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变革脉络：回顾1932霍乱之夏的成都_风闻

果然不出所料，抗疫正酣，中医又被牵扯到黑粉的炮口上了。

这次的引线是双黄连。

只不过因为双黄连是中成药，你看许多微博自媒体的评论，基本论调就是中医又增添一个黑料，甚至有文章把义和团和双黄连等同起来，中医又成了我民族愚昧无知的象征了。

这事就搞笑了，做研究的是中科院上海药物所，随便公布消息，用词不准确的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从来就没哪个中医医生说过双黄连能预防新冠肺炎，而且双黄连腹泻呕吐等副作用，也是长期以来中医界承认的，很多中医师迅速反应普及医理。

基本责任都搞不清就囫囵攻击中医的，与说风就是雨抢购双黄连、板蓝根的乌合之众，区别很大吗？

说起来中医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医学，但近代这一百多年变革，远远超出中医史上的其他时期。

这是一个长达百年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严格说来，这个过程迄今为止尚未结束。在国家社会的大动荡与大变革中，中医为了生存，不仅努力不懈地向世人证明其价值，在不同制度下探寻适合的位置，而且中医自身的变革的程度，远超过其坚守的传统；有学者曾说，如果一百年前的中医师穿越到如今，恐怕也不敢将现在的中医认作自己的子孙。

它的变革很大程度是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催化而成，然后在新中国强有力的执行力下，形成现在中西医共存的医疗体系。

而在1932年夏天波及全国的霍乱中，一个城市军阀政府的无能缺位，使得中医医师积极投入地方的防疫工作，可以看出近代中医变革的脉络。

1.

三十年代四川政治的舞台依然是大小军阀唱主角，1932年的省会成都由刘文辉、田颂尧与邓锡侯“共管”。

当时的成都市政府，夹在三支军队间蹒跚而行。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军队系统与政府间权责不清；城市的税收收入大部分被军队把持分配；甚至政府官员的任命，往往是三军争夺妥协的产物。三方关系微妙而又暗潮汹涌，成都的政治结构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到1932年11月，刘文辉与田颂尧最终以巷战打破了这种平衡。

刘文辉

然后在7、8月之际，全国性霍乱在成都爆发。

政府对疫情的反应，除了依靠驻军印制一些防疫传单张贴于大街小巷，也仅仅是由卫生局采购一些防疫药品提供给临时成立的防疫医院，仅发放了二万张的免费药品注射证。

这对于“虎口”下拥有四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无异于杯水车薪。

政府的无能，医院的匮乏，绝大多数成都人只能向杏林弟子投去求救的目光。

2.

中医在传统社会的地位，偏重于师徒式的传承方法。

从20世纪初开始，成都巡警道以统一考试为医生挂牌，民国时期的市政府（市政公所）卫生局承袭其法，多在开业行医时贴上了官方认证的标签。虽然表面上更“正规化”了，但实际中医各自为政、师徒相传的状况依然如故。

这样一群以自学、私授为主的医生群体，其质量和水平良莠不齐不说，而且流派纷杂，同行相忌，甚至互相攻讦。

1926年成都成立了一个“医民总工会”，却因部分医界人士对这一组织的名称不满，退出自组一个“中医学会”，后改称“医民联合会”。同业组织不能统一使得许多医界人士无所适从，未加入的医生数量很多，而且这类组织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能组织大规模的医疗行动。

但在延续人民生命和事业生命的双重责任下，成都中医界不得不打破门户，捐弃往日嫌隙，选出名医沈绍九为魁首，团结起来扛起了成都防疫的重任。

凭借自身的威望，沈绍九与名医陆景廷一同倡议医界人士不分流派和门户，共同组织救护队。根据疫情的状况，沈先生特意混合抽调“工会”和“联合会”的医生，五人为一小组，分头行动，挨门逐户向患者送医送药，宣传防疫知识。

没有比灾害更能团结人心，成都中医界在抗疫的共同行动中，集思广益，以治疗效果为归依，消弭原来势同水火的流派畛域，平息宿怨矛盾。

组织上的障碍扫除后，如何进行防疫，选择怎样的医疗手段，是成都中医面临的具体问题。

3.

霍乱在当时被称为“虎烈拉”，发源于南亚次大陆。19世纪英国霍乱猖獗，与天花、结核病并称为时代病。

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虎烈拉”疫情，是发生在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海路传入而引发。此后霍乱的病菌沿着水路逐渐扩散到内陆，同治六年（1867），四川出现了霍乱爆发的首次记录。

19世纪西医针对传染病，形成了以疾病细菌的理论基础，而传统中医是以“疫气”的概念看待包括霍乱在内的各种瘟疫，这种观念相比起来虽然粗糙，但对于隔离等防疫措施，却具有很大的开放性。

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疫情控管的方式方法。这些方法既有国外经验的传入，也有城市管理者自身经验的累积。例如1908年重庆发生霍乱疫情，巴县官员主动在港口设立疫情排查点，这是中国社会内生的、与检验隔离制度相契合的“近代”防疫方法。

此次疫灾中，政府缺位导致“强制隔离控制”无从施行。防疫队特别强调发动疫区群众打扫环境卫生，灭蝇灭鼠。此举看似平常，却意味着成都中医已经主动或被动接受了以疾病细菌理论为基础的传染病理论（至少部分接受，或是承认有理论效果）。

而对于霍乱患者的医治，沈绍九凭借深厚的医学修养和丰富的行医经验，研制出“理中汤乌梅丸加减”，使许多病人从垂危中得以生还。药效可以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研制出的“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相媲美。

理中汤和四逆汤应该是中医界经过几十年摸索，发展出治疗单个霍乱患者（寒性霍乱）非常有效的汤药。上海的景和医院临时救疫所曾分别运用盐水注射和四逆汤于数十位霍乱患者身上，“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此可以为上海时疫医院首一成绩，又可见中医四逆汤、理中汤之方，可与西方樟脑针，盐水针并驾而齐驱”。

然而，这两幅汤药在当时的情况下熬制不易，成本也不低，尤其是理中汤乌梅丸的方剂里还包含富贵人家才用得上的药材——人参。防疫队的经费全来自于私人解囊，以有限的经费和资源，怎样应对庞大的医疗需求，成都中医正碰触到了中国医疗事业最根本的矛盾。

防疫队里有位中年医生，名字叫李斯炽，采用“苍术、细辛、牙皂、荜拨、公丁香、石菖蒲、枯矾、火硝、雄黄、冰片、麝香等药物制成‘防疫邂瘟丹’”。

这一方剂很大程度上结合了中医医理和民间疗法，在医理方面不如沈先生高明，在药效方面，也没有“四逆汤”的强力。但它成本低廉，药材原料很常见，可以大量生产、分发。对于许多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穷人而言，这剂免费的药丸不啻于“仙丹灵药”。

4.

从结果论来说，这一次由中医自发开展的防疫，并不算完美。

数百万人口的上海，因统筹得当、防疫得力，该地成为全国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据统计该地患病人数为5439人，死亡444人。相比之下，四五十万人口的成都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要高出一档，《新新新闻》的两次疫情报道显示死于此次霍乱的人数接近两千人。

但这口锅很大程度要由政府来背。实际上，现代卫生体制，政府的组织和行动是重中之重。

从成都历史纵向来看，四十年前的1892年，那一年的虎疫，据称是“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而那时的成都人口，估计只有二十万人左右。

死亡率是成倍降低，是中医师们的防疫工作成效显著的证据。

当然，这场霍乱改变了成都中医界，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民间大量充斥着以食用“白坭（即观音坭，产山岩间，荒年人民以之为食者）”、“白矾”等来“泄毒”的治疗方式，报纸杂志漫天都是“主治霍乱、吐泻、镇痛、免疫”某某“灵芝水”的广告。不管这些治疗理念和方法对于中医名家来说是如何荒谬，但在当时中西医激辩的语境下，这口黑锅最终还是由“中医”来背。

更重要的是，保守的成都中医界，积极修正医学知识，更新组织方式。他们努力拯救虎口下的生灵，不仅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也让聚讼不已的中医的转型路径清晰起来。

以沈绍九、李斯炽为代表的成都中医，秉持传统医者“悬壶济世”的仁心，主动拥抱了公共卫生的“现代”模式。

以李斯炽为例，他深刻认识到中医组织统一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中医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的学校教育。因此，他于1936年组织了四川医药改进社，编印《医学改进半月刊》，同年，在四川国医分馆馆长赖华锋的邀请下，李斯炽毅然担任了“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医学院（即四川国医学院）”院长一职，成为四川中医学术发扬革新之创始者。

直至1979年去世，李斯炽将自己的后半生都投入到了“普及医理”的现代中医教育事业当中。从民国时期半官方的“四川国医学院”，再到新中国时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几十年来他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伴随着中医和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而他们这一代的医者，也以现代学校教育为“刀斧”，将中医这原本满身杂质、黯淡无光的“璞玉”，打磨、镶嵌进了当代中国医疗体制的基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