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评唐志红被免职：大政府小政府是个假问题_风闻

前面的文章写得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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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再扯点淡。

　　每年的“国考”，报名者与日俱增，今年更是出现七八千人争一个职位，实在是壮观。据说有位校长劝学生不要逃课：“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啊？”孩子答：“想当官。”校长耐心地说：“当官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怎么行啊！”

　　这可能是笑话，但实情是，当问到定点医院收治能力床位数量、核酸检测能力时，守土有责的黄冈卫健委主任真的能够做到一问三不知。所以有些人提出来，还是外国的小政府更实在。

　　先不说大政府小政府这个问题，单纯从数字看，中国的官委实太多了一些。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统计：“我们的官民之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1∶67，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担忧！” 这番言论看似有理，实际上中国古代官少是有原因的，原因即在于开中法。自宋明以降，国家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和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士大夫自以为无为而治，基层治理更是完全委托胥吏，完全不能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政治上虽然说是中央集权，经济上却是自由主义。官僚集团既缺乏财富统计的手段，又缺乏将财富集中起来向未来投资的机制，这在政治组织上表现为一盘散沙，从未真正掌握基层，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市场放任，放纵吏蛋豪民鱼肉百姓。从而使经济发展完全没有组织效率，也缺乏信用手段。即使是清流，也往往流于空谈。因此后人说明亡于清流。而新中国之伟大，在于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清流们所看不起的基层干部，才是中国复兴的支柱。清流们喜欢说什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却不知这个名言的作者阿克顿勋爵所批判的绝对权力，指的不是政府，而是英格兰银行。

　　马克思指出，作为国家的债权人，英格兰银行一面通过诱使向王室收取利息，一面又通过依托国债发行的银行券向社会放贷。马克思所揭露的这个空手套白狼的金融家阶级，不知为何被后世翻译成“流氓无产者”。

　　作为英格兰银行的学生，美联储把这套一鱼多吃的把戏玩得更溜。而后世往往不知道它是由私人组成的，美元是私人银行发行的。美元是以美国国债为抵押的货币的银行券。美国人民永远还不清国债，因此美元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旦国债还清，美元也不能印出来了。

　　正因为银行家是美国政府的债主，因此只要政府稍有不合意，银行家就可以关它的门。而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大政府小政府是个假问题。相对于政府，银行家的权力才是绝对的权力。

　　所以有专家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解决之道。其实我们的政府已经够“小”的，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前些年教育，住房，医疗，全都管不了。外交上也无所作为，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上门来了。话说回来，要说“大”也够“大”，大到买菜刀要实名，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事么。它就有这闲心，天天跑到大街上查暂住证，掀小贩们的摊子！有的地区警方还公然提出，要为知名企业家提供特殊保护。所以说问题不在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在于它是谁的政府。

　　一个自我组织自我监督的机构，必然会自己捞好处，也必然会不断自我膨胀。这样的政府，权力再小也不是好事！相反，如果这个政府是民众的，那么，它的权力再大，也对民众有利，其人员与机构自然会不断减少，直至消亡。传说尧让位给舜前，曾找过许由，可是许由不愿接受，连夜逃了。许由不愿意当官其实很好理解，那时候当官辛苦，大事小情都得公议，而且财物又不能私有，捞不着好处。如果像现在这样，当个县长就能配奔驰，还怕没有人来当官？

　　严格地讲，我们现在也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可惜我们没有消灭另一种私有──社会权力私有制，这就更糟糕了。在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社会权力再集中也不能完全限制各经济单位内部事务的自主，整个社会因此还有自动调节的补偿能力。但是，如果共产不共权，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没有任何制约。公有财产等于是权力占有者的个人私产。权力因生产资料的公有侵入社会每个细胞，无所不及，无所不管，很少有分权状态予以缓冲。权力占有者的一切妄想荒谬和愚蠢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权力私有制的危害比任何时候都严重。

　　在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它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革命胜利之初，民众把政权交官僚集团托管。历史的教训表明，官僚是靠不住的，如果民众不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组织起来，不断地斗争，不断地革命，那么必将被排除出政权之外，也就意味着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也就意味着社会公有变成了官僚所有，最后变成私有制。

　　马克思深刻指出，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对经济各部门进行改造，如果不能支配生产资料，而是被资本和金融所支配，那么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而且资本家还会把造成危机的原因归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如果普通民众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如果资本家或者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那么，无论民众选出何等样的总统，他也只能依靠资产阶级或者官僚集团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民众进行统治。法权怎么可能超越社会生产关系呢？

　　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共产党宣言》最后说：“（共产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后世的实践者，因为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是出于本部门、本阶层的利益的考虑，而把企业家等同于金融资本家，把私有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市场经济等于同资本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等同于买办资产阶级，从而犯了很大的错误。

　　同样地，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把政府关进龙子里。实质上，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政府才有力量防止生产资料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财团鼓吹限制权力，无非是为了垄断社会生产资料。

　　如果金融受制于少数人，则少数人必定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市场和生产就会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如果那样，不但民众受剥削，民族资产阶级受创更重，市场经济也搞不成。胡雪岩可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