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整个世界的危机考卷：PHEIC的诞生与运行_风闻

虽然今天大多数企业都还没有复工，但相信昨天晚上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不眠夜。

关于世卫组织是否决定将新冠病毒宣布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PHEIC）的消息，终于在凌晨公布，随即而来的是一串的解读，有关PHEIC和疫区定义的区别以及宣布PHEIC可能带来的影响已经有了很多讨论，但很多人仍然在担忧，这一消息宣布后中国经济会“倒退X年”。

其实与其焦虑，我们不妨看看PHEIC这一机制的诞生始末，以及在过去几年的执行过程中，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

PHEIC的诞生：是限制还是保护？

相信伴随着海外航司停航的一些消息，普通人最担心的就是PHEIC宣布后，中国会遭受所谓的“疫区待遇”，进出口贸易遇冷而导致经济损失。

PHEIC的定义是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其实PHEIC机制诞生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减轻公共卫生安全带来的损失，其中也包括经济损失。

故事还要从2002年的非典讲起。自非典开始爆发到蔓延全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商业活动停摆、公共卫生费用增加、贸易暂停等等一系列影响。WHO曾经给出估计，仅仅从2002年到2003年一年间，非典给整个世界带来的经济损失就达到了300亿美元。更不必提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巨大伤害。

从理想状态看来，发现疾病、通知其他国家、一起做好防疫措施防止病毒蔓延，是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普遍流程。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例如在病例刚刚出现和医疗系统确认爆发之间，通常还存有控制空间，即使是传染性很强的疾病，也可以通过良好的控制来减少传播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启动了全球性的防御机制，不仅仅是资源的浪费，也会多少会涉及病例出现国家的经济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是，疫情被发现和承认严重性后到整个国际上的关注之间出现延迟，就很有可能导致疫情进入那些反应迟缓的国家，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在2005年，PHEIC机制出现了。PHEIC机制的存在，让WHO作为一个相对更公平的第三方对全球进行“监督”和指导，让疫情不会成为国际间经济制裁的工具，也通过《国际卫生条例》把PHEIC的应对上升到法律层面，让各个国家及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扩大其影响。

所以要肯定的是，被宣布PHEIC对于中国来说，虽然短时间内确实会对外贸、旅游等等产业产生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从疫情扩散时就已经开始发生），但其本意和目的绝非限制和制裁，反而是在保护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

PHEIC十年：在质疑中成长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中的决策算法，PHEIC的确定取决于四点：事件对于公众健康的影响严重与否；事件是否事出意外；国际传播风险是否巨大；国际旅行和贸易限制的影响是否巨大。这四点中占据两点，会员国就需要通知世卫组织。从这四点标准来看，除了疾病，化学武器的使用、污染泄露等等问题也有可能触发PHEIC。除此之外，天花、SARS、人类流感等疾病的任何新亚种，都会被列入PHEIC中。

这也就形成了今天的情况，除了这次的新冠病毒外，世卫组织还宣布过五次PHEIC，分别是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小儿麻痹症、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2016年的寨卡病毒和2019年再次宣布埃博拉的PHEIC情况。

在十年间的运行过程中，PHEIC机制的本身也是在不断的监督、质疑中发展起来的。

像2009年第一次正式启动PHEIC就是如此。

其实从2007年起，世卫组织就在参与大型流感疫苗的研发工作。而在2009年H1N1开始广泛流行时，过往的准备和累积发挥了作用，全球卫生当局在三个月内批准了大量疫苗的应用。但这样的应对措施仍然受到了批评和质疑，原因是当病毒出现三天后，科学家就分离出了H1N1病毒，世卫组织在一个月后了发布PHEIC。批评者认为明明对于大型流感早有准备，还发布PHEIC会过分造成民众的恐慌。

而在2014年应对埃博拉时，世卫组织又被质疑反应迟缓。

当时2014年3月埃博拉确诊后，世卫组织动员了疫情警报、无国界医生建立了办事处，但这些举动并没能阻止疫情传播，直到当年8月份世卫组织才发布了PHEIC。当时埃博拉已经造成了近1000人死亡。

最近经常被拿来做案例的“寨卡病毒”也是如此，很多人乐观地认为，巴西在被发布PHEIC后仍然举办了世界杯。但实际上国际对这种状态并不满意。因为对于寨卡病毒与小头症之间关联的不理解，即使感染人数逐渐上升，在2015年12月到2016年1月发布PHEIC期间，国际媒体对于寨卡病毒的报道关注非常少。

其实从这五次PHEIC的发布来看，除了第一次应对H1N1时有批评者认为世卫组织过度紧张，接下来几次PHEIC发布都被诟病不够及时。当然不够及时的原因的有很多，包括因为对病毒的陌生而导致在科研上耗费时间，又或者政治动员进程缓慢。但毫无疑问，国际上的主流声音是在督促世卫组织尽可能及时的发布PHEIC而降低损失。

因此这一次针对新冠病毒的PHEIC发布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包括在未来发生类似状况时，理论上来说世卫组织的动作也会越来越迅速。

协作、认知、回答

可以说在过去几次PHEIC的发布，以及整个世界对于过往PHEIC的复盘中，一种协作模式和认知逻辑已经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于经济影响的担忧会对国际间的政治动员产生影响，也意识到了应对疫情时医疗技术累积准备的重要性。因此PHEIC产生的影响，相比以往也存有大量的变量。这次世卫组织特意提出的对中国的信任，以及不建议对外贸、出入境进行限制，也是在舒缓PHEIC对于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时我们可以再重新审视新冠病毒被发布PHEIC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动员机制出现了一定的迟缓，新冠病毒的传播已经扩大。但乐观的是，作为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对于医学界来说并不像寨卡那样陌生。在世卫组织尚未发布PHEIC时，国际上就对新冠有了足够高的关注和防范，一定程度上也减缓了病毒进一步在国际间扩散的可能。因此很多分析者也提出了PHEIC对于疫情起到的正面作用，例如国际力量的帮助协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找到攻克新冠的方法，也能减轻医疗物资上的紧缺问题。

其实与其考量PHEIC发布形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不如将这次发布看做对于中国、世界以及世卫组织的再一次考验，其中的考题包括：整个世界如何在全球经济高度关联的背景下，在疫情防治和贸易损失中找到平衡；中国又如何在特殊时期把握好产业转型升级机会，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国际间从科研者到制造商如何高效协作，复制H1N1时的应对能力；面对那些经济水平相对低下国家，又如何尽快研制出适用于他们的疫苗……这一切问题，都是由PHEIC发布后展开的考卷。

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有可能成为应对未来的案例。这个世界要学会应对幸运，这个世界更应该学会应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