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武汉疫情事件最后只是几个学者背锅，那实在是太可悲了_风闻

原创：宗城

武汉疫情事件的三个疑点

宗城

武汉疫情事件从地方扩散至全国，发展成为中国非典以后最严重的公共卫生性事件，它已不仅仅是医疗系统内部的问题，也成为检验地方治理的试金石。关于此事件的媒体分析、非虚构报道不少，集中的一个批评点是有关部门可能存在的瞒报、漏报，疫情爆发后，国务院面向群众鼓励检举瞒报、漏报行为也可见中央政府的态度。但是，除了瞒报、漏报之外，武汉疫情事件有一些疑团仍是悬而未决、有待督察组、媒体同仁深入调查的，要梳理这些问题，不妨先从几个时间点说起。

12月1日到1月20****日，有关部门的反应

第一个时间点是1月20日。在此之前，它是一个地区性的事件，披露这件事的媒体主要是武汉地方媒体和《财新》《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等个别严肃媒体，讨论它的人也还不是很多。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坦诚新型冠状性病毒存在“人传人”情况、中央领导人要求重视疫情后，它演变为全国的大讨论。随之到武汉封城、全国多地进入最高级别预防。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1月20日后，它才得到了与事件严重程度相匹配的报道力度，武汉政府的相关决策也才更积极，而在1月20日之前，武汉有关部门却恪守着所谓“外松内紧”的策略，导致疫情蔓延？

对此，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的解释是：“20日之前信息不透明，武汉是依法行事，无权公开；20日国务院会议给疫情定性之后，我们就主动公开了。”也就是说，20日之前，武汉市政府是知道疫情严重程度，但碍于审批程序，无法公开。可是令人疑惑的是，武汉肺炎第一例案例出现在12月1日，据1月20日多达50天，究竟是什么审批程序，能够将武汉市政府卡住50天之久，与此有关的人员，是否意识到疫情的严重程度？

在《柳叶刀》详解武汉肺炎最初41个案例的论文中，首例感染患者出现症状的日期是2019年12月1日，且在最初41个案例中，即有人传人迹象。可是直到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2020年1月1日，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才贴出休市公告，随后进行了彻底的环境卫生整治。（引自《财新》）

12月31日，武汉的通报仍然声称病毒性肺炎“未发现人传人现象”。直到二十天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才证实了武汉肺炎的“人传人”现象，且有医护感染。

于是我们看到：从12月1号到1月20日长达50天的时间，武汉没有对应的防疫措施，百家宴照常，大型集会依旧，而湖北省委对此亦无动于衷，省人大会议照常进行，湖北其他市镇、乡村没有任何预防措施，这才使得疫情朝着可怕的趋势蔓延。

学者为了学术利益而隐瞒事实，还是另有隐情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卫健委12月31号曾派出专家组，调查武汉肺炎的真实情况，专家组给的意见是: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

可就在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的论文里，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的研究者在分析了武汉疫情早期的425名患者数据后，发现早在12月底到1月初那段时间，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的患者数量就开始占据绝对多数。病毒人际传播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为什么几乎在同一时间，疾控中心的部分专家通过样本得出的情况，和释放给公众的情况并不一致？在这个时候，诛心地认为科研人员因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公众利益，是一个轻易但未必站得住脚的结论，因为这些科研人员同时也是公职人员，他们很清楚谎报的后果，而他们身处在这位的位置上，没必要为了发学术论文冒如此重大的道德评价风险。

**真正应当追问的是：**如果疾控中心的学者早在1月初就知道存在人传人的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一步受阻，使得武汉卫健委直到1月10日给出的论调依然是：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为什么耽搁了20天后（1月1日到20日），才通过钟南山确定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状况？

这个现在还没有定论，所以还不能确定说，就是谁的责任。舆论现在把炮火对准疾控中心的学者，仿佛这些学者应该为事件后果买单，但是，如果这次全国性的卫生事故只是由几个学者背锅，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的表现情况如何

与此同时，2003年SARS疫情之后，国家花重金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本来是为了预防重大疫情发生、地方瞒报漏报的，但在此次武汉疫情中，它的表现却值得商榷。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在接受《经济观察网》采访时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中国疾控中心更是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并且，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中国疾控中心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但在此次武汉疫情中，这一套监测信息系统在某些环节似乎出了问题，导致中国疾控中心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得知疫情扩散，没能阻止患者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假设这个应急机制运行正常，它是可以弥补地方部门的决策失误的，只可惜没有如果，一切都为时已晚，如今我们在做的是事后的补救，而不是事发的第一时间扑灭，当东京的学者感叹于中国科研人员在此方面的努力时，有关部门的决策之缓慢、审批程序之繁琐显得更加刺眼。

和这些情况同样闭眼的，是即便疫情已经扩大为全国事件，中央下派了督导组调查，依然有一些部门拖沓、滞后，把人命当玩笑。比如:当中央督察组来到黄冈，询问黄冈卫健委负责人相关情况时，负责人却是一问三不知。这样滑稽的场面被央视报道了出来，当时，督查组问：“这个医院房间总量能接待多少人？”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沉默）” 黄冈市疾控中心主任陈明星说：“118。”唐主任却说：“我记得是200左右……”督查组追问：“到底多少？”二人依旧含糊其辞。堂堂一个地方卫健委的主管负责人，对于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具体床位数量却并不太清楚。

这位主任在不久后就被免职了，但还有多少尸位素餐的官员侥幸于暗处，如果没有武汉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没有督察组的来临，他们是否依然高枕无忧，日复一日消耗着群众的耐心？我们看到，在诸多一刀切的决策背后，暴露的是湖北地方部门在治理水平上的缺失。

因此，在武汉疫情爆发后，笔者曾在日志里说：武汉病毒性肺炎事件不只是天灾。它是一次珍贵的、甚至可以说代价惨痛的、一次面向整个社会的“教学课”。在这堂课上，我们学习的是本该在十七年前就学会的知识，我们复述的，是当年的人们，用生命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它所说的，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科学防治、公开透明八个字，但就是为了学会这八个字，我们的社会付出了不可计量的代价。而唯有真正上好这堂课，彻查事件的源头，进行制度与观念的补救，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告慰。而不是一次次迟到的悔恨、总结，事了之后又重蹈覆辙。

我们缺少的不是赞美，而是诚实，不是英雄主义，而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如《鼠疫》所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