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和话语夺权_风闻

作为经历了非典时期舆论场的人，看到如今某些媒体的姿态，不仅要感慨：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总在以自己的方式重复着。

很多媒体现在开始咬着“早期疫情控制不力”这一点不放了。这本身没什么问题。毕竟作为舆论监督，有问题就要一查到底。但不同的媒体，在引导方向上也是有不同侧重的。当然，现在的媒体，没有人会傻到直接硬塞私货，基本都是引导性的，隐蔽地把你往某些结论上引。

非典之后我就常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政府公信力？我一开始真的认为有这么一个概念，一个变量，就好像物理世界的速度、位移一样，真实存在的。后来我发现，政府公信力其实是一个伪概念，或者说是多个概念的某一侧面表现。我在欧洲问过很多人，他们对政府信任有多少。很多人说我不相信这届政府，我不相信现在台上的某某人。但他们对多党议会制的选举制度是绝对的信任。即便这个体制源源不断地催生撒谎骗票的政客，源源不断地催生腐败、无能、空头支票，他们也不认为当前体制有根本性的问题，只是觉得需要重新选一个“好人”上台。

选举制度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很好地把人治改头换面地融到了法治里面。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不仅是发生在政务官层面，也发生在立法、司法体系里面。比如说法官委任制、判例法、陪审团、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明明是人治的因素，可以被包装在“程序正义”里面，变成依法治国的好榜样。这些都是引导的后果。如果家庭里社会上人人都这么说，学校老师、专家学者都这么说，有些东西就变成真理了。

到了中国这里，很多东西都反过来了。一个官员不好，一群官员不好，某件事情某届政府处理不好，为什么？体制问题。不是换个官员，修改具体某个制度就能解决的，还有“根子上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懂的，不能说，说了就***。但你换官改制度肯定是敷衍了事，必须***，不***就是不行。这放在阿拉伯之春以前是绝招，无人能破。但阿拉伯之春之后，真的捅破了，捅烂了，大家也就发现了。即便你***了，好了，连根拔起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变成利比亚？埃及？乌克兰？说白了不就是大破大立嘛。20世纪大破大立玩得最成功的，我怎么觉得还是1976年呢？

想深一层，这里面很有意思。这说明所谓的一人一票、上街自由，其实只是虚幻的选择权，让大众有当家作主做决定的快感。这种“作主快感”其实是消解无能焦虑的一种药。适量用一用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用药过量还会导致强烈副作用，比如脱欧，比如法国的情况。但到了国内，媒体绝对不会认为换个官员就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时候大家反而是很清醒的，都盯着根子看，绝不允许糊弄。

国内不准用药，带来是什么后果呢？就是社会矛盾不断累积，裂痕不断加深，戾气不断加重，最后来个总爆发。警察渎职，警察被处理了，不行，还要深挖。贪官被查，坐牢了，不行，还要深挖。都拿个小本本记着，都记在***头上。记账为了什么？就是刻骨仇恨不能忘啊。苹果日报、三立自由这些造多少谣，没人拿小本本记着。南方系、在野党撒了多少谎？过去就过去了。而执政的出了事就是刻在耻辱柱上了，这还不是一个人的耻辱柱，一项法条的耻辱柱，都得刻在***的耻辱柱上。

媒体做舆论监督，为什么变成了积累社会仇恨？这个很有意思。把这事情换到单个的政客头上，说白了就是马克吐温《竞选州长》里面的内容而已。所以，说到底，所谓的公信力，其实就是某个对象的政治形象。所谓的公信力丧失，就是抹黑政治形象而已。我以前认为，这也是情有可原，毕竟要逼人下台，拿钱做事而已。然而台湾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认识到我错了。蔡英文上台四年，苹果日报、三立自由等媒体好像并没有玩这一套啊？原来大家都是喉舌而已。关键是：在台湾，即便都是喉舌，攻击的对象都是政客，没有人攻击选出这些烂苹果的制度。事情荒谬就在于此。多党体制让台湾政治空转20年，腐败变本加厉，经济停滞。但多党制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换到对岸这边来，抹黑的就不是某届政府或某个法条了，而是“根子”。所以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私货：多党选举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坏，就是坏啊就是坏。

香港去年的事情，则把这个事情推到了荒谬的地步了。没事硬找事，“黑警”这种层次的东西都来了。积累对警察的仇恨，已经毫无建设性可言了。警察只是工具而已。多党制国家就不需要警察了吗？多党制国家警察和你的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你把警察废了，对谁有好处呢？连不少“自己人”的媒体都开始质疑了。再说了，警察抓了人，法庭上马上就轻判了。这叫什么事呢？人大释法是岂有此理，法律是什么都是由“本地”法官来解释。而法官却不是民选出来的，行政长官都无可奈何。这叫什么事呢？

回到公信力这件事情，公信力真的是政府的吗？我感觉不是。甚至说，大陆这个环境下，政府公信力里面这个“公”字，其实是个伪概念。特朗普蔡英文之流占着公职撒谎捞钱，损害了什么政府公信力呢？和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吗？不是。我觉得，应该叫“社信力”。打击社信力，推崇资信力，这才是真的。邓公说了，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现在这句话好像也没用了。“宁要A的草，不要B的苗”倒是比较切合。50年前和现在，只是A和B互换了，这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卷土重来吗？

所以，媒体作为所谓的“第四权”，到底是谁赋的权，干的又是什么事，这个需要大讨论。到底是干的事是舆论监督，还是话语夺权？是老四长大了帮忙看家，还是老四翅膀硬了要争家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