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病疫再来,我们如何不再交学费?_风闻
晨枫-军事撰稿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2020-02-02 09:57
抗击新冠的斗争还在继续。现在可能相当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但三大战役会来的,会打到南京、占领上海、红旗插上海南岛的。不过人们对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失望也是确实的。更大的问题是:病疫还会再来,下一次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病疫来临好比突然袭击,抗疫好比打仗,但从武汉到湖北到中央,都被新冠弄了个措手不及。就现在来看,抗击新冠大体做到了due diligence,但还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的。
人类打仗打了几千年了,对战略战术和战争准备都研究了底儿掉,但每次战争来临,总还是有人手忙脚乱。病疫比战争更加凶险,敌人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永远突然袭击,人们尽管防疫抗疫也有几千年了,但至今抗击病疫在组织上还远不如军事上那么完备。好在军事上的经验可以借用。
在战争中,情报先行。在抗击新冠中,情报不灵有情可原,在发病之前基本上没有可能预见,病毒在传染过程中还可能出现突变,只能在出现病例之后尽快辨明敌情,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并且随着新发现不断更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在不断涌来的新信息面前,指挥混乱是很大的问题。从中央到武汉有各级疾控中心,但似乎下级疾控中心只是汇集信息和上传的渠道,而国家疾控中心似乎只相当于情报局,重点在疾的定性,而不在于疫情的控制。卫健委也只是医疗行政机构,并非技术机构,只是作为医护机构的上级管理机构,武汉和湖北的地方政府才是抗疫指挥部。
这是符合地方大员一手统抓的惯例的,作为地方大员,F4也处在最强有力的指挥调动位置。问题是F4是地方行政和党务官员,有防疫抗疫的责任,但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这真是到打大仗、打恶仗的时候,弄来个业余司令。实际上,李克强到武汉加强领导也是一样,只是换了一个级别更高的业余司令,不相信他对抗击病疫有任何经验和专业知识。人们在怀念抗非典时代的王岐山,认为武汉换人也能立刻扭转局面。王岐山这样的干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最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才就要看运气了,这是靠不住的,需要有体制上的改革,才能保证抗疫成效的稳定性。
在疾控方面,“可防可控”成为人们猛烈抨击的对象,更大的问题在于对人传人和潜伏期传染性的误判。病疫在原则上总是可防可控的。不可防不可控的病疫要是存在,人类早就绝种了。现在抠这种字眼意义不大,有这个时间,还是对避免病疫误判建立科学判据更加重要。现在还不清楚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组的新冠不会人传人的早期判断是怎么做出的,估计是根据病例观察。现在,这是不够的,怎么才足够,这是一个学术问题,相信很多专家在研究,外行就不要自作聪明了。潜伏期的传染性问题也是一样。
中国经常有“xx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这只是说法,只是强调xx的重要性,xx和政治常常是两回事。在眼下,抗疫就是这样。回到打仗的例子,如果今天战争爆发,由于某种原因,仗直接打到湖北、打到武汉了,会由F4主持作战吗?应该不会,而是由中部战区负责指挥,F4顶多负有配合的职责。为什么抗疫不应该这样的?
抗疫如打仗,需要专业、有经验的专家来领导。事实上,这些业余司令只能是橡皮图章,他们根本没有可能拒绝专家的建议,病疫如战争,可以三光的,谁敢造次?病疫是特别凶险的病,医生是治病的专家。但抗疫又不是一般的看病,应该由具有公共卫生和抗疫专业训练的医生领军,就像打仗时需要由身经百战的将军领军一样。在美国、加拿大,联邦到州、省卫生部里确实也除了文职部长外,有一个公共卫生医生出身的Chief Medical Officer,疫情基本上都是他们在发布,而不是州长、省长,行动指令也是由他们做出,可能需要卫生部长或者州长、省长签发,根据事态和调动资源的需要。
中央到地方的疾控中心或许应该比照军队的总参谋部系统,以省市为单位重组为抗疫指挥部,垂直领导或者双重领导,由具有医生资质和公共卫生专业训练的专家领率,而不只是学术研究机构或者信息上传下达机构。平时只需要保留较小的架子机构和精干的人员,领军医生可以在当地医院兼任日常医疗工作,并保持业务水平,不必全脱产,但需要掌控和不断更新本区抗疫资源清单,制定和定期操演本区抗疫预案,并作为卫健委的专业技术职能部门领导一般防疫工作;疫情爆发时,各地增援、扩组,担任实际抗疫领导,地方甚至国家部委办权力配合。这就像战时总参谋部负责实际作战指挥一样,而国家各部委不分级别,统一作为军方的后援。
另一个办法是指定军队卫健部门代表国家负责疫情时的全国总指挥,疫情时实行实质性军管。也可能防化兵更合适,防化兵负责核生化防护的,疫情与生物战具有相似性。
但更加缺乏的实际上对各级疫情的应对预案。在抗新冠中,很多重大决定非常仓促,而且只有大原则,细则全靠拍脑袋,所以有各种撞车翻车和掉链子。封城这样的重大决定该下的时候是必须的,但不能只有一个大原则,省际和市内交通、水电、食品、救护、治安等都要有周密的端到端预案考虑。病疫堵住了,人也饿死了,这是不行的。抗疫指挥部在平时的工作之一正是制定各级各类疫情的预案,并通过演练来验证可行性和效率,不断改进。
抗疫的另一个方面与军事也有相似性。武汉疫情爆发后,各地捐赠踊跃,但武汉红十字会的表现差强人意。红十字会是个半官方组织,但在中国可能是当作官方组织的。这在平时是个闲差,还是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但闲差养庸人,到需要派用场的时候,就抓瞎了。
红十字会是慈善机构,但更像消防队。平时没事,送个温暖什么的挺好,但有事起来,就是火急火燎,必须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否则等你醒过神来了,灾害病疫早就不可收拾了。消防队没人敢派庸人负责,红十字会应该也一样。红十字会不是光募捐、办演唱会就完事的,在疫情时,要担负派发受捐物资。这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解决的事情。武汉红十字会说缺人手,估计还缺乏系统的派发计划,完全在拍脑袋。平时没事,当闲差养着还好说,但也必须制定、更新和定期操演本区抗灾抗疫预案,包括志愿者的日常培训和应招扩招计划、抗灾抗疫物资现在各级情况下的需求清单、物流和分配计划、捐款使用计划等,不能到时候拍脑袋。比照军事,红十字会相当于民兵,红十字会的疫情期间运作应该划入抗疫指挥部下,配合统一调配。
除了红十字会系统,还有各路民间直接捐赠。这些民间捐赠像抗战时的各路忠义救国军,用意是好的,但缺乏组织,还互不服从指挥。在抗疫指挥上,也应该有管理预案,不能听任各种撞车翻车。
新冠的灾祸当头,人人一肚子愤怒,这是肯定的。急欲追责、解恨,这也是人之常情。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控制当前疫情。有锦囊妙计的赶紧献出来,全世界人民都会感激你;没有的就别添乱,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其次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再交学费。SARS的教训已经异常沉重,新冠的教训可能更加沉重。新冠的死亡率看来低于SARS,但传染性更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达和人员流动的极大增加,不吸取教训的话,未来病疫的影响还会更大。这样的学费一遍一遍交不起。重组专业的、垂直领导的抗疫指挥系统或许是免交下一次学费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