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理 闫桂龙：我国生物安全净评估浅探_风闻

生物安全与科技革命、军事国防相互促动，同政治、经济、宣传等多因素相互交织，是有关国家主体、非国家行为体博弈冲突对抗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认识和处理生物安全问题，推动产业、国防和社会的协同变革，维护国家利益，须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全局运筹谋略。

净评估提供了一种分析关键行为体博弈对抗中长期发展演变的理念和方法。美国国防部对净评估应用颇为青睐。当前，美国国防部正在加强对生物科技未来发展趋势研判，尤其是对合成生物、基因工程和人类认知领域的理解。美国国防部希望预测未来10-20年，上述领域哪些方面能够取得重大突破，上述领域的进步和技术扩散对战争形态的影响，哪些领域能对美国或其他行为体产生实质性竞争优势。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尤其关注于评估上述领域的可能发展方向、最重要的研发领域、美国在关键领域的相对地位、以及当上述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时，能够产生何种军事优势来源。

本文就尝试以净评估基本理念和框架，诊断未来10～20年生物安全整体形势，阐述我国生物安全领域的优势劣势，研判未来面临的威胁和机遇，分析影响我国生物安全的关键因素和可能的演化路径，通过系统评估，旨在提升我国生物安全领域规划与治理的科学性、预见性和针对性，以便更好维护我国发展和安全利益。

一、生物安全形势基本评估近年国际生物安全形势的基本走势是2000~2014年间总体保持温和可控状态，但2015年以来形势转向相对严峻。国内生物安全形势演变大体与国际保持同步，但随着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和中国加速崛起带来的张力，中国面临的生物安全挑战日益凸显。

（一）国际生物安全形势基本背景

目前，国际生物安全形势总体上仍处于从相对温和向相对严峻转变的过渡期。具体而言，第****一，全球战略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未能良性运转。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八次审议大会虽然取得新进展，但生物武器威胁与反生物威胁的体系性对抗活动依然存在活动空间，实施生物武器攻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反而有所增强。第二，传染病带来的威胁形势并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国际社会先后遭遇2009年H1N1大流感疫情、2014埃博拉出血热疫情、2016年寨卡疫情等，WHO在2018年提出未来多种源头的“X疾病”或将危及数百万人生命。第三，炭疽邮件事件及其余波，与生物恐怖相关的病原体种类和生物威胁源及投送方式等不确定性增加，生物恐怖行为难以根除，追踪溯源面对严峻挑战，新兴生物恐怖袭击防御难度增大，生物新技术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升级。第四，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尚存在技术和管理漏洞,。

大国生物安全领域博弈呈现新姿态。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英国和美国先后出台生物安全战略。先是在2018年7月，在《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8年专家组会的前一周，英国政府发布首份《英国生物安全战略》。紧随其后，2018年9月，在发生炭疽邮件事件17周年后，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这既反映出英美面临的生物安全威胁挑战不断提升，也反映出两国对生物安全领域的高度重视。因生物科技被视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重要载体与领域，所以两份战略报告的出台体现出英美两国旨在抢占该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增强国家在生物安全领域的竞争实力。这也标志着国际生物安全战略形势已经走向新阶段。

对当前国际生物安全战略形势的总体判断是：生物威胁不是偶发的，而是现实的、持久的；威胁来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威胁范围不是局限于单一区域或部门，而是无边界、全球化的；未来的生物事件日益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安全、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二）国内生物安全基本形势

随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和中国民族复兴步伐加速迈进，我国正处于大国博弈的中心；随着生物科技的进步和病原基因的变异，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也比较严峻。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与非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交织，外来生物威胁与内部监管漏洞风险并存，生物威胁防范与新型生物战暗流叠加。具体体现在：新突发传染病暴发扩散和传播威胁难以即时感知，新型生物技术误用乃至滥用难以有效管控，《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履约谈判和履约机制话语权掌控权不足、面临可能的生物战和生物恐怖袭击风险增加。同时，组织运作体系、物资保障、科技支撑体系、人才体系等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建设薄弱，距离安全需求仍有较大差距等。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生物科技负面作用的管控体系和管控能力还有一定欠缺，有明显的内部性威胁，同时生物科技在许多战略技术方向还存在“卡脖子”现象，有隐性的外部性威胁。因此，我国生物安全的基本目标是：针对内部威胁，强化对生物科技运用潜在安全问题的综合管控能力；针对中长期外部威胁，提高生物科技的发展水平、发展生物防御能力；同时，努力营造生物领域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避免所谓的绝对安全。

二、生物安全关键非对称点**（一）生物安全与生物防御组织体系**

生物安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复杂的协调活动，整体上从属于国家安全综合范畴，是新兴领域，各大国都比较重视，特别是美国具有丰富的生物安全相关政策体系和治理实践。从20世纪40年代小罗斯福政府建立美国“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武器”项目，到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再延续到21世纪的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相关生物安全（防御）政策，美国打造和构建生物安全和生物防御体系虽然有所波折和方向调整，但一直绵延不断，具备丰厚的治理遗产。特别是2001年以来，美国三届总统积极塑造了面向21世纪的生物安全体系框架。基本工作理念是“四位一体”：威胁意识、预防与保护、监测与探测、应对与恢复。主要包括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的国家战略储备、国家灾害医疗系统、生物传感计划，国土安全部负责的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大都市医疗反应系统，国防部负责的化学和生物防御项目，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农业部联合实施的联邦管制生物剂与毒素项目，国务院负责的全球威胁降低项目等，生物安全领域平均年度投资高达50亿美元以上。巨量的预算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应对措施机制等组织安排，有力推动了众多部委和机构生物安全工作的开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2018年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提出设立国家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更强调加强顶层谋划和推动落实。

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在威胁意识、预防与保护、监测与探测、应对与恢复等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差距，距离形成比较完备的国家生物防御体系还有系统短板和瓶颈环节。例如，我国在生物安全理论和制度、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科技支撑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例如，生物安全战略领域专家稀缺，理论指导作用不突出；法规制度和组织协调体系不够完善，存在机制漏洞；生物安全监测检测覆盖面未能覆盖国家利益疆域、监测预警技术方法存在代差；缺乏长期、系统高强度经费投入，应急处置保障能力欠缺等。

（二）颠覆性生物技术发展水平

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神经技术等生物科技发展将打造新的非对称优势，并带来新一代生物武器威胁。美国高端科技智库认为，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未来生物危害的本质会彻底改变。2016年11月，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在致总统的报告《需要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免遭生物袭击》提出目前正处于第三代生物技术发展阶段。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专家认为，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神经技术、传染病科技等正在快速发展，“生物科技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图景”；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研究项目主席迈克尔·伊姆佩里尔（Michael Imperiale）强调，

【“美国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

2017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表示，“没有遗传学和生物学，俄罗斯就不可能保全下来”，未来六年的“最高任务”计划在遗传学和生物学等多领域实现突破。

在颠覆性技术领域，我国目前多处于跟跑状态，仅在合成生物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极个别方向上实现国际领先。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澳大利亚集团”生物两用物项管控机制等措施，对我国严密封锁生物安全核心技术，对有关高等级实验室装备和配套材料严加管控。

（三）生物安全的战略目标

在此，对生物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新假定。参照俄罗斯著名学者A.沙瓦耶夫将全球性危险源分为三类的观点-，我们认为并做出以下假定：无论来自于大自然的第一类风险是否可控，一个国家的生物安全状态，实际上与该国对生物科技发展与运用的管控能力密切相关。对生物科技发展和运用管控能力都很强的国家，不仅可以顺利推动生命健康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能较好地保护自己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使其免受任何自然和人为破坏作用的损害；相反，一个生物科技发展相对落后，或者虽然科技发展迅猛但对其运用管控能力不足的国家，可能面临来自外部、内部威胁，导致潜在的（但不必然）生物非安全。因此，生物安全既是发展生物科技的伴生性战略目的，也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

美国作为科技强国，将生物科技视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重要载体与新兴大国进行战略竞争。《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坚持“生物威胁风险无法降低到零，但可以而且必须得到管理”的理念，提出“使用一切适当的手段来评估、理解、预防、准备、应对和恢复生物事件——无论其来源如何——对国家或经济安全的威胁”。从更长周期看，特朗普政府推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符合美国主导新兴科技发展国际进程的一贯策略，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手抓，两个方面谋取战略利益。另外，2012年普京总统曾口头宣布俄罗斯意图发展基因武器，该声明随后被从官方文本中删除。

生物安全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自1978年以来，西方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力求维持这种主导地位。但随着生物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我国在发展生物科技推动经济增长、影响世界科技创新格局和安全格局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科技领域存在竞争合作是必然之势。

三、影响生物安全形势不确定影响因素分析（一）“X疾病”疫情暴发

“X疾病”可从多种源头形成，包括人类制造的全新病毒、存在特定生态环境的古老病原体，或是人畜频繁接触而出现新病原体等，未来有可能因宿主、环境等行为改变而容易大流行。例如，全球变暖正让更多的永久冻土融化，可能会释放出古老的病菌和病毒。无论是自发或再发的、蓄意制造和释放的或实验室研制和逃逸的生物剂，如果失去控制，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将导致更严重的损失、人员死亡，给国家政府、国际关系、经济、社会稳定或全球安全带来持续性破坏。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新一波大流行疾病随时发生，有可能在200天内导致3300万人死亡。

近年来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巴西寨卡疫情、非洲埃博拉疫情等较大规模疫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未来只有席卷全球的疫情才可能影响国际生物安全走势。“X疾病”疫情是国际生物安全形势的重大变量之一，可能会促进国际生物安全领域的广泛合作。

（二）针对特定物种的基因武器、基因驱动技术研发成功

生物技术进步可能会诱使各国恢复生物武器计划，启动国家生物武器计划可能会引发新的冲突或重燃军备竞赛，破坏稳定的国际秩序。美国军方利用昆虫携带被称为“水平环境遗传改变剂”的转基因病毒，直接在田间感染农作物并对其进行染色体编辑，使其更好地应对旱涝、病害、盐碱化等常规农业问题，也可能成为农业生物恐怖源头。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2017年8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指出，世界对生物武器攻击的应对能力远远不够，生物武器攻击的危险性远高于化学及放射攻击。

目前科技的发展使得在哺乳动物中首次实现“基因驱动”，基因驱动系统使变异基因的遗传几率从50%提高到99.5%，可用于清除物种。可以判断，随着基因编辑和基因驱动技术的发展，终极基因武器的风险正便得越来越大，是影响生物安全进程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之一。

（三）生物恐怖主义活动加剧

炭疽邮件事件发生17年以来，没有哪一场生物恐怖袭击终能得逞。目前恐怖活动可能通过突发事件造成局部区域的流行病，而不能成功发动复杂的生物袭击。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曾经使用肉毒毒素和炭疽等病毒进行大规模试验，离致命的生物恐怖袭击就差一步；基地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便已经将生物恐怖主义计划纳入其训练和密谋当中。2009年，研发生物武器的恐怖分子差点引发一场局部疫情。

但未来，生物恐怖活动也可能加剧，导致生物形势发展激烈变化。例如，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生物防御专家菲利帕·伦茨（Filippa Lentzos）表示，受限的国防研究和未被允许的攻击性研究的边界线也日益模糊，军事实验室对生物病菌的有意释放可能是最大生物恐怖威胁。因此，生物恐怖主义活动是国际生物安全形势的变量之一。

（四）恶意生物信息编辑成为新安全隐患

基因编辑工具的发展使恶意生物信息编辑变得更为广泛获取，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国际安全隐患。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该技术用于其他用途。美国知名合成生物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教授曾表示，

【“开展合成生物学研究的任何人都应受到监视，任何没有执照的人都应该受到怀疑”。】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2016年全球威胁评估报告声称，

【“进行基因组编辑技术操作的国家所采用的法规或伦理标准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有潜在的生产有害生物试剂或产品的可能性”。】

而作为反面案例，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则被西方不幸言中。该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全球科学家们纷纷抗议和抵制。此类事件将严重损害我国科学群体声誉和国家声誉，威胁我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话语和规则制定，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五）生物国防和生物安全领域投资格局变动

从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对生物科技研发投入体量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大致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美国一枝独秀，年度投资体量在300亿美元以上。第二等级，德国、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年度投资体量在20亿—30亿美元左右；我国近年来研发投入虽有大幅增长，但总体上隶属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为代表，这些国家是人口大国，但年度投资体量在10亿美元水平或以下。其他国家/地区为第四等级，有一定体量投入。据此推测，生物安全与生物防御领域投入也大致与此类似。但鉴于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和英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的实施及相对集中统一的预算投入机制带动的示范效应，未来生物安全领域投资格局可能有较大变动。

（六）外交因素、国际斗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国际层面，围绕生物技术权利主张的团体利益冲突，围绕研究是否合规开展更严格的监管和监督，在公共安全与学术探索自由之间的争议，加上生物DIY行为不断浮现，都可能使得原有学术规范受到冷遇和肢解，国际生物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或出现一段时期的内部分化分裂现象。国际《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禁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540号决议》等国际公约决议履约、防范生物化学恐怖袭击、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地球圈等面临可以和难以预测的挑战。国际社会围绕各类谈判，有可能因国家间新兴变革性生物技术发展层次不齐、主张大相径庭而面临新僵局，也可能因遭遇重大事件而达成初步共识。鉴于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对生物武器等重大议题的影响，外交因素将是重要影响因素。

（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动荡调整

伴随新科技革命发展，新兴大国正在不断调整其外交、经济和其他资源，与既有大国在太空、网络、海洋等其他具有战略价值的新边疆形成强烈的观念对峙和秩序冲突。加上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政治体制原因等，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运转不灵、持续动荡。因此，生物安全以及相关的生物科技、生物经济利益，作为新科技革命的一部分，也自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期大国竞争博弈的重要筹码，并受其影响。

四、新问题领域与关键机遇**（一）科技进步和技术扩散**

未来10～20年生物交叉技术群可能取得颠覆性突破，为生物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和威胁。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神经技术-工程技术交叉融合为代表的NBICE技术，将超越生物自然进化速度，修改基因、创造DNA来修改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基因，赋予新的或强化的生物性状，创造全新的生物物种、研发新型生物武器。

同时，技术扩散和去中心化加快。重组细菌等所需的工具在全球都易于获取，这带来了生物会聚研发的繁荣。人工智能、个性化基因组学和生物黑客等领域相关团体或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任何人都可以花费100美元对其基因组进行测序，也可花费更多以获得该技术进行自测。反过来，技术进步也赋予生物安全防御新的能力基础，系统增强生物安全防御体系诊监检消防治各环节能力。例如，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卫星图像、社交媒体帖子以及有关疾病的在线搜索相结合，以帮助预测疫情的暴发；利用自然生物系统的再设计——用来制造药品、化学品、生物防御新材料等。

（二）未来生物化战争与威胁

生物科技将改变战争战术。预置生物武器使得战争更加隐形。耐存储生物打印系统，结合无人机和长寿命电池（如锂亚硫酰氯）和能量收集技术，可实现预置生物武器的建造及布放，这种武器在25～50年内不会明显降级。这是一种颠覆性的能力，因为它可形成通常并不能轻而易举存在的生物武器，即具有几十年存储期限的预置大规模杀伤武器。该武器任务存续期达25～50年21。

未来生物安全防御对象更加隐形。生物科技通过对相关军事人员进行身份替换、意识转换，通过精确影响特定参战对象、生态微环境或者削弱受影响武器装备的性能，赋予既有的陆海空天核磁战争空间新的内涵，并开辟更具隐蔽性的各种未来战场“盗梦空间”，将战争化为隐形、隐性的潜伏战、持久战、超限战。墨菲定律指出，只要客观上存在危险，那么危险迟早会变成为不安全的现实状态。未来战争即有可能从极端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角落打起，也有可能从日常人类生产生活发起，形成技术突袭和战争偷袭。

（三）网络生物安全兴起

利用敏感生物数据将可能对个人、组织和国家产生严重的经济、政治、健康和社会危害，生物信息（数据）安全或者网络生物安全兴起并成为国家生物安全的一部分。美国国防大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中心《生物的虚拟化：理解新的风险及其对治理的意义》研究报告对这一问题作了清晰描述。报告指出，类似“震网”这样的计算机病毒入侵生物实验室的计算机控制设备，将造成灾难场景：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证明，合成基因组能够携带编码网址和隐藏信息，计算机将DNA样本转译为数字文件时就可能触发恶意软件；而恶意第三方可以利用基因编辑软件和基因数据库来设计或重建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入侵生物实验室的数据库并篡改数据或自行设计以破坏为目标的新DNA分子。没有网络信息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生物安全未来将是一类不可忽视的新兴生物安全类型。

（四）生物技术研发两用政策与治理

对生物技术的两用性必须保持清醒和警惕。生物技术的社会效应正在显现，伦理、法律和环境问题越发突出。国际经验表明，谁能率先在生物技术两用政策和治理方面形成示范，谁就能占据道德制高点并立于不败之地。美国作为生物技术强国，一直走在生物安全立法前列，持续加强其法规体系和治理体系。20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兴起后，美国在1976年率先推出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关于重组或合成核酸研究准则》。2010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开发阶段的政策引导与管理，先后发布《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备忘录、《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监管政策》、《美国政府对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机构监管政策》、《关于潜在大流行病原体管理和监督审查机制的发展政策指南建议》等，力图保持生物技术研发处于相对良性轨道，在国际社会上营造“合规”氛围和发展话语权。因此，生物技术研发必须根据形势发展演变，积极适应未来社会伦理舆论环境，及时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严密规范的政策，避免技术恐慌、伦理争议和国际争议，避免被生物技术反噬、发展进程受操控和其他严重后果。

五、未来10到20年我国生物安全形势：3种想定**（一）想定1：我国生物安全形势基本可控**

第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国家生物安全形势基本可控，但整体不够主动。具体情境是：传统生物安全领域得到较好治理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卷土重来，同时面临比较棘手的网络生物安全、基因驱动物种控制等新兴生物安全领域问题，在国际生物安全规则制定方面有一定话语权但影响面有限，国际社会地位摇摆不定，未来发展受到较大制约。但在人工智能、网络、气候变化等领域具备一定的抗衡能力，保持一定的战略均势。

主要路径：国家战略上比较重视，但对科技发展和生物安全形势过于乐观，虽然维持一定或较高额度的生物安全公共投资，但在政策协调、组织管理、内政外交国防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不能平衡多方利益团体权利主张，生物科技发展步伐不能达到引领状态，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存在短板、处于路径锁定状态，难于有效抵御潜在生物威胁。一旦发生重大生物安全事件，虽然能有效管控，但将影响国家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二）想定2：我国生物安全形势极其严峻，面临生物战威胁

第二种可能的情形是国家生物安全形势总体恶化、处于生物超限战的边缘。具体情境是：国内不时出现不明原因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网络生物安全重大事故，生物技术缪用事件不时发生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或谴责，国际上生物安全相关公约谈判及履约失去话语权，重大国际事务上受制于人，生物安全管理体系陷入困境，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军事国防存在较大漏洞，面临生物超限战威胁，国际地位严重受影响或可能一落千丈。

主要路径：发达国家生物科技变革突然加速并将生物科技作为战略竞争的筹码；我国生物安全与生物防御组织管理体系、生物两用政策跟不上生物科技进步与技术扩散的速度，在新兴技术领域基本处于跟跑状态，导致在战略竞争和各领域针锋相对态势下，丧失对颠覆性生物技术发展的掌控权，技术的负面效应全面暴露。

（三）想定3：我国生物安全形势良好

第三种可能的情形是国家生物安全形势总体良好。具体情境是：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武器威胁、生物技术滥用、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特殊人类遗传资源等得到全面管控，全面融入国际生物安全相关公约谈判及履约进程并具有较高的话语权，积极参与维护国际特定区域生物安全事务，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主要路径：战略上高度重视，将生物安全和生物防御视为战略必争领域，精准判断科技发展和安全形势，在公共财政投入、生物安全与防御组织管理体系建设、生物两用政策等方面积极谋划和作为，并动员国内国际和社会各类资源形成合力，从而沉着应对新兴生物安全领域挑战和国际战略竞争、逐步压缩各类生物风险空间，国内生物安全得到全面治理，积极融入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并有重大作为。

六、结论与展望本文基于净评估的基本理念，通过简要剖析国内外生物安全形势、辨别关键非对称点和相关影响因素、未来新问题与机遇，提出了未来10～20年三种可能发生的生物安全场景并予以情景推演。最终确定出影响未来生物安全形势的4个关键因素：新一轮科技进步、生物安全与防御组织管理体系、战略意志和战略谋划、以网络生物安全为代表的新兴生物安全及管控，以及2个次关键因素：科技外交运筹与生物两用政策。

鉴于新一轮科技变革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管理体系建设等需要较长周期才能发挥应有效果，在未来5～10年间，我国生物安全形势可能处于第一种情形，既我国生物安全形势基本可控。而对于未来10～20年更加可能的走势，则需要对上述6个因素中的战略意志和战略谋划、新兴生物安全管控、科技外交运筹进行精细分析。受限于相关政策和数据缺乏等，目前还不能有较明确的判断。但有理由预期，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望系统改观上述因素，从而促使我国生物安全形势向第三种情形演化。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仅作为净评估在国家安全特定领域运用的一种初步尝试，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缺憾。例如，国际上开展生物战净评估多年，实际效果如何？随着战略环境的演变和安全威胁的多样化，生物安全形势与生物科技发展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中究竟该占多大比重，能否经得起动荡考验？社会蕴含的生物防御潜能国内外差距如何？主要分析因素依赖定性判断而缺乏定量评估是否经得起推敲？诸如此类问题还有很多。而错误的风险评估比风险本身更致命。因此，在研究立意、研究方法、研究素材、研究结论验证等方面，后面还需更多科学、严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