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湖北人，我们心里有个魔鬼_风闻

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斯密什在其所著的《政治哲学》一书中，概要地说明了研究政治哲学的现实必要性。

他说：“生而为人，就意味着在一个受必然性撕扯的世界中生活，就意味着要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阵营中做出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抉择。各种善好相互竞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它们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

冲突、阵营、选择，我们都很熟悉，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有机会体验艰难、危险的抉择，感受善与善之间的不可通约。

**现在我们面对的正是一个极端情况，在疫情肆虐的反常背景下，自保需要与他人权利之间如何达致最大程度的平衡。**在市场上抢购物资、捐赠物资如何分配、患者对医疗资源的竞争，等等，都是这种艰难甚至危险的抉择的体现。

2020年1月30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搬运物资，准备驰援武汉

所谓危险，在于代价，那就是作为维系一个共同体所必须的道德情感和价值共识，会不会被抛弃或者视若无睹。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如何对待“湖北人”这一问题。

歧视，意味着危险的浮现。

探讨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可能不如其它实际的抗疫措施那般急切，但轻视这一问题可能带来的对共同体的负面影响，可能远比疫病本身还要深远。

1

善善对抗

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首次提到了那个著名的伦理学思想实验——“电车难题”，它至今仍然是解释社会冲突的一个著名模型。

一个疯子，把5个无辜的人绑在一条电车轨道上，一列失控的电车正高速驶来，马上就要碾压他们。这时你就站在轨道边上，可以拉下一个拉杆，让电车换轨，糟糕的是，那个疯子在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1个无辜的人。

5个，还是1个？都是无辜的人，让谁死去？你来作出选择。

很难，对不对？

但有人认为不难，比如一位网红经济学家，他说我们应该赞扬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因为价格引导着市场增加供给。

也就是说，把这个拉杆者从“你”换成一种社会机制，让它自然选择。像这样傻乎乎的教条主义学问，数十年来听得耳朵起茧了。疫情或者春运这种极端情况，终于让他们所信奉的那些根本没有现实基础的模型，因为社会条件的简化而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契合性，他们自然要抓住机会。

那么，如果按照完美模型，这6个无辜的人，标签就不能仅仅是“无辜”，而必须有社会身份的识别，比如，那5个是穷人，那1个是富人，死的就是5个穷人。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就连他们的老祖宗之一马尔萨斯都不会这样理解问题，因为马尔萨斯认为货币是一种特权，并不意味着公平。

他们的问题恰恰在于忽视公平——“理性经济人”理性到了没有任何道德负担，也就是说，“理性经济人”根本不是人——这可能跟不公平对他们有利有关。更为细致的问题探讨就不展开了，比如，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他们所最为宗奉的市场机制，其实已经被扭曲甚至消失，等等。

我们今天面临的同样是一个伦理难题，是一种善与善的对抗。具体到“湖北人”问题，电车模型要做一些修改。这“1个人”，因为它是对象，所以他的身份模糊，他就是“湖北人”；另外“5个人”，因为是主动者，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甚至是一家人。而那个拉杆的人，是从这“5个人”中挣扎出来的其中一人。

在保护谁的问题上，对于拉杆者而言，没有疑问。然而保护“5个人”而碾死“1个人”，始终在伦理上跨不过一道坎。每一个人都想要活着，而每一个人的活着都没有在主观上试图以他人的无法存活为基础，因此两方都是善的，但善与善之间发生了冲突。

就像在东京机场，回上海的飞机在起飞之前，一群武汉人被发现，情况就变得复杂。非武汉人不想同机，而武汉人只想早点回家，谁也没有想要损害谁。同机，在疫情条件下，是武汉人的自私；不同机，在常态条件下，是非武汉人的不讲道理，而常态条件又意味着规则共识。

这个时候谁也没有错——都是“无辜”的，航空公司原本是打算按照常态规则照常飞行。这时怎么办？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网红经济学家的观点，就应该是谁人多谁飞，或者哪一方愿意出更大的价钱就谁先走。但社会显然不是这样运行的，至少在日本不是。

因此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没有多少沟通，却无时无刻不在博弈的阶段。

2

“湖北人”问题

网红经济学家的教条主义假设，其实是一种霍布斯状态——人对人是狼。供给者根据条件赚最多的钱，而需求者以占有多少货币为标准来决定生死。

这是一种史前状态（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史前状态的可能性，那就是洛克和卢梭的假设），然而，现在是文明时期。他们的学问之所以兴起也是得益于文明条件。文明的基本意义在于，人具备了人性，有了道德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这恰恰是自由主义在哲学上的基本观点：自利而利人。一家失火，人人相救，否则等到自家失火，无人相救。

在疫情条件下的“湖北人”问题上，不管依据何种思想，互助都应该是一个文明限度内的选择。现在开始来正视这一问题。

在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严格的人员流动控制、下沉到村居的疫情防范措施之后，湖北省外的湖北人，成为了处境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总数以百万计。

2020年1月26日，武汉“封城”后，行人在武汉楚河汉街上行走

这里所说的“湖北省外的湖北人”，主要包含几种身份：湖北籍人、从湖北这个居住地返乡者、从湖北这个居住地外出旅行者。

他们的处境也分为几种：1、被重点监控、盯梢，自我隔离事实上转变为强制隔离；2，被疏远、孤立、骚扰、敌视，武汉牌照车辆被踹、被砸，相当于被实行社会剥夺；3，流浪、躲藏、辗转、无助，时刻置身于一个不友善的环境。

所有的反常情况都有同样的特征——把这群湖北人一一识别出来，丢进社会边缘的流浪者群体。于是我们看到，湖北归来的乡亲被视同仇敌，湖北出来的游客无法找到食宿，湖北身份的旅行者被拒绝同机同车。

当然，其中也有许多友善、扶助、保护的仁慈友爱的行为发生，比如偷偷把空房子借给湖北游客住，酒店老板自发收留湖北同乡，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为他们提供帮助，部分地方政府如广东徐闻县给予来自官方的关爱，等等。

**仁慈友爱应该是社会常态，识别、疏远与孤立才是反常表现。**本文并不认为一切识别、疏远与孤立都存在过错，人们行为反常的原因在于疫病恐慌让社会本身并不处于常态。身份识别与合理限制，是疫情防控大局的要求，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发动人们自我保护，本身也是疫情防控的最根本手段。

2020年2月3日，新加坡的一名餐饮店店员身着“武汉加油”字样的T恤在店内服务

不过，它的无限升级，乃至在局部地方和特殊场合下转化为歧视，已经让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把看不见的病毒这个真正的敌人人格化、可视化，把湖北人理解为斗争对象本身，不但错误，同时不利于对疫情的控制。

要纠正这一偏误，在当前看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作为。我们能做的，是去揭示它，找寻它的发生逻辑。

3

外化恐惧

如今的城市非常空旷，出门基本接触不到几个人，人与人之间也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冬天的风冷而急，户外的环境完全不符合交叉感染的环境条件。但是，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包括那些全天候独自劳作的环卫工、菜农、货车司机。这是防范意识普及的表现，本身是积极的。

作为一个观察者，除了从中看到人们的自觉意识，还应该能感知人们的恐惧：病毒无形，谁知道它在哪一寸空气里飘荡。

人与人关系的改变，正是从这一点开始。

人人戴口罩的局面的实现，主要不是因为科学认知的普及，而是因为恐惧。通过科普改变人们的行为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通过恐惧来撬动变化则很容易。

“今年上门，明年上坟”“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这些标语都是非常有效的动员方式，但它的作用机制是激发恐惧。**恐惧的确被激发出来了，双黄连口服液和安宫牛黄丸的脱销就是证明。

网传各地出现的雷人宣传标语

有效的就是正确的，在严酷情势下没有选择余地。恐惧已经激发出来，行为也得到了改变，但普遍的疑问没有解决：“恐惧对象是什么，或者说，是谁？”这一点，就不再是有组织的官方动员所能回答的了。

即便防控动员已经下沉到社区，人手还是极其有限，确保人们在行为上符合动员目标，不要聚集娱乐，不要四处乱跑，已经非常困难，不可能有余力去全面、科学地回答认知问题。何况，即便是工作人员自身，也未必具备科学认知。

病毒是看不见的，对于多数人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人们恐惧，而又不知道恐惧的对象何在，恐惧就会积存和深化。**任何时代，消除心理恐惧都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生存选择问题，它会迫使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去对抗。

一个重要的对抗方式就是把恐惧外化，寻找一个多少可以联系起来的实体作为攻击目标。就像在过去的欧洲，人们经常把无法理解的灾难归结于女巫的存在，从而把一些人认定为女巫并予以排斥甚至消灭。

少量发生的歧视湖北人的行为，正是这一心理逻辑的结果。在病毒面前，人是无力的，但在人面前，人是有力的。如果我们能把病毒这一无形之敌，转化为人这样的有形之敌，那么解除恐惧，就有了一种实体承载。正如人走夜路，害怕有鬼，但不那么怕人，如果我们所担心的鬼被证明是一个人，恐惧就大幅度解除了。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些对湖北人的识别、孤立、驱赶、敌视行为，主观上其实是一个心理恐惧的外化和减轻过程。**不可否认，它客观上对防控疫情有效，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体现人道精神的救济措施作为后续，那么整个社会就必须在正义和道德上付出代价。**共同体意识事实上崩解了，在人的道德情感和权利尊严方面获得的共识，也被特殊的背景所否认。

4

转 化

拒绝和湖北人同机同车，拒绝和他们同住一间酒店、拒绝和他们有任何形式的接触，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不但在逻辑上可以理解，在情感上也可以理解。

只需要一个反问即可击溃任何形式的义正辞严：“换做是你你愿意吗？”

自保，乃至自私都没有错，理智总能够让人们找到一种互相谅解、互不损害的解决方案。不过，在这一问题的交锋中，多数声音并不理智，表现为一拥而上，谴责湖北人到处跑，是不负责任的施害者。

春节前大量人口流出武汉，无疑是造成严峻疫情的重要原因，这一后果的责任归因也是非常清楚的。流出武汉以及湖北的个体，事实上也是措施滞后的受害者。

如果人们真的从公共利益（里面包含个人利益）出发，那么合乎理智的选择就是想尽办法让这些人安定下来，食宿得到供应，不必到处流浪，从而减少病毒继续散播的可能性——只是可能性，并不是每一个武汉人、湖北人都是病毒携带者。

然而多数情况下都不能在复杂问题上对大众寄予希望，消极的现实就是，“湖北人”在四处碰壁的条件下不断地迁移和接触，客观上与把抗疫战争局部化的目标相背离。

这时我们又再回到电车难题。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选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可能的受害者都没有身份识别，只是一个简略的“无辜者”。

如果能够进行身份识别，那么选择难度就会下降，如果你是那个拉杆的人，而一条铁轨上是你的亲人或朋友，你的选择就变得简单，因为你把选择交给了直觉反应，正如网红经济学家把选择交给市场一样。尽管，这些选择没有一种意味着公平。

在“湖北人是病毒的主动散播者，是不负责任的施害者”这一大众普遍观念的引导下，歧视行为就变成了一种直觉反应了，轨道上绑着的其中一方，就因为他们不是“无辜者”而被选择作为牺牲者。如果人们在心理上认为一方的遭遇是应得的，那就不再存在拉杆问题上的心理障碍。

然而倘若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它的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

一是，无助于提升公共利益——在外的“湖北人”被逼得到处流浪，接触更多的人。公共利益的实现，许多情况下确实要以人们的自私行为作为发动机制，然而这一界限不可掌控，它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滑向它的反面。一个自发的“密探社会”会让人人自危，于是就收获了第二个负面效果。

二是，无助于增长个人利益——在对歧视、隔离、排斥、敌视的恐惧指引下，“湖北人”的必然反应就是隐瞒籍贯、来路乃至发热、咳嗽等症状，以图获得更加人道主义的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发生了转化，从一个正义的实现问题，转化为一个权利的压制问题，结果也发生了转化，从大局上的有效防控，转化为以邻为壑的局部自保。

政府强有力的人道主义支持措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是普遍性的，并不针对“湖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