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专家学者的责任与良知何在？_风闻

       导言：《环球时报》胡总编在其《公众的不满转向国家卫生系统管理者，后者应当感到愧歉》一文中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受到质疑，成为舆论将不满转向国家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的导火索。几天前，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到，他获得信息后，得到授权才能披露。舆论核对《传染病防治法》发现，通报重大疫情的权力的确属于国家卫健委。武汉的疫情早期通报慢了，显然不光是武汉的事，国家卫生管理机构同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当前国家和人民都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刻的时刻，对于这班子学术大咖，胡锡进先生的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

       1、疫情当前，论文重要还是防御措施重要？名分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当全国面临疫情威胁的时候专家应该做什么？这些道理谁都懂。但事实上未必如此。中国顶级专家这个名分已经很大了就差没又再加宇宙二字了。国家领导人不是流行病学专家，所以决策者的决策是需要从专门家那里得来，也就是国家的决策的理论根据是小从专家那里得来的科学道理。如果专家不说实话，或是打马虎眼，那就麻烦了。《山坳上的中国》有句话就是说的这事：“决策者的决策是从学者那里讨来的，而学者的理论则是从想象中升腾出来的”。

       2、事情总要有个轻重缓急，事关国家和人民安危的大事尤其如此。在国难当头之际，“乡山老野素心人”躲在一边操持自己的“精妙发现”着实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清高或者说学术傲慢，这是在有悖于“匹夫有责”的祖训：没看见一线医护人员的“苦战突围”吗？没看见得不到最新疫情和病毒毒理信息的医生在夜不能寐吗？没听到武汉市民急切的呼声和问询吗？各种冠状病毒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交叉感染，顶级专家不是不知道，疾控部门拥有最好的毒理分析手段，经济专家也都有最多的经验，但就是“我知道，但不说”——连个实事求是的忠告都没有。**“可防可控”**是理论上的东西，那是需要一整套防治技术措施和管控制度来做保证的，**没有这些防治技术措施和管控制度，“可防可控”就是一句空话！**满脑子的“发现和认知”不在国内告诉决策者和一线医生，却忙着到国外“解放全人类”，中国的没解放，全人类就解放了吗？世界医学防疫界学者有的是，想必他们绝大多数也不赞成你们的做法。

       3、2019年12月，一群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被发现与中国武汉一家海鲜批发市场有关。通过对肺炎患者的样本进行无偏序测序，发现了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次冠状病毒（β-回旋病毒）。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这一切都表明武汉的疫情已经存在一个多月了。上下三级疾控机构究竟对一线医护人员有什么知道或者交代？仅仅就是**“可防可控”**理论概括吗？至今冠状病毒的详细分布都没组织力量查清，这是疾控部门的成绩吗？就算一线医生“不才”，那也看出些门道。要不，为什么能够“孤军奋战，奋力突围”一方面抢救治疗，一方面研究病例，做统计分析？你们闲来无事自然可以潇洒的做“回顾性分析”，一线医生可没这条件：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都集中在疾控中心手里，一线医生即使有那个时间也做不了大数据统计，不是吗？

       4、湖北武汉当然有自身的问题，但疾控这事原本就是一个复杂大系统问题，在整个系统中一线医生只能承担他们所在的那个节点的任务，总体的技术指导意见，即技术信息总体的反馈控制链在你们顶级专家的手里。你们藏在抽屉里不拿出来，党和政府也难实施科学有效的总体调控，不是吗？“可防可控”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说，可那是要有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和措施以及实验数据等等做基础，进而形成国家决策并加以具体实施才能实现的。怎么才能可控，怎样才能可防。专家都在泛泛而谈，“打赢这场攻坚战”能顺利实现吗？      

       5、说点实际的事。这么多博士学者至当前紧迫的疫情控制大事于不顾，倒是利用国家资源蹲进自个儿“茅庐”中做自己的“功课”，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当务之急不是你跑到国外发表论文以示国际交流和“支援亚非拉”，而是怎样指导湖北战胜冠状病毒。你们每个人甚至连阶段研究体会都不与一线抗病医护人员沟通。反而倒是“圈内”苟苟且且，真倒是“集中力量”办了自己的大事。天良之丧尽，真是可忍孰不可忍！“学以致用”是先人的教诲，不接地气至少可算作学术的滥觞。

      人在做，天在看。是真是假，是忠是奸，公众自有评价。高先生一路泛泛而谈的应付社会关切，只字不提“人传人”。真可谓是为了一己之利守口如瓶。都国内“顶级专家”了，这名分么还看得那么重？想想邓稼先和彭桓武，自己不觉得羞愧吗？为什么社会舆论对专家有贬义之称——砖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没有学问，而是不干正事！

       说轻了你们是缺乏责任感，说重了就是国家养了”白眼狼“。

      附：

      《胡锡进：公众的不满转向国家卫生系统管理者，后者应当感到愧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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