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 亲历者：当年上海甲肝30万人，是怎么安排好床位，两个月扑灭的_风闻

原创 亦君读书 另类妈妈

 5天前昨天跟朋友在网上争论，100，000张床位是个什么概念。

朋友觉得这不算多，还说当年你们上海30万人感染甲肝，是怎么安排下的？

对啊，我也纳闷1988年上海发生甲肝大流行，感染人数达30万之巨，但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被消灭了，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是怎么解决的呢？

1988年，我还没上小学，记忆一片模糊，只是隐约知道，家里有亲戚也感染了。带着这个疑问，我采访了我妈，一个上海老阿姨。1988年，我妈34岁，是上海一个小厂的领导，算是全程亲历了这次上海历史上最大的疫情。结合她的回忆跟一些资料，我大概搞清楚了上海是如何打赢这场仗的。

沿海人们爱吃海鲜，在小龙虾得宠前，上海人最爱的是一种蚌壳类海鲜，学名毛蚶。这个东西我后来吃过，又小又难剥，但确实很鲜美。现在它很少上上海人的餐桌了，大部分上海人都对这个东西心有余悸，因为毛蚶几乎成了甲肝的代名词。88年以前，几乎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每年都要吃毛蚶。这个小东西又便宜，吃起来还颇有剥瓜子的乐趣，比小龙虾、大闸蟹更受欢迎。

那一年江苏启东的毛蚶大丰收，毛蚶的售价跌到了新低。想想如果小龙虾跌到10块一斤会出现什么场景吧！来自启东的渔船，一船一船，源源不断地给上海人送来了大量便宜又新鲜的毛蚶。成千上万的上海家庭争相大快朵颐。

据我妈回忆，听说运送毛蚶的船原来运过大粪，没有消毒干净，造成船上的毛蚶带了甲肝病毒。但据权威资料说，当年启东整片水域都被污染了。

由于上海人吃毛蚶时，怕其肉质变老，故而开水里一烫，蚌壳微张就吃，所以病毒根本就没被杀灭。据统计当时上海有230万人吃了毛蚶，最终感染者达到了近30万。

其中大部分是直接吃毛蚶感染的，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卫生习惯不好导致的粪口感染。一个城市近30万人感染，这是什么概念？如果当年有微信，大概会炸裂吧。光我妈那个300来人的小厂，就有50多个人感染。

自从88年1月中爆出第一例甲肝，几乎每天都要增加一两百例，半个月后，一天新增感染数就达到了1万例！到了2月1日那一天，竟然单日就有19000人爆发了甲肝症状。

现在的我们只能从这些数字感受当年的恐怖气氛。但是据我妈回忆，当时并没有全市乱成一锅粥，因为上海政府反应奇快。

甲肝潜伏期15-30天不等，第一波甲肝病人出现时，上海政府就行动起来了。

1988年，当时还没有网络，主要信息获取渠道是电视、报纸和广播。每天上海最大的报纸《新民晚报》、《文汇报》都会刊登最新的疫情，刊登各种防疫科普文章呼吁老百姓不要吃毛蚶了，只可惜甲肝潜伏期太长，此前该吃的人差不多都已经吃了。

1988年之前，上海的卫生普及情况做得并不算好。还是有很多人饭前便后不洗手，这直接导致了许多没有吃毛蚶的人也感染了甲肝病毒。

疫情发生后没几天，上海市政府就在全市禁止毛蚶售卖，禁食毛蚶，收缴销毁了一大批毛蚶。随后对市民们进行了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洗脑式卫生宣传。

据我妈回忆，那年一打开电视，上海本地电视台和广播都在连续十几个小时地滚动科普：甲肝是咋回事，有哪些症状，要如何防范，如何洗手，如何消毒，发现甲肝症状一定要上报登记、集中进行隔离等等。街道、居委会则挨家挨户发宣传单，顺便排查居民有没有甲肝症状，对于一些家里没有广播、电视的居民，居委会大妈，楼长也会上门做宣传。我妈厂里的广播每天也要播放2次甲肝宣传内容。

上海人就是从那时候起落下了全民处女座的毛病。如果外地媳妇儿找了个上海婆婆，就能体会到上海人带娃那叫一个精细，她们会随时把“洗手”“消毒”挂在嘴边，看到别人外面回来没洗手，立马就会跳起来，大惊小怪地嗔怒。大部分上海人家里都有一瓶“84消毒液”，这些习惯都是那年甲肝的“后遗症”。

解决了继发感染的问题，那30万病人如何安排的呢？当时上海所有的医院，包括内科外科，统统加起来满打满算只有5.5万张床位。30万人，不到6万床位，怎么办呢？

那就让全民一起动员起来吧！我妈所在的厂专门腾出了一幢宿舍楼，把50多个患甲肝的职工统一隔离起来。这些人也不回家，就住在厂里隔离。

1988年，上海90%以上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300多人的厂就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厂医、食堂、宿舍。当时上海喊出的口号是“谁的人，谁管。”

许多企业都开辟了厂房、库房等来安置甲肝病人。床不够，有钱的企业紧急采购一批简易钢丝床，没条件的企业也有用木板临时搭床。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办呢？就由街道里弄想办法安置隔离。

刚好甲肝爆发遭遇寒假，就征用了一部分学校来安置工厂安排不了的病人。几张课桌一拼就是一张床

。甲肝症状还是很明显的，每一个出现症状的患者都自动自觉自发地汇报给厂里或居委会。上海人惯来胆小、守纪律的性格成了一种优势，每个人都怕传染给家人、邻居，完全不敢隐瞒不报，都很信任厂委和街道。更何况待在家还得麻烦亲人照顾自己，集中隔离的话治疗和三餐都不用操心，为什么不去？

根据“谁的人，谁管”的原则，除了重症病人被送到医院救治，症状比较轻，情况稳定的病人都分散在上海各处，集中隔离。员工有食堂给他们做一日三餐，有厂医给他们开药。

我妈作为厂领导每天要负责给病号送饭。进隔离区前，要先穿好白大褂，带好口罩和手套，出来后这一套装备立刻泡消毒液里消毒。一直到厂医认定病人痊愈且不会再传染后，才会把人从隔离区放出来。

1988年，人都很单纯。从市政府起，一级一级领导向下级传达不要恐慌，好好预防就一定能战胜甲肝病毒的信心。而老百姓虽然也恐慌，也焦虑，但他们无条件地信任着政府。

我不知道换一个城市，换一个时间，结果会不会不同。总之，上海在短短2个月内妥善地安排好30万甲肝患者，自3月起每天新增病例都在减少，当时国际上普遍预测春节后会迎来甲肝第二轮大爆发。但春暖花开后，病毒便徐徐去矣。

回忆这场席卷了整座城市的浩劫，经历了一切的我妈骄傲地说：那是每一个上海人的胜利，每个人都尽到了自己的本分。若每个人都尽到本分，则何事可惧？

亦君：不吹不黑，咱上海人一向听话，当年非典若大城市，只有那么几例。即便如此，也楼道、小区也每天都消毒，宣传和行动一样都没落下。

眼前这场仗能不能打赢，就看每个人能不能都尽到自己的本分。该戴口罩戴口罩，不让乱跑就不乱跑，则病毒何惧？

西方视点：当年领导抗甲肝的两位市领导，后来成了共和国的总书记和总理。另外，领导2003年抗非典而一战成名的北京市长，今天是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