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红阳 | 中国医卫体制的未来：人命关天全民救？还是，有病无钱不给治？_风闻

如题，是从一个网文中得来。此文章《中国的传染病是怎样防控的》，作者徐子明。题目中的“人命关天全民救”，指我国现行的，正在武汉新冠病毒肺炎防控中发挥作用的举国体制；“有病无钱不给治”，指文章作者徐子明先生论说的，新的防控疫病的原则。这个原则用徐先生的原话来讲：

【任何传染病的防控体系都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实际上，它也有成本顾虑。如果防疫的投入超过了疫情实际可能造成的损失，那就不必下这么大功夫防疫。】

疫情损失，不是一个开头就可以预见的定量，而是一个受诸多因素影响，可大可小的“因变量”。疫情损失大小，尤其受防控疫情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影响。换句话说，如果防控疫情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充足，只要不发生相关医学研究失误导致的方向性误判，那么疫情损失会随着人力、物力、财力的充足投入大幅减小。反之，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足，疫情损失就会扩大，甚至于是恶性扩大。这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也就是徐子明先生所说的“成本”，或者是“防疫的投入”。

所以说，疫情损失，不到疫情尾声，谁也无法预见疫情损失到底多大，而临近防疫作战尾声时，已经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是一个定数了，不可改变了。这个时候，才谈得上估计疫病造成的损失，核算防控疫情投入的资源。这时再去比较防控投入与疫情损失大小之比，再来后悔什么投入过大，疫情损失不值投入，纯属脑子短路！如果举例子的话，03年的非典，一开始连致病的病因都一抹黑，这位徐先生有什么样的能耐就能预估到疫情损失，再建言政府要不要投入大成本防控呢？

既然谁也不可能在疫情开初就预先估计“疫情实际造成的可能损失”，既然谁也不可能在疫情初始就预先估计到防控疫情投入多少资源就可以做到“本钱最小，得利最大”，如徐子明所说，怎样考虑防控成本与实际损失比较，再决定该不该下大工夫防疫，实际上连逻辑都讲不通！而这样的话，落实到现实中去，那只意味着一种情形：主政者对防控疫病的投入预先就设定了一个上限，如果触及上限，这个疫病防控之战就要停止。正被疫病折磨的患者不会得到任何政府的医疗救助，想要病好，想要活命，自己把余下的救治费用扛着！扛得起医药费活命，扛不起医药费，或者死翘翘，或者受后遗症的后续折磨。

这就是有病无钱不给治！这就是徐子明先生这篇文章的“文眼”，文章的其它语句都是为这只“文眼”张目的！为了论说这个观点，徐子明先生可是用上了“一唱三叹”的写法，反复对当下中国在抗击、预防疫病实行的举国体制进行攻击与抹黑。你看他说：

【共和国早期的卫生防疫基本上是「举国」体制的。卫生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消除传染病的目标以政治命令形式下达，动员辖区内整个社会参与，一方面劳师动众、社会成本巨大，另一方面，对天花、结核、血吸虫等典型危害传统社会的传染病也颇有效力。】

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那是史无前例的大仁政！中国人的预期人均寿命从1949之前的35-40岁提升到伟人去世时的60以上，只凭这个就是大仁政。不过呢，在徐子明先生看来，这可不对——“劳师动众、社会成本巨大”。那么什么是“劳师动众”，什么是“社会成本巨大”？笔者这个70后是有一些发言权的，尤其记得清楚的是每年的春、夏，居委会不时向各户散发厂里油印的传单，各季节最可能流行的疾病发病特征，最基本的预防法子都在上面印着。尤其是夏天，宣传灭杀蚊蝇、向各户居民发放“六六粉”和“敌敌畏”，督促各户用公用喷雾器在院落屋内角角落落喷药水、撒药粉，向公共露天厕所撒生石灰，勤掏厕所等等事项，都有居委会的人专门负责；在学校里，也经常组织我们学生来个全校大扫除等等。所有这些动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爱国卫生运动”，当然还有专门的机构“爱卫会”。不过呢，这些动作和涉及到的物资，并不花多少钱，并没有让我们那个老国企背上什么严重的“财政负担”；同时，喷药水、撒药粉是举手之劳，参与搞卫生的人也没有累得象在私营企业一样，回家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劳师动众”、“社会成本巨大”，我这个曾经的参与者是没感觉的，当时的父母辈也没有累得怨声载道。这个徐子明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

现在回想起来，居委会发动的那些防疫行动，就是要最普通的百姓具备最基本的防疫知识，对各季节常见的疫病有最基本的辨识。这样的话，谁都是疫病的信息采集者、监测者，有疫情，及早从居委会开始向上汇报，尽早让专门的医疗机构想办法。固然，疫情袭来，谁都可能是疫情的受害者，但是，有这样的制度在，人人都可能是免于罹患疾病的受惠者，何乐而不为呢？徐子明对这种制度的指摘，是不是要草民在疫病频发的季节里，因为无人组织防疫，而对疫病常识一无所知，也不懂怎样从自己做起防御疫病，一旦疫病袭来就找医院？这样看来，鼓吹医卫疾控要遵循“与市场接轨的现代管理体系”的徐子明觉得，“万头攒动去医院，顶礼膜拜向医生”才最正常。如此，医院可是要“大发利市”了！不过呢，病人可要算清楚兜里有几块钱，花光了兜里的钱，会被赶出医院的。市场化的医疗嘛，都和你谈买卖呢，谁跟你说啥国家救助？

对这个“社会成本巨大”该再说几句：这位徐先生的笔下的“社会成本”说得抽象，不过对照他文章后半部分对财政数字的精细“考量”，他无非是说，为最广大的普通百姓花钱防治疫病，要想做买卖一样，严格控制“成本”。不计代价地为百姓进行防疫投入是不可接受的！应该让百姓自掏腰包，他们收入丰厚与否不必考虑。在这里有必要问一下徐子明：社会财富是由谁创造的？政府维持运作的财富由谁创造的？还不都是最广大的普通百姓？治疗百姓罹患的疫病，不从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里支取，还要从他们的口袋里掏挖，那么“节省”下来的财富拿来作甚？

在徐子明的这段话里，还有这么一句：

【“消除传染病的目标以政治命令形式下达，动员辖区内整个社会参与。”】

笔者虽然与微博无缘，但是从若干微信群、QQ群的转发中，对当下公知们的话术也有些了解。看这位徐子明先生的文章，就闻到一股公知气味儿，在公知们的话术里，“政治的”、“行政命令”，以及本文中的“政治命令”向来是贬低中国政府发起的公益事业的黑恶标签，他们不管政府发起的公益事业对百姓有什么样的造福，他们只认这个发起者是谁，是不是政府。只要是政府发起的，无一不被指摘为“政治的”，无一不代表强制、压迫、命令、违背民心……按着这种话术的逻辑，政府以举国体制发起的抗击、防御疫病的行动，那也代表着一种恶、一种原罪。这是公知话术里的重头！对现在政府发动的全民救武汉，徐子明先生们实际上是“嫉恶如仇”的。

徐子明们的“嫉恶如仇”是怎样的表述？在公知们的话术里，什么样的机构应该发动救治疫情的行动呢？我们且看徐子明先生在文章最开头处的一句“感叹”：

【强社会控制的举国系统逐渐失效，与市场接轨的现代管理体系则远未健全。】

前半句是说：举国体制的全民救武汉实际上已经无效了，不该用这个体制救武汉。这与其说是一种公正的观察，不如说是一种恶毒的诅咒；后半句是徐子明们力推的、如伊甸园一般美好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市场化医疗制度，这样的完全市场化才是防控疫情的最好办法。

固然，医疗市场化还没有完全把中国的医卫事业全盘吞噬，但是，医疗市场化的场景我们已经看到了：作为医疗市场化的当然主角，民营医院的表现足够“抢眼”，请看网文：《疫情来了，北京最牛逼的私立医院关门停诊——啪啪，打了谁的脸？》。文章里，北京最牛的民营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发热门诊停诊了！当了逃兵了！徐子明千方百计贬低全民救武汉的举国体制，可是他文章里的善之花——顶级的民营医院干脆围观。

当然喽，老话说，有人的捧个人场，没人的捧个钱场，如果和睦家用大笔的捐赠给予武汉救援那也说得过去，然而，笔者键入“北京和睦家捐赠武汉”字样，却查无信息！须知和睦家是北京市卫生委101家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名单中的一员。纵然你暂时不具备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能力，那你也该在财力上做些支援吗！和睦家穷吗？就文章中的信息，它的普通挂号费是四位数！

固然，和睦家不能等同于所有民营医院，固然民营医院中也有为抗击疫情做贡献的，但是，这个和睦家的表现，实在让人对徐子明先生强推的市场化医卫体制不敢有半分信任！

对了，说起捐赠，我在手机上看到抖音短视频上的一些二十来岁的孩子们有让人眼亮的表现。这些二十来岁的孩子们的捐赠，我记得两个：其中一位，1万；另一位，10万，是通过四川慈善总会捐赠的。相信我继续刷下去，还会有更多的孩子们的捐助会看到。这些善心里包含的捐助款，对于和睦家们的大买卖来讲，实在不算什么，但是，其中的善念、关爱、热心，和睦家们，你们能比吗？你们现在、将来要依托的那个医疗市场化制度，能造多少颗这样的爱心呢？？？？

徐先生在文章开头用一幅图牵出了一个问句。图片呢，我略去，只敲文字：

【就在去年，曾任的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在两会上表示：“中国疾病防控能力全球领先。”不过显然，这种领先优势很难一直保持下去，尤其是在国内、在最近。这套体系是怎样成为我们所看到的样子的？为何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中，它表现得如此令人跌破眼镜？】

“新冠病毒肺炎”的抗击战正处于紧张进行时，而且病毒不是早先见过的种类，开初的不适应总有，贬低中国的全民疾病防控体制是不是言之过早了？如果，徐子明先生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我也只好说出自己一直郁结于心的一个疑问（设想）：

相比于03非典时期，中国的医疗市场化程度更加深了，大批的民营医院出现，也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倘若，这些民营医院占用的资源被全部投入到救武汉当中，会不会有现在频频告急的医用资源短缺现象？

我说这个话可不是强词夺理，事实摆着的：病人在手术台上，被医生强索账单外的医药费，这是谁干的？邻里间的家长里短中还说了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情：一个很简单的上火导致的排尿困难，到民营的男科医院，硬被“治”成了“脏病”！诸如此类的恶心事全国都有，上了地方电视台的比比皆是！

来势汹汹的疫情如果处在医疗完全市场化的情形下，相信随行就市天价买命的事例会刷爆媒体版面！更相信市场化的医院门口，有病无钱莫进门的事例也会刷暴各类媒体的版面！

不过老话说：秦桧还有仨朋友，民营医院也不是没有拥趸，看图：

这家医院，乃是一个代表，代表一大堆私营医院在各县、乡镇、村大肆宣传免费体检、免费专车接送、无病免费检查、有病免费住院，拉上所谓病人去医院住院治疗。住院者只要拿上参保的新农合医疗本或医保卡、户口本、身份证就可以免费住院。这是民营医院为社会献爱心吗？错了！这些私营医院拿这些证件套取巨额国家新农合资金！这样的医院，可是某些贪便宜的低素质公民的好朋友，不花钱治病，这个便宜多多占！

在搜索引擎上键入“私营医院套取”字样，一下子会跳出两个热门词组，如图

怎么样，这就是某些私营医院的“身份证”！这里头的信息量大了去了。再略微一找就有如下信息：

再找：

还找：

作为中国医疗市场化催生出的新生事物，作为中国医疗市场化理所当然的主角，私营医院从出现的一开始，就在中国医卫领域里频频制造麻烦！徐子明先生奢望的“市场接轨的现代管理体系（医疗市场化）”就靠着这帮“主力”撑持？我就想啊，遇上当下这样的救武汉，这些私营医院要发多大的国难财？！

当然，医疗市场化还有公立医院参与，但是，接踵而来的一个恶果似乎全被公营医院承接了——医患冲突：医闹，伤害、杀害医务工作者。这些都是因为医疗市场化后，公营医院也不得不走上了高价治病的邪路。患者出了高价看病，就要对诊治结果有高期望，治疗效果如果低于心理预期，那就有怨气、戾气，医患矛盾就要爆发，就要有如上恶果！相比之下，私营医院这样的医患冲突就听说的少，为什么？来来来，我们看新闻：

咱再接着看：

继续看：

相信，只要再继续找，这样的新闻还会有更多。你说私人医院都和黑道混在一起了，等闲刁民也不给招惹啊。再者，真想治病活命，谁相信私人医院啊？还不都去公立医院？医患纠纷几乎都出在公立医院里，不奇怪！

市场化的医疗，一旦遇上大的瘟疫爆发，指望得上吗？

接着看徐子明先生的“一唱三叹”：

【非典之前，国内的「大疫」中引发关注最多的，可能是1988年上海的甲肝爆发。甲肝的烈度不高，多数情况下并不致命，之所以情形严重是因为传播迅猛，短时间内感染了20多万人。在《传染病防治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当时的上海堪称效率一流。上海征用了中小学、旅馆等场所，几天内一共增加了11.8万张临时床位，患者全部免费治疗。甲肝是真正「举全市之力抗病」的最终回响。最后，这场疫战花掉10亿元，相当于当时上海每年卫生经费的五倍；感染29万例，只有31例死亡。】

花了上海市五年的卫生费用和甲肝作战，可是，这个敌人的能耐也只是“感染29万例，只有31例死亡”，1988年的10亿人民币PK31人死亡，按徐子明先生的说辞衡量，这桩买卖做的亏了，亏大发了。他用这个事例论说他的观点：“如果防疫的投入超过了疫情实际可能造成的损失，那就不必下这么大功夫防疫”——不该花10亿人民币。问题是，29万例的感染，31人死亡的疫情损失，是在上海市政府砸进10亿人民币之后的结果，反推一下：上海市政府如果只投入2亿元的一年卫生费用，感染与死亡人数又是多少？更进一步，按着徐先生的“成本”角度考虑，上海市政府只在一年卫生费用里支出一部分，上海的这场甲肝爆发，又会导致多少人感染、死亡？这个，徐先生能不能做一个文章估计一下损失？

徐先生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有点像吃馍的笑话：某人吃了4个馍没饱，吃了第5个以后饱了，于是嘟嘟囔囔：早知道，就买这第5个馍吃了。

我们还看徐先生的“一唱三叹”：

【非典结束之后，有研究者（如梁争平等）统计了某些疫区城市数据，发现非典综合各项因素，可以影响到地方财力的10%。以太原市为例，非典留下的收支黑洞加起来约为2.2亿元，市里事先预算中的预备资金仅有2000万，县级调度一度出现问题，只好用其他专项资金来填坑。】

在这里徐先生用太原市抗击非典后的收支不平衡做例子，接茬论说全民救武汉的举国体制是如何的不应该。在这段话里，有这么一个恐怖的词汇：“收支黑洞”。这个话我们还是要设问一下，如果没有短期超常规的财政支持，按着徐子明先生的“成本（控制）”角度，对防非典的资金设置“天花板”，有多少人得不到救治，这位徐先生有概念吗？有多少人会死亡徐先生有概念吗？在死亡的人中，青壮年劳动力要死亡多少徐先生有概念吗？在我国世纪初就步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丧失青壮年劳动力对我们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徐先生要接受扫盲吗？2.2亿元也好，10%的地方财力也罢，都只是短期的紧张，对于有20-40年劳动时长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讲，他们在这些年中创造的财富就堵不住你说的“黑洞”？这可是要证据的，你有吗？

徐先生不就是要老百姓自己花钱，成全医院收高价挣钱吗？中国底层百姓的基尼系数过0.4的大有人在，你们力推随行就市的医疗市场化……遇上了武汉的这场大瘟疫，你们打算把谁逼死呢，还是要把这个国家逼上绝路？？？

随行就市在大疫流行时高价治病总算还在治病，如北京和睦家那样的，干脆不给治，你怎么收拾？！

徐子明为了污蔑抹黑全民救武汉的举国体制，连太原市的“非典黑洞”都能查找出来，这先生借着“成本（控制）”指摘全民救武汉如何的不该，就是要把举国体制从医卫领域里驱逐出去。如果真如他愿，举国体制被驱逐在这里被敲开一个缺口，那么，举国体制在其他领域里就不能被驱逐出去？举国体制就不能被彻底废止？可不能让他们开这个口子！

这个举国体制一直在发挥作用凝聚人心，使百姓对政府保有最基本的信任：在“前天”，救过1998长江流域大洪水、03广东非典；在“昨天”救过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大地震；在今天正在全民救武汉；还有明天、后天……我们都需要这个举国体制凝聚人心共度时艰！这个举国制度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国家层面的“托底”承诺——百姓们有了大事国家管！百姓有指望！这个制度一旦被动摇了，那就代表着国家不管老百姓，老百姓只好各走各路，各管各！14亿中国人大部分要变成丛林兽！这样的情形一出现，我们这个国家该何处去，怎么想那可怖情形都不为过！

回到徐先生文章的“文眼”——有病无钱不给治，这里头实际上充斥着的就是丛林法则。有钱就有命，没钱那就不配活着！或者说，人命是可以用钱的多少算计的，徐子明是在建议政府拿钱去量度人民寿命的长短！中国古语“人命关天”，难道彻头彻尾地错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做人权利就是生存权，但是现在疫病爆发之后，徐子明先生居然写出这篇堆满了丛林法则的文章，我建议徐先生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改——《论丛林法则在未来中国医卫领域中的独尊地位》，不知徐先生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