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和话语夺权_风闻
Snorri-2020-02-01 11:36
作为经历了非典时期舆论场的人,看到如今某些媒体的姿态,不仅要感慨: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总在以自己的方式重复着。
很多媒体现在开始咬着“早期疫情控制不力”这一点不放了。这本身没什么问题。毕竟作为舆论监督,有问题就要一查到底。但不同的媒体,在引导方向上也是有不同侧重的。当然,现在的媒体,没有人会傻到直接硬塞私货,基本都是引导性的,隐蔽地把你往某些结论上引。
非典之后我就常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政府公信力?我一开始真的认为有这么一个概念,一个变量,就好像物理世界的速度、位移一样,真实存在的。后来我发现,政府公信力其实是一个伪概念,或者说是多个概念的某一侧面表现。我在欧洲问过很多人,他们对政府信任有多少。很多人说我不相信这届政府,我不相信现在台上的某某人。但他们对多党议会制的选举制度是绝对的信任。即便这个体制源源不断地催生撒谎骗票的政客,源源不断地催生腐败、无能、空头支票,他们也不认为当前体制有根本性的问题,只是觉得需要重新选一个“好人”上台。
选举制度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很好地把人治改头换面地融到了法治里面。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不仅是发生在政务官层面,也发生在立法、司法体系里面。比如说法官委任制、判例法、陪审团、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明明是人治的因素,可以被包装在“程序正义”里面,变成依法治国的好榜样。这些都是引导的后果。如果家庭里社会上人人都这么说,学校老师、专家学者都这么说,有些东西就变成真理了。
到了中国这里,很多东西都反过来了。一个官员不好,一群官员不好,某件事情某届政府处理不好,为什么?体制问题。不是换个官员,修改具体某个制度就能解决的,还有“根子上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懂的,不能说,说了就***。但你换官改制度肯定是敷衍了事,必须***,不***就是不行。这放在阿拉伯之春以前是绝招,无人能破。但阿拉伯之春之后,真的捅破了,捅烂了,大家也就发现了。即便你***了,好了,连根拔起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变成利比亚?埃及?乌克兰?说白了不就是大破大立嘛。20世纪大破大立玩得最成功的,我怎么觉得还是1976年呢?
想深一层,这里面很有意思。这说明所谓的一人一票、上街自由,其实只是虚幻的选择权,让大众有当家作主做决定的快感。这种“作主快感”其实是消解无能焦虑的一种药。适量用一用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用药过量还会导致强烈副作用,比如脱欧,比如法国的情况。但到了国内,媒体绝对不会认为换个官员就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时候大家反而是很清醒的,都盯着根子看,绝不允许糊弄。
国内不准用药,带来是什么后果呢?就是社会矛盾不断累积,裂痕不断加深,戾气不断加重,最后来个总爆发。警察渎职,警察被处理了,不行,还要深挖。贪官被查,坐牢了,不行,还要深挖。都拿个小本本记着,都记在***头上。记账为了什么?就是刻骨仇恨不能忘啊。苹果日报、三立自由这些造多少谣,没人拿小本本记着。南方系、在野党撒了多少谎?过去就过去了。而执政的出了事就是刻在耻辱柱上了,这还不是一个人的耻辱柱,一项法条的耻辱柱,都得刻在***的耻辱柱上。
媒体做舆论监督,为什么变成了积累社会仇恨?这个很有意思。把这事情换到单个的政客头上,说白了就是马克吐温《竞选州长》里面的内容而已。所以,说到底,所谓的公信力,其实就是某个对象的政治形象。所谓的公信力丧失,就是抹黑政治形象而已。我以前认为,这也是情有可原,毕竟要逼人下台,拿钱做事而已。然而台湾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认识到我错了。蔡英文上台四年,苹果日报、三立自由等媒体好像并没有玩这一套啊?原来大家都是喉舌而已。关键是:在台湾,即便都是喉舌,攻击的对象都是政客,没有人攻击选出这些烂苹果的制度。事情荒谬就在于此。多党体制让台湾政治空转20年,腐败变本加厉,经济停滞。但多党制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换到对岸这边来,抹黑的就不是某届政府或某个法条了,而是“根子”。所以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私货:多党选举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坏,就是坏啊就是坏。
香港去年的事情,则把这个事情推到了荒谬的地步了。没事硬找事,“黑警”这种层次的东西都来了。积累对警察的仇恨,已经毫无建设性可言了。警察只是工具而已。多党制国家就不需要警察了吗?多党制国家警察和你的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你把警察废了,对谁有好处呢?连不少“自己人”的媒体都开始质疑了。再说了,警察抓了人,法庭上马上就轻判了。这叫什么事呢?人大释法是岂有此理,法律是什么都是由“本地”法官来解释。而法官却不是民选出来的,行政长官都无可奈何。这叫什么事呢?
回到公信力这件事情,公信力真的是政府的吗?我感觉不是。甚至说,大陆这个环境下,政府公信力里面这个“公”字,其实是个伪概念。特朗普蔡英文之流占着公职撒谎捞钱,损害了什么政府公信力呢?和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吗?不是。我觉得,应该叫“社信力”。打击社信力,推崇资信力,这才是真的。邓公说了,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现在这句话好像也没用了。“宁要A的草,不要B的苗”倒是比较切合。50年前和现在,只是A和B互换了,这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卷土重来吗?
所以,媒体作为所谓的“第四权”,到底是谁赋的权,干的又是什么事,这个需要大讨论。到底是干的事是舆论监督,还是话语夺权?是老四长大了帮忙看家,还是老四翅膀硬了要争家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