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一点公共政策思考_风闻

          公共卫生政策，还是任何公共政策的决策，民意肯定是个考量因素，是需要，和应该考虑在内的。对民意，民心要做出合理，正当，恰当的回应。但是，公共决策不应该跟着民意转，跟着民意跑。因为，民众的构成非常复杂多样，民众的知识结构，教育水平，人生阅历，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认知参差不齐；利益和利害关系也不同。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有时会利害相抵。当然，看待公共事务的立场和角度就会非常不同。而公共政策决策，譬如这次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公共卫生政策决策，涉及非常复杂的专业知识（譬如，流行病学，微生物学，传染病学，临床医学，经济，政治，法律，甚至国际政治，国际博弈和竞争等等），很多人不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有些连基本的知识储备，经验，思想能力可能都不够，是否有能力分析重大，复杂的社会公共议题，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本身就是一种民意和民情，是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就好比是一个人生病，其诊断和治疗方案，需要征求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的意见，而不是民众投票或者民意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投票，民意式“民主”，七嘴八舌，民众大辩论，其作用和意义在公共政策和治国理政上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民主”的适用范围需要加以限定。我的思考是，公共政策决策，需要专业人士，社会精英主导的，多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层次参与的公共政策决策模式。

        中国古代是王权，加士大夫执政集团，加乡绅和民间自治，加民心民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的帝王，是国家，族群的代表和象征，具有凝聚国家，族群，和延续文明的重大意义，在这一点上，所有人类文明中可能大同小异。另外，中国古代的帝王和欧洲不同是，中国的帝王基本上来源于中国民间（开国帝王多数来自民间，其后代是继承制。如果治理无效，在中国文明中，被认为失去政权合理性和正当性，而被后一个朝代取代），他们基本上继承中国文明。而且，由于中国文明的开放性（非一神教，非宗教性），中国文明，文化，和政治制度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而不断演化。中国文明，和民众授予帝王管理国家的权利（政权的程序正当性），同时，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思想制度，譬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得民心，顺民意”，等等思想都对王权在思想理念和历史事实中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实际参与国家治理的大部分是儒家士大夫执政集团，这样一个集团，本身就来源于中国民间（不是欧洲的世袭贵族），接受中国社会文化的陶炼，再经过科举制度体系，进入治国理政阶层，他们和民间社会基本联系密切，他们收集民意，他们的政策建议，需要，应该，也会某种程度上反应民意，民心和民情。钱穆先生说，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独裁专制制度，是说不通的（尤其在和西方对比的语境下说不通）。

        今天的中国，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精英治国，和贤能政治这个模式和复杂体系，所谓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等等。对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超级大国，具有明显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弱点，不足当然有很多，这是任何文明，文化，国家，族群都存在和难免的，是人类共通的问题。

      中国文明，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至少是最成功的之一。当然，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很多方面需要做深，做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