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如何面对疫情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回望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今人实在无法想象。中国曾经是个洋人普遍认为“世界肮脏国度之最”的“东亚病夫”。

二十年代，英国人有个调查报告，声称：

“中国人民死于疫病的，超过欧洲五倍。世界上的国家，其人民为疫病而死的，要算中国同印度为最！”

今天在国际新闻中，我们一眼扫过，甚至国际新闻中都“懒”得报道，这样的情形在中国的民国时期也同样发生着，甚至根本不算个事儿。

1919年的一场霍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据说死亡了三十万人。为什么没有确切数字呢？因为在河南、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内陆省份的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估测数字。

即便像上海这样相对现代化的城市，号称东亚最繁华的大都市，在大疫面前也极其脆弱。1932年的霍乱袭来，迅速在苏州河沿岸流行开来。即便经过国内外各方的不懈努力，死亡率被控制在7.4%。但上海患者仍超出四千人，死亡三百多人。

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卫生部下辖的中央防疫署有份内部报告，强力吐槽了悲催的防疫形势：

“经费短缺和冗员过多等原因，严重束缚了手脚。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地方官员，无知而刁钻的地方群众，更使防疫工作的开展，难上加难。”

这是一个高度“内卷化”的中国，很多的中国人都看不到希望，即便是被认为和自称为是“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讲过一件事，她曾经试图救助一名得了脓血症的青年农民，但同行的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劝她别管闲事，因为这无济于事，“这样的人太多了！”

史沫特莱跟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救他？”

对方很确定：“是的，无济于事。”

也许在某些高等华人看来，的确无济于事，毕竟这是个每千人中平均死亡率27.9%的国家，与当时先进国家的1.5%，简直天上地下。

国民党政府，无力更无心，搞清楚广大内陆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身在香港的著名外科大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李树芬，他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能做到十万人中有一名医生（2018年的数字：千人中执业医师2.59人，护士2.94人），而实际情况呢？

1937年，我们的晋察冀边区搞起来之后，红军时代就当军医，115师和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部长叶青山，搞了个摸底调研，结果相当吓人。

“100多个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的县城只有几个中药铺，西药房更为奇缺。”

唯一不缺的只有巫婆神汉了，据河南涉县（今属河北）弹音、七原等4个村1944年的调查，每千人中有巫婆11人，半数以上的农民当得了病，得靠下大神、喝符水解决。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医生，其诊疗水平又如何呢？

一位受过国外严格医学教育的医生，吐槽这些同行们：

“看了两个方头，认得三四个字，便都可随便挂起医生的招牌了。固然有些有经验的，但他们看病，除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的鬼话，很难说出什么是病的原委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和政党，怎么办？

国民党的讲卫生和新生活运动，至多关照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当然也不配讲卫生，那是体面人的事儿！

而危如累卵，随时被追剿、追杀，有掉脑袋危险的，我党却本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把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和利益，视为本党的奋斗目标。

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工农人民享有免费医疗服务，政府应该开展卫生预防运动。

防疫工作，被党视为关乎革命发展存亡的大问题。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2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和《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努力之下，苏区掀起了“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的卫生防疫运动。

党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下问题，要求后者随时拷问自己：

“是否在政治动员之下，广泛的号召群众起组织性的进行卫生工作？

群众对卫生情绪怎样？

能否注意卫生？

党团员在群众中作用怎样？

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怎样？

是否有脱离群众的事？”

在我军早期的医疗工作中，由此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军民互动模式，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为群众服务，是我军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

基督徒出身，却成为共产党员的傅连璋同志，曾回忆说：

“我们在红军内有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居民。在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酬的医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院了，而且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药品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红军的照顾。”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毛泽东同志卫生思想的核心。具体到大疫面前，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历史的经验就是如此，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但群众满意，干部转变了作风，当年甚至连跟我们有刻骨仇恨的还乡团里，有点良心的都在说：

“现在还要反对八路军真没有天良了。”

1948年6月，时任我党鲁中南区委第一副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的傅秋涛同志，有篇讲话叫《半年来鲁南生产救灾中的成绩与收获》，是在华东局高干会议上的汇报节录。

我觉得即便在今天，特别是大疫面前，也极具现实意义。

面对疫情，我们怎么做？

面对感染者，我们怎么做？

面对医务工作者，我们怎么做？

面对疫区的所有人，我们怎么做？

面对干部，我们怎么做？

面对过失，我们怎么做？

面对成绩，我们怎么做？

……

真心希望，今天我们的干部和同志们，都好好学习下，这篇讲话。

为什么要学习这篇讲话呢？

抗战干部刘荣的日记里，正好有篇他在抗大学习时，毛泽东同志讲历史经验的一段话，可做注解：

“翻开是历史，翻过去就是经验！”

我想再说说抗战期间，我党山东解放区，面临大疫的具体经验。

抗战时期，山东的卫生防疫局面比较复杂，除了传统上农村的卫生情况较差外，还有日军针对我抗日军民，有针对性进行细菌战的严峻局面，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和他的731部队。

我祖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上级党组织给他们县委武工队布置过一个奇怪工作，找到日军收集老鼠的地方，把那里全部焚毁，因为鬼子要收集老鼠，向我周边根据地投放，制造鼠疫。

小时候觉得传奇，最近看了一些地方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却发现这竟然是真实，鬼子的确在冀南的清丰（今属河南）等几个县这么干了。

几次试水之后，1943年8月至10月，日军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细菌战。造成鲁西冀南24个县42.75万以上无辜平民的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而这只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无数细菌作战中的一起。

面对疫情怎么办？

面对近乎零基础的农村卫生条件怎么办？

面对工业国对农业国的“科学”碾压怎么办？

我党我军的法宝就是为人民服务，以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来战胜疫情。

出现疫情，首先地方党委政府给力，不但不瞒报捂盖子，而且地方领导要带头参与防疫和治疗工作。

1945年，莒北县某些地区发现了儿童麻疹，县委县政府闻讯后，派人星夜跑到军分区，请军分区卫生处、五所，派医生和化验员等连夜赶到，由县长及文化教科同志协同到各村研究病情，进行治疗，仅仅三天工作后，“凡是发现有出痧子这种病的村子，孩子都得救了！”

同样还是莒北县，一个叫横沟的村子，爆发流行性感冒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从2月18日到3月6日的18天内，即病倒84人，死亡22人。县区政府，驻军卫生队与医救会联合进行了急救工作，“防疫后在七天内，仅发现二病患，疫病有停止传染现状。”

请大家注意，那时那党那军那人不是“超人”，我们条件有限，那时我党被国民党、日寇直呼为“穷党”，但我们人穷志不穷，我们可以在群众中大力开展预防工作，抵消疫情的影响。

这次抵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们有些地方政府提出不串门、不出门，甚至有人提出“今年出门，明年上坟”的口号，抗战时期，我们的地方政府也有类似口号。

无独有偶，1945年，河北曲阳麻疹流行，对当时来说也是大疫了，地方政府就在老百姓里宣传顺口溜：

“不串门，不受凉，串了门，会招上，着了凉，没有命！”

咱们还说山东。

根据地的党委政府，通过小学、识字班、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向群众灌输科学知识、卫生常识，注意公共卫生，建立村卫生大扫除、大检查制度，改造群众不合卫生的习惯，注意保持饮水的清洁，整理水井、水泉；提倡个人卫生，养成早起洗脸，常剃头、剪指甲，不乱吃生冷不洁的食物，不随地吐痰和大小便，衣服被席常晒常洗，不和病人共用碗筷……

大家可别小看这些今天习以为常的卫生习惯，当年对广大农村地区，无异于一场卫生革命！

具体到村子里，普遍组织了卫生委员会、卫生检查小组。先从会员所在村庄着手，和村干部、教员互相配合，以清洁、灭害为中心，整治环境卫生，谁家做得好就给登黑板表扬，讲实际治病的例子，使群众打破迷信思想。在抢救传染病人时，也随时根据情况宣传清洁卫生和防疫知识。

抗战是人民战争，扑灭疫情也是人民战争，人民群众才是战胜强敌、灾荒、瘟疫、贫穷的决定性力量，但如何发动群众、带领群众，赢得胜利，就是一门学问了。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同志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意犹未尽又写了篇《后记》，里面有句话，可以看作这位老师，给我们今天画的重点：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