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李白到底有多少钱？_风闻

李白二十四岁离开家乡，一生漫游四方，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走了数不清的地方，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坎坷，最后在安徽当涂去世。这样的漫游生活，需要较雄厚的经济基础，而李白一辈子不过一介布衣，从未做过官，没有官俸收入，他又是个出手慷慨大方的人。在他看来，“黄金逐手快意尽”，“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自称，在扬州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我们禁不住要问，支撑李白漫游天下的经济基础到底是什么？李白的经济收入从哪儿来？他到底有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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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经济来源在哪里？

李白一生从未担任过任何官职，用现在的话说，他不是国家的正式在编干部，不是公务员，没有稳定的薪水来源。他也不像现在作家协会里的专业签约作家，有比较稳定的创作收入；以李白的个性来判断，他经商的可能性也很小，即便经商，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究竟是什么经济来源在支撑着李白漫游天下呢？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对李白来说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么，李白的家庭是否非常富庶？是否有人一直暗中资助着李白的生活？李白是否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历来人们都有这样的疑问。

有人认为李白诗中常常写到炼丹，比如：“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留别广陵诸公》）、“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而冶炼丹药所需的汞、铅均属于较贵重的有色金属，所以他可能从冶炼行业中牟取商业利益。李白曾经到过秋浦（今安徽贵池），作《秋浦歌》，描写当地工匠冶炼铜矿的景象：“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因此有人就推测，李白可能从事铜、银的冶炼与贩卖生意，从而致富。李白的故乡在今四川江油，属于绵州地区，而绵州自古出产铁矿、盐矿，所以有人推测李白的父亲李客或者他的家族可能从事盐、铁买卖，并由此致富。

[明]李芳《葛洪炼丹图》（局部）

还有人认为，李白漫游的许多地方都属于经济发达城市，比如长安、洛阳、东鲁、金陵、江陵、扬州、会稽等地，所以李白很有可能在这些城市从事相关的商业活动。李白说自己“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青云豪士，散在商钓”（《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认为这就是李白从商的证据。

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其实都比较牵强。说李白的父亲或家族从商，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李白年轻时漫游各地的情形来看，他出手确实非常阔绰，这阔绰的来源与基础，应该是他父亲或家族长辈提供的。但是，如果非要具体说他父亲就是在绵州从事盐、铁贩卖生意，就不免过于主观臆测了。

首先，在古代社会，盐、铁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专卖物资，不允许私人买卖，有人就说李白的父亲及其家族可能靠走私盐、铁致富，这是极其荒诞的。其次，即便绵州地区出产盐、铁，李白出川时携带巨款，何以见得这笔钱就一定是贩卖盐、铁所得呢？根据李白年轻时期所拥有的钱财状况大体可以推测出，李白的父亲及其家族在中亚地区，后来又在蜀中从事过某种商业活动，正是这些商业活动，为李白早期的漫游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至于说从炼丹中牟取利益，就更牵强了。中国古代许多炼丹家对于提高有色金属的冶炼技术的确有贡献。比如在冶炼汞、铅等丹药成分的同时，提高了冶炼技术本身。但是炼丹的根本目的在于长生不老，不是发展冶炼技术，更不是冶炼、贩卖有色金属。对李白来说，他炼丹的主要目的，也是想长生不老、实现羽化升仙，并不是要借助炼丹或者冶炼金属赚取钱财，自然更不可能因此致富了。

至于说到“混游渔商，隐不绝俗”“青云豪士，散在商钓”，实际上是断章取义，没有联系上下文来领会李白的本来意思。在“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前面还有两句话是“白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后面还有两句话是“岂徒贩卖云壑，要射虚名……”通读前后文可知：我李白不故作不寻常的举止，耻于假冒清高的姿态。我终日与渔夫、商贾为伴，虽然隐居乡野，但从不与世隔绝，难道我是那种借助隐居抬高身价、邀取虚名的人吗？可见，李白的本意就是想表明自己不是沽名钓誉之人，而是一个老百姓中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他“混迹渔商”的根本含义。“青云豪士，散在商钓”也是如此，这两句之后还有一句是：“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联系起来的意思就是：那些个性狂放、豪爽的隐士，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得不散居在商贾、贩夫走卒当中，在座的有识之士，不都是奔波在宦游路途中的旅人吗？显然，李白的本意并不是说自己就是商人或者从事商业活动，而是强调青云豪士不得不与商钓为伴。

李白一生的确漫游过许多经济繁荣的大城市，但问题在于，李白去这些城市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发财，而在做官，是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李白在长安、洛阳等地从事过商业活动。事实上，除非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地区从事与政治有关的活动，李白个人更喜欢在这些大城市或周边的名胜古迹、自然山川中吟啸遨游。比如在四川江油时期，他就遍游周边的名山古刹；在湖北安陆期间，他与家人居住在小寿山、白兆山；在长安时期，他也曾数次游赏终南山；在东鲁期间，他虽然居住在任城，却常常去游赏泰山；至于在金陵、扬州、会稽等地，他更是在山水之间尽情畅游，很少将自己的足迹束缚在虽则繁华却不免拘束性情的城墙之中。李白曾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确，大都市不过是李白进身仕宦的目标，能够真正令他身心愉悦、精神焕发的还是城市边缘的名山大川、沟壑林泉。很难想象李白漫游都市的目的在于经商，这与他的性情人格、政治理想、生活理想存在很大的差距。

既然李白自己从未做过官，也不从商、经商，那么他的钱从哪里来呢？

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的家族从事航运发财，这是李白主要的经济来源，证据就是李白的一首《万愤词投魏郎中》诗。这首诗是李白被系浔阳监狱时所作，其中有一句：“兄九江兮弟三峡”。唐代长江航运业很发达，许多商人将四川的井盐运往两湖、江南地区，再转往内地，所以李白的这两个兄弟必然是做长途航运生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弟弟在长江上游三峡某处负责将巴蜀的产物运销到九江等吴、楚之地，再由吴、楚之地转运到中原腹地，或者由吴、楚运销货物到巴蜀。他们认为，唯有这样庞大的产业与经济后盾，方能支撑得起李白长期的漫游生活。

这种推测也实在过于牵强。原因很简单，也是没有联系《万愤词投魏郎中》这首诗的整体语境来理解“兄九江兮弟三峡”这句诗。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节选《万愤词投魏郎中》与“兄九江兮弟三峡”相关的部分内容：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

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

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

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

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

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

我遭遇了这样巨大的灾难，十分痛苦，不由得仰天悲啼。止不住想念故去的父母（一说指朝廷），泪水如血洒落泥土。我自己身陷囹圄在九江，兄弟你却远在三峡，怎能如飞仙一般化生羽翼轻易相聚？我的儿子伯禽还远在山东沂水，我的夫人还远在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家人就这样骨肉离散，值此危难之际却不能相互照应。这一整段都在抒发自己蒙冤入狱的痛苦，表达对亲人的思念，根本没有任何涉及商业活动的内容。

况且李白的诗文中称兄道弟之处实在太多了，大凡同姓李氏的，李白总喜欢在诗文题目上表明叔侄、祖孙、兄弟的关系，比如从兄、从弟、族兄、族弟等，这其中多数指同姓的宗族兄弟，并不就是指同胞亲兄弟。对于那些相交、相知甚深的好朋友、老朋友，李白往往也称他们为异姓天伦，有时候甚至直接称他们为兄弟。

所以李白诗中所称的“兄”（一说“兄”是李白自己）“弟”，未必就是李白的同胞亲兄弟。退一步讲，即便这两位亲兄弟分别住在三峡、九江，而唐代长江航运也非常发达，何以见得他们就一定从事航运商业活动呢？再退一步讲，即便李白的这两位亲兄弟真的从事航运商业活动，又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的商业活动就一定与李白的漫游有直接关系呢？

要弄清楚李白的经济收入还真不大容易。既然这几种推测都不合理，那么合理的推测究竟是什么呢？李白这位赤手空拳走天下的浪漫诗人，他的日常经济生活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李白“存折”上的存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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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有多少财富？

李白离开四川时肯定携带了一笔钱财，不然不会在扬州一年花掉三十余万钱。那么，这三十万钱在李白所处的时代是个什么概念呢？

唐朝人所使用的货币叫做“开元通宝”，它铸造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元”具有唐取代隋、改朝换代的意思。唐朝规定，十枚开元通宝重一两，一枚就是一钱。后来各个朝代铸造钱币，大都依据开元通宝的标准，而“钱”这个重量单位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开元通宝的成分中，80%是铜，其余20%是铅和锡。由于成分比例合理，币值相对稳定，铸造工艺精良。唐朝灭亡后，开元通宝虽已不再发行，但一直与后代铸造的新钱混合使用，一直到明代后期才被禁止使用。

那么李白的三十万钱在开元年间具有多大的购买能力呢？据有关史料记载，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一斗粮食的平均价格大体是二十至三十钱；一匹绢帛的平均价格大体是四百至五百钱；一斤猪肉的平均价格大体是六百钱左右；一斗盐的平均价格大体是十钱左右；一斗普通酒的价格大体是十钱左右，一斗上好的美酒价格大体是三十至四十钱左右，那些特别名贵罕见的佳酿也许价钱很高。但在普通市场上，即便是一斗名贵的酒也不大可能卖到上万钱。比如李白诗中所说的“金樽清酒斗十千”，或者王维所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这其中也许都有文学夸张的成分。此外，一名奴婢的平均价格大体在四万文左右；一匹马的平均价格大体在数千至数万钱之间。由此可见，在当时拥有三十万钱，起码应该算是中上生活水平，更何况这三十万钱不过是李白施舍给别人的，那么他自己也许拥有五六十万甚至更多的钱财。这样说来，年轻的李白当时拥有万贯家财，算是个富家子弟，若论行侠仗义，也算是个豪侠、巨侠了！

但是这样出手阔绰的生活持续的时间似乎并不很长。出川之后的两三年里，他沿江一路东下，先后漫游今湖北江陵、洞庭、江西庐山、江苏南京、扬州、浙江杭州、苏州、会稽、新昌等地，随后由东南“溟海”折返吴、楚。

此时他的生活似乎渐渐陷入窘境，情绪也非常低落，甚至染上了疾病：“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在后来的回忆中，这一段的生活的确有些落魄：“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少年不得意，落魄无安居”（《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李白在安陆娶许氏为妻，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于是干谒当地官员，并曾西入长安寻求政治机遇。这一时期他的经济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也时常需要他人的救济：“而我竟何为？寒苦坐相仍。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知宁见矜？”（《赠新平少年》）李白漫游梁园的时候，也曾向侯十一诉苦：“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送侯十一》）到了“安史之乱”前后，李白的手头更不宽裕，在给表外甥高镇的诗中，他说：“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在《赠刘都使》中也说家里：“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总而言之，在成家以后，李白似乎再也没有那种“散金三十余万”的壮举了，其家庭经济状况虽然不至于落魄穷顿，但是要说非常富有以至于坐拥巨万，那确实与事实相距甚远。

其实，按照我们平常人的想法，不论是三十万还是五六十万钱，虽然算不上亿万巨富，也算是小家乍富，如果精心筹划，开源节流，也足够一家人过上殷实平静的生活。可李白的政治理想、生活理想都不寻常，他在政治上要一飞冲天、一鸣惊人，要作宰辅之臣，要作帝王之师；他的生活方式也要非同凡响、名动天下。他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生活理想，也要采取异乎寻常的途径与手段，这就决定了他的金钱消费观念也将是不同凡响的，那区区的几十万钱自然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数字了。

李白二十四岁出川，散金三十余万，等到二十七岁结婚的时候，已经是两手空空。他的父亲也许是一个商人，积累了一些财富，但李白显然只懂得消费而不懂得积累，更不用说经营了。这从他对待金钱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理财情绪、理财理念。他说：“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醉后赠从甥高镇》）哪怕破产贫穷，只要用金钱能够换来那一刻的快意与兴奋，就值得！他又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可见，金钱对李白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与他随身携带的宝剑、宝马一样，是为自己所用的，并不是用来炫耀自己身份、价值的象征，更不是自己刻意追求的目标。所以李白从来都不可能做金钱的奴隶，他绝对是金钱的主人。

不过“千金散尽还复来”毕竟是诗人的主观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千金散尽之后究竟能不能复来？或者说散尽的是千金，复来的究竟是一金还是百金？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聚敛金钱的能力与时机了。问题在于，李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如果没有，那李白靠什么“复来”那散尽的千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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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经济来源

李白的经济来源之一，在于撰写诗文所获润笔、稿酬以及实物馈赠。

唐代并没有官方规定的稿酬制度，但是不少读书人都因撰写诗文、碑铭、颂赞、墓志而获得报酬，这是当时社会上一种普遍的风气。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新唐书·皇甫湜传》记载：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留守裴度辟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常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裴度任东都洛阳留守（大体相当于洛阳市行政首长），皇甫湜是他的属官。裴度修福先寺，要给寺庙立碑，于是请远在长安的中书舍人白居易写篇碑文。皇甫湜知道后非常愤怒，抱怨裴度舍近求远，不请自己，反请白居易，要辞去官职。裴度连忙向他道歉，为他准备一斗美酒。皇甫湜喝得酒酣，提笔顷刻写成。裴度赠给他车马、绢帛。皇甫湜大怒，说：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刻薄呢？自从给诗人顾况文集作序之后，我不曾轻易允诺为人写文章，如今为你写三千字的碑文，每个字至少得三匹上好的细绢作为酬劳。裴度并不与他计较，按照他的要求付给报酬。

这个故事是为了表现皇甫湜的狂傲不羁、裴度的宽容仁厚，但也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当时邀请文人撰写相关诗文，约定俗成要支付一定的报酬；第二、皇甫湜过分提升稿酬诚属狂傲，但也说明润笔价格的高低是可以商量的。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第三、裴度对皇甫湜的抱怨表示道歉，这固然表现了裴度的宽容，但也显示出知名文人的作品在市场中的影响力。

再比如，唐文宗大（太）和五年（831）七月，著名诗人、武昌军节都使元稹去世，他临终委托好友、河南尹白居易为其撰写墓志文。白居易撰成墓志文后，元稹的家人赠给白居易绢帛、舆马、银鞍、玉带等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财物作为酬劳。白居易说：“予念平生分，文不当辞，贽不当纳。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讫不得已，回施兹寺。”（《修香山寺记》）以他与元稹多年的深厚交谊，撰写墓志文义不容辞，而撰文之酬劳则绝对不能收取。然而元稹家人多次从长安来洛阳，一定要他收下，不得已，白居易只好将这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统统施舍给洛阳香山寺，用以修葺庙宇。由此可见，六十岁的白居易在当时润笔市场的高昂身价。

李白的诗文之名在盛唐时代四海皆知，他现存的诗文中，就有不少应邀撰写的碑铭、颂赞、壁记之文及应景奉和之诗。李白在世的时候，诗文便散佚甚多。李白的仰慕者、同代人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李白去世后，他的族叔李阳冰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说：“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魏颢、李阳冰都曾受李白委托编辑诗文，与李白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的判断是可信的。李白现存诗文总数不足一千首（篇），以此推测，他平生所做诗文不会少于一万首（篇）。即使只有五六十首（篇）属于润笔之作，以白居易、皇甫湜报酬的一半来算，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除了获取润笔之资，李白通过写作诗、文，还常常获得不少价值不菲的实物馈赠。比如良墨：“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今日赠予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酬张司马赠墨》）

[明]唐寅《训鹤图》

比如名贵的白鹇：“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辍赠，笼寄野人还。”（《赠黄山胡公求白鹇》）

比如裘皮大氅：“粉图珍裘五云色，晔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陆离，应是素娥玉女之所为。轻如松花落金粉，浓似苔锦含碧滋。……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比如桃竹书筒：“桃竹书筒绮绣文，良工巧妙称绝群。灵心圆映三江月，彩质叠成五色云。”（《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

比如山水字画：“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开。龙潭中喷射，昼夜生风雷。……闻君写真图，岛屿备萦回。……幽缄倘相传，何必向天台。”（《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

其他还有种种馈赠，数不胜数，如《答友人赠乌纱帽》《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等等。

李白的经济来源之二，在于他的婚姻以及朝廷馈赠。

李白一生经历了两次正式的婚姻。第一任夫人乃是唐高宗时期宰相许圉师的孙女许氏；第二任夫人乃是武后时期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这两次婚姻都采取李白入赘妻家的形式。许家、宗家虽然比不上巨富之家，但以宰相后人的家底，对李白的经济生活当然会有不小的支持。

唐玄宗天宝元年（741），李白接受诏命，进入长安成为皇帝身边的翰林供奉，这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有品级的官职，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前途，但必定享受着非常丰裕的待遇。李白在长安的政治追求以失败告终，但经济上并没有蒙受什么损失，反而有所收获：“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新唐书·文艺列传中·李白传》）“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李翰林草堂集序》）。既然是唐玄宗赐给钱财，让他回家去做诗人，这笔钱自然不会太少。从李白的诗中，我们猜测他可能用这笔钱在东鲁地区购买了龟阴田：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

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

……

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寄东鲁二稚子》）

而这田园的生活似乎也还非常惬意：

一身自潇洒，万物何嚣喧。

拙薄谢明时，栖闲归故园。

二季过旧壑，四邻驰华轩。

衣剑照松宇，宾徒光石门。（《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

此外，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永王李璘的使者韦子春到庐山请李白出山，参加永王李璘军队幕府，也赠给他一笔不小的聘金：“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不管究竟真的是“弃之”还是视作“浮烟”了，我们猜测，以永王李璘的皇子身份，以李白在天宝末年的大名，以李璘拉拢李白入伙的政治用心，这五百金显然不可能是区区五百铜币，至少应该是五百银币甚至金币。如果真是如此，那可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对不得不避乱庐山的李白来说，这五百金当然不可能是他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理由，但对于身处战乱中的李白一家来说，它却未尝不是一笔可观的经济保障。

李白的经济来源之三，或者说他漫游生活的经济来源，还在于朋友们的资助。

李白有不少老朋友都有足够的条件，资助、款待李白的漫游生活。比如道士元丹丘，在河南南阳石门山、嵩山、颍阳附近均有山居、庄园。这些山居、庄园，往往成为李白漫游生活的重要依托之地。元丹丘曾数次邀请李白来自己的山居一同漫游、修身。这在李白的诗中有明确的记录：

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元丹丘歌》）

仙游渡颍水，访隐同元君。

……

留欢达永夜，清晓方言还。（《题元丹丘颍阳山居》）

闻君卧石门，宿昔契弥敦。

方从桂树隐，不羡桃花源。（《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以寄之》）

寻幽无前期，乘兴不觉远。

……

丹丘遥相呼，顾我忽而哂。（《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

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

沉怀丹丘志，冲赏归寂寞。（《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既然在朋友的山居、庄园中参禅悟道，那当然不用考虑衣食住行的花费，以至于李白考虑让妻子女儿也一起来过这样神仙般的生活：“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无非是说自己一家人都有虔诚的求仙之心，但也说明衣食之忧并不在李白的考虑之列。

李白还有一位好朋友元参军，他的父亲在并州（今山西太原）为将，在当地颇有势力，元参军曾邀请李白同游太原，在李白的记忆中，那是一次多么难忘的愉悦之旅啊：

行来北凉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

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

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

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

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

红妆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写翠娥。

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

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

此时行乐难再遇，西游因献《长杨赋》。（《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难怪诗人乐不思归，看来这位并州的元参军不仅仗义轻财，而且真心款待他。每日除了美酒佳肴，还有箫鼓曼舞相伴，加之红袖添香、美人如云、歌曲轻扬，当然顿生“行乐难再遇”的感慨。

唐玄宗时宰相崔日用的公子崔宗之，也是李白的好友。他曾专门写信邀请李白来自己的嵩山别业居住、游赏：“我家有别业，寄在嵩之阳。明月出高岑，清溪澄素光。云散窗户静，风吹松桂香。子若同斯游，千载不相忘。”（《赠李十二白》）

其实愿意为李白提供漫游之资或者某种生活便利的，不仅仅是这些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所谓大人物。以李白在当时的巨大声望，有不少一般的所谓小人物也都非常渴望能够一睹李白的风采，他们虽然没有能力为李白提供巨大的经济资助，但也有自己表达仰慕的独特方式。

魏颢为了寻访李白“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后于广陵相见”（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往王屋并序》）。并一起漫游金陵：“一长复一少，相看如弟兄。惕然意不尽，更逐西南去。同舟入秦淮，建业龙盘处。”（魏颢《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任华崇拜李白，四处追寻他的行踪，失望之余，任华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中间闻道在长安，及余戾止，君已江东访元丹，邂逅不得见君面。每常把酒，向东望良久。”（任华《杂言寄李白》）为什么在任华的心目中，李白这么具有吸引力？任华说得好，就是因为李白：“平生傲岸，其志常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人们仰慕的，就是他这种傲视权贵、渴求自由的精神境界。

还有一位姓郑的博平太守，居然放下太守的架子，远道寻访李白一直追到江夏，方才如愿：“多君重然诺，意气遥相托。五马入市门，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贵，且与荷衣乐。”（李白《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立马赠别》）

更有趣的是，当时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都小官，因为听说李白路过当地，他特意拎着琥珀色的美酒、汶水的紫锦鳞鱼，专门前来拜访李白。李白被这小吏的一片诚心所打动，他饮尽美酒，饱餐汶鱼，作诗相谢：

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

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

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素。

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剌银盘欲飞去。

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肌花落白雪霏。

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

显然，一介区区小吏寻访李白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功利目的，不过是想表达一种淳朴、简单、真实的仰慕之情。李白也正是被魏颢及小吏们的热情、真情所打动，才写下这些情真意切的诗篇。正如刚才所说，这些小人物不大可能像元丹丘等朋友那样给李白提供相当可观的经济支持，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李白漫游生活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但是他们对李白的这种仰慕、向往，却足够说明李白在当时的崇高声望与地位。

事实上，李白不仅仅在他荣极一时时受到人们的推崇敬仰，即便在他沉沦下僚的时候，也依然备受大家的关心与敬慕。从李白的诗篇甚至只是诗题中可知，在他流放夜郎的前后，有很多朋友、官员为他送行：

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赠刘都使》）

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江上赠窦长史》）

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江夏赠韦南陵冰》）

还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诗余答以此诗》《流夜郎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等等等等。

这哪里像是在为一个流放的朝廷钦犯送别？简直就是朋友们的又一次盛大的聚会，正是李白傲岸自信、飘然不群的精神境界，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天才将大家聚拢在一起。流放期间的李白非但谈不上什么政治价值，更谈不上什么经济收入，他所拥有的也只有一个天才诗人的自信、痛苦、牢骚、艺术，在朋友们真挚友情的关怀与感染下，诗人凭借着天才的艺术表现力，将盛唐时代士人群体欢乐、悲伤、喜悦、绝望、自信、沉沦的情感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这不正是人们仰慕、热爱李白最主要的原因吗？他是盛唐时代最伟大的歌手，他的歌声唱出了这伟大时代光明的理想与暂时的黑暗，唱出了一代人的时代心声。

我们不妨稍显夸张地说，李白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赤手空拳、漫游天下而无衣食花销之忧，虽然不排除他本人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被赐金放还后甚至还笼罩着一层炫目的政治光环，关键还在于他耿介清高的人格力量，清雄奔放的诗歌艺术，洒脱飘逸的精神风采吸引着、牵引着不少读书人的目光、思想与境界，而伴随着所有这一切复杂过程的，就有必要的经济馈赠、酬劳以及补偿，这就构成李白经济收入的第三个来源。

正如前面所说的，在当时，李白的这些经济收入来源并不是特例，许多知名文人都有接受润笔、馈赠乃至漫游寄食的经历。杜甫就曾说：“惟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进雕赋表》）又说“倾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当时有许多达官贵人、豪商巨贾也愿意资助文士，常常延请才名出众的文人到家中做客，而文人们也都喜欢出入贵戚、商贾之门，蔚为一时之风气。他们“投刺干谒，驰驱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旧唐书·杨琯传》），他们“驱驰府市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旧唐书·薛登传》）。

这其中当然不乏欺世盗名、品德低下的人物，但总的来说，文人才士与豪商巨贾的密切联系，反映了盛唐皇朝重视才华、重视人才的社会风气。事实上，唐朝除科举之外，还开辟了多种有效途径延揽人才。唐高祖、武后、唐中宗、玄宗也都曾多次下达诏书，通过特别途径访求贤能之人。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为文人才士显露才华提供保障。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时期，“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国库充实，粮仓充盈，物价平稳，酒肆旅店齐备，驿站设施完备，社会治安稳定，这些对长途在外旅行漫游、寻求政治出路的士人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这也充分说明盛唐社会就是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

李白曾不无骄傲地歌颂盛唐：“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杜甫曾深情地回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其二）正是在经济繁荣、政治开明、充满机遇的时代，士人们拥有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空间，所以他们稍不惬意，便会爆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冲天牢骚。然而这种牢骚、不满，也是盛世中的不满、牢骚，也是充满希望的不满、牢骚。这种不满与牢骚的情绪，恰恰表达出对前途、未来更大的希望，所以李白才一边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一边又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归根结底，诗人对自己、对这个时代是充满了自信！

所以我们说，探讨李白的经济收入来源，并不仅仅是在探讨他的个人生存、生计、经济问题。李白经济收入来源的实质在于：一个社会如何看待知识、看待人才。透过李白的经济收入，可以窥见盛唐时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面貌，李白就是这个整体面貌的典型象征。李白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理想、幻想甚至是自己主观想象中的诗人，虽然并没有多少稳定的收入来源，却依然能够在盛唐皇朝的疆域里往来驰驱，自由漫游，并不因经济窘困而使行动受到束缚，使理想与追求受到限制。这说明盛唐皇朝不仅拥有宽松开明的人才政策，还拥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保障体制。正是由于这些综合的因素，我们才会以一种相对轻松、从容甚至钦羡的心态来探讨李白的经济收入问题，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禁不住向李白、向那个伟大的时代，投去敬重、仰慕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