1916年的515311人下降到1936年的139194人，江西修水县人口从1916年的83万下降到30万，江西铜鼓县人口从16万下降到1935年的5万，江西弋阳县从1916年的15万下降到1935年的5万。在蒋经国治理下的赣州，人口从1935年的2841123人下降到1941年的1656580人。

当国军对于匪区所向披靡地屠戮的时候，南京政府并不能说是兽性的，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自己是理性的，是在捍卫文明。因为，这10年的中国报刊，没有一天不是对于共产共妻的现身说法的揭露，在国民政府为了捍卫文明大力剿匪的同时，中国报刊连篇累牍的鸡汤故事，让国民政府看到，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百姓，他们多么热爱和平热爱理性，他们情愿生活在一个不够公平但是自由的国度里。

至少在抗战之前，民国时代是知识分子难得的自由时代，类似318之类的事情只是极少数的意外。知识分子们感受到封建王朝没有过的尊重和温馨，他们在报刊上在故事里抒发着对于自由的讴歌，对于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专制的诅咒。那时的民国报刊里，真正百花齐放，除了类似矿难、死在生产线、佃农全家上吊这种故事，别的故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报刊上登不出的，电影里不敢演的，对于矿难这种题材，基本要在雷雨这种伦理剧里偶尔提一下。而类似什么刘镇华在金寨活埋3500多红军伤病员和家属，割下7担耳朵的事情，就如几十年后一个区区小县的练溪托养中心死亡上千人一样，都是风平浪静后才有点回忆。

就像几十年后，有几个人知道中国历史上十大矿难有6个发生在2002-2012年？

谁能说民国报刊是被国民政府管制而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地诅咒红色恐怖的？

当8万红军凄凄惨惨地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除开南京政府得意洋洋，至少还有中国那些在课堂上挥洒自如的大师们也在放心大笑，你们这帮泥腿子，还真以为癞蛤蟆能吃天鹅肉？还真想从五行山下挣脱？从1864年以来，中国知识界一代代人到处薪火相传，就是为了避免革命，避免地主企业家们的血汗被暴徒占有，你们妄想鼓动一帮懒汉暴徒不劳而获，做梦！

中国知识分子从1864年起就竭尽全力地诅咒革命，尤其暴民革命，他们深信，发展是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有了发展，中国的良民们绝不会被别有用心的暴徒引上邪路，他们一直安慰底层百姓，你们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社会不公平是暂时的，暂时有多久，反正自古以来吧。

当然，这些文明理性的人们不会看4亿牲畜一眼，这4亿牲畜只是依稀记得，在一场叫做痞子运动的浩劫里，他们有过站起来的时候。

站起来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