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过的老龄化与躲得掉的低生育_风闻

疫情危机笼罩人们心头之前，日本人口连续负增长、韩国人口停止增长的消息曾一度反复刷屏，媒体和网民对老龄化和低生育由来已久的“担忧”再次被推上新高潮。东亚国家的社会共性早已得到从网络到现实中大批群众的认同，“兔死狐悲”式的哀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年，老龄化和社会低生育率是媒体保持追踪定力的几个核心话题之一，前网络时代老百姓对人口膨胀的忧虑尚未从记忆中消退，“人口红利”、“未富先老”已经悄然成为耳熟能详的词汇。这些新闻人给我们构建的逻辑非常“直观”：人均寿命延长-社会年龄结构老化-育龄青年不愿生孩子-老龄化程度加重。这套逻辑往往还会配上一则前传：年轻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也就越来越不想生孩子。

平心而论，社会成员对老龄化和低生育的担忧理直气壮，明正言顺。重要的是，理直气壮之余，就要明察秋毫、言之有理。在我看来，不同于媒体连篇累牍的渲染，老龄化与低生育之间固然存在因果关系，但鼓吹通过多生孩子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显然是南辕北辙。

首先，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形态迥然不同，高死亡率这一农业社会的常态，对出生于工业社会的个体来说难以想象，全然无法体会其实就在几百年前，人类社会依然是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动态平衡中挣扎。一个社会从逐步实现工业化，再到有幸进入较高发展水平的新阶段，必然经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变化轨迹，而老龄化正是这一演变过程的附带产物，在工业化进程最剧烈阶段所诞生的群体，就是这个社会仍有生育高峰的最后一代人，其后社会趋于富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再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观念。因此，旧大陆的发达经济体无一例外逃脱不了老龄化危机，新大陆国家也绝无可能摆脱历史规律，只是由于移民因素可以将危机延后，但终究无法回避，该来的仍然迟早会来。这同时也能解释东亚国家为什么显得问题更加深重，因为这几个传统上的农耕国家先天人口负担最重，人地矛盾最突出（无论按照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的标准）。一句话，随着最后一代“婴儿潮”的老去，老龄化必然随之而来。

如果老龄化没来，人口结构一直年轻，那便说明生育高峰仍在继续，与之相伴的也必然是人口持续膨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用“这代人跟上代人一样多生孩子”的方式保持“活力”，毫无疑问是饮鸩止渴。想要感受到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比较饱受老龄化之苦的发达国家与人口不断爆炸的第三世界国家现状，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结论。人口必须赖以土地和自然资源生存，这是客观常识，人口上限的概念至少在当前科技水平下无法回避。至于还有人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其实充满了对人本思想的违背，这一叙事体系实则完全站在资本家的角度，贪婪地夸赞自己拥有可无限替换的人体原料。

当然，从社会中坚的劳动者出发，为自己未来担忧是另一回事。挑动大众认同“养老难”与“低生育”之间存在逻辑关联最核心的一项理由就是：孩子生少了，今后为老年人承担养老费用的人口就少了，也即所谓“几个人养一个人”的问题会愈加严峻。这种认知，其实不过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误区，也不得不说，把全社会的养老问题曲解为庞氏骗局，并不断强化其模式的合理性，是资本家及其打手的一大发明。

事实上，保障、提高退休群体的生活质量，同维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并无二致，归根结底都是回答如何改善民生的问题。两者的解决之道也应当一脉相承：真正改变财富的分配结构，让每个人的收入待遇与做出的贡献更相匹配，把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变成事实而非仅仅是口号。至少也要让通过资本增殖获得天量财富的人，在承担社会责任上受到更加严格的督促。对于一线劳动者来说，收入待遇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相应增长，乃是公正社会的应有之义；对于退休人员而言，通过加大二次分配力度来保障生活，自然也是正义之举。因此，老龄化是工业化进程中绕不过的坎，但同时也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不怕解决的问题。

而长期被绑定在一起的低生育困扰，虽然与养老难并无迫切关联，但也的确是必须应对的课题。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称，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段子就是段子，可以反映情绪，但显然经不起推敲：上一代人的“房价”更高，但生育意愿仍然比当代人强烈。这个“房价”不以市场化的货币值体现，但排队数年才能分得一间“老破小”，性价比相比今天只低不高。当然，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房价”，还可以理解为更为广义的生活成本、生活条件，但同样的事实是，当代人的生活水平相比从前，也是提高而非降低的。

工业社会，“为什么要生孩子”的逻辑跟农业社会完全是两回事，养儿防老在过去是天经地义的道理，父母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把生儿育女当作长期投资，“来自家庭的剥削”之说即从此而来。有时我们看到新闻，学有所成的农村孩子出国后一去不返，彻底逃离原生家庭，其中一些情况就是父母对生养孩子的理解还停留在农业时代，但孩子已经不可能照此接受了。现如今，我们很难简单轻松地答出生孩子的原因，并且答案本身就不是唯一的，但至少可以肯定，为自己、为世界创造和培育新生命必然应当是富有感情、充满暖意的自主行为，当今为人父母者对于亲子关系的预期也完全有别于过去。在今天，真正影响适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原因，其实在于两点，一是生活质量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二是休假权利保障、幼儿抚养政策等方面的社会福利缺失。针对第一点，社会进步以及视野拓宽吊高了年轻人的胃口，这本身无可避免，现实生活的提高永远赶不上对未来预期的膨胀，从这个方面入手，除了继续脚踏实地促进生活水平之外，还在于创造公平正义的环境，消除成功学、暴富梦的毒鸡汤，消灭攫取不义之财的土壤，还世人一个健康的心态。对于第二点，则需要重拾传统的福利保障措施，打击被高薪掩盖的身心剥削，因为无限的加班和过劳工作透支了劳动者的健康，剥夺了陪伴养育下一代的宝贵时间，毁灭了身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凡此种种，都必须依靠政策层面的强制约束来改变。从根本上说，走出低生育的陷阱的正常历程，应当是劳动者夺回自己一项自由权利，而决不是重新为资本家提供新一批35岁就能踢开的消耗品。夺回自由权利的育龄青年，才会放心和愉悦地去行使权力。

概括来说，对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而言，老龄化不光无可避免，还是符合社会进步规律的正面体现，而低生育之所以是个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为了维系庞氏骗局，而是为了社会成员自身的正当权益，这一点又跟解决养老问题殊途同归了。找到了其中一个答案，也就找到了另外一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