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袁世凯 （共8则）_风闻

1、袁世凯科举逸事

闲翻野史，竟在《世载堂杂忆》（刘成禹著）中读到一则袁世凯早年不中科举内幕的史料来。因其有趣，不厌转述如下，聊增谈资。

瞿鸿玑，字子玖，湖南善化人，清光绪二年考中进士出任学政之职，俗传因貌似同治帝而甚得慈禧太后眷顾，一路升官至军机大臣，权倾一时。其初任学政时曾外派河南视察科举考试工作。当时河南官场惯例，学政来视察工作，迎送时需搭建官棚，而官棚的规格以五品为标准，分为大、小两种。瞿鸿玑先到归德府，当地知府甚为恭敬，以大棚规致送；接着又到了陈州府，知府吴仲怿是个老官油子，瞿鸿玑对他有点轻视，惹的吴知府很不高兴，便在送别时以小棚规致送，还把这个规格作为瞿鸿玑的待遇标准通告其它各府。官场比的就是排场，瞿鸿玑对此无比怨恨，遂起报复之心。

来年科举考试，瞿鸿玑手握点卷批示大权，凡是陈州府吴仲怿上报的州县录取学生一律被退回，不予授予秀才资格。在被退回的学生名单中，项城县第一名就是袁世凯。

查袁世凯少年时曾经两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功名失意，以致怒焚历年所作诗文，愤然离乡投奔吴长庆麾下，弃文从武，辗转朝鲜、直隶，终于成了北洋系军阀鼻祖，逼促清帝退位结束千年帝制，出任民国首任大总统，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代枭雄。假设当年没有瞿鸿玑和吴仲怿这段恩怨，让袁世凯得了科举功名，那么百年来中国的命运走向又该是何等面目呢？

又传说瞿鸿玑和袁世凯同任军机大臣时，两人因这段早年公案彼此忌讳戒备，寻机互相倾轧。当时瞿鸿玑结党肃亲王善耆，袁世凯依靠庆亲王奕劻，两派势力在朝廷角力相持，不相上下。一次慈禧太后召见瞿鸿玑商谈国事，谈及庆王时说到外间最近风传庆王贪污，名声有点坏，要瞿鸿玑在军机处多负责些，瞿鸿玑揣摩上意认为庆王必定倒台，一时得意忘形，竟归家将此语告诉老婆，老婆在与一帮官太太打牌时又透露出来。此等事关朝廷格局百官命运的内幕消息自然非同小可，官太太们立即回家转告各自夫君，一来二去，这件事竟成了中外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径相转载，群议纷纷。庆、袁因势利导，买通英国公使，让英使夫人入宫赴宴时故意在慈禧太后面前谈及此事，慈禧问出处，答曰瞿大军机所言，各报均已登载。慈禧愕然，立即追究泄露内情之责，终以“交通报馆、贿赂言官”罪名，将瞿鸿玑免去官职，遣返原籍，肃王从此失势，庆、袁一党得以大权独揽把持朝政。

瞿鸿玑为泄私愤，竟鬼使神差把一个科场落魄秀才的命运改造成拥兵挟国的枭雄，同时也让自己位高权重的地位转瞬灰飞烟灭，更有甚者，几乎可以说是塑造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始作俑者”。而吴仲怿，这个为逞一时之快而惹恼了瞿鸿玑的陈州知府，在袁世凯显贵后大遇提携，步步高升，从江宁布政使到电政大臣再到河南巡抚，以后人的眼光来看，是否是用整个国家的时代命运，换来了个人的富贵荣华呢？抑或是于懵懵懂懂之际，冥冥天意之中，做了一回拨弄神州大陆的“上帝之手”？

2、大人物袁世凯与小人物徐抚辰 

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写就，有人说历史是英雄开创，俱往矣，谁能说清生杀予夺者的重大决断，究竟是一念之差，还是民意使然？但若说历史其实往往是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影响，你会不会觉得滑稽，觉得匪夷所思？且看《世载堂杂忆》中的一则晚清遗事，能不能让你闻之色变，抑或莞尔一笑。

某人评价袁世凯一生，说他除了洪宪称帝一事败亡，其它诸多生死攸关之际均有若神助，“皆于最后五分钟靠天成功”（语出沈小沂，其人待考）。想想日朝开战前夕他逃离朝鲜，想想戊戌政变之中他告密荣禄，想想慈禧光绪先后宾天时，醇亲王载沣摄政，一心要诛袁世凯，他仓皇潜逃天津的狼狈和最后竟以脚疾开脱的侥幸，不由人不归诸鬼使神差。

袁世凯能够从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中脱颖而出直上青云，除了他自身人格魅力和深谙权术之变外，与洋人的暗地支持也攸息相关，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私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密谋，甚至签订“二十一条”时日人有贺长雄的奔走，都说明袁世凯其人广得洋人青睐。而个中原因，则发端于义和团拳匪之乱中，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抗旨不遵，驱拳匪，保洋人，独善一方；后坚船利炮攻克北京，满清投降，宣布义和团为乱民，并诛杀山西巡抚毓贤等支持义和团的大臣以谢天下。经此一役，袁世凯不但名声大振，而且从此被洋人目为清廷中的开明官员而渐获嘉许。

袁世凯果真如此天赋异秉、深谋远虑吗？此时便需小人物徐抚辰出场了。

徐抚辰，字绍五，湖北江夏人，袁世凯任职山东巡抚时，他以候补道员身份混迹山东抚衙，担任主办洋务文案的小吏。当时清廷倚重“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对他们驱杀洋人、焚毁教堂的举动发诏鼓励，直至与八国公开宣战。袁世凯在山东刚接到奖励义和团的诏令时，立即通告全省州县遵旨办理，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竟连一向凡牵涉洋务文件一律均需签字署名的徐抚辰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徐听说此事后即刻求见袁世凯力谏不可，袁不听，徐乃归家收拾行囊，留书一封，不辞而别。留下的这封书信送交袁世凯阅后，袁幡然醒悟，立即下令火速追回已下发各州县的诏令，六百里加急来不及就用八百里加急，终于全部追回，遂毅然变更朝廷宗旨，护洋人，剿拳匪。

徐抚辰在信中剖析形势，预言变化，言辞恳切，句句中的。其一说义和团之谬：“人言外国有你的格林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倒地，有此理乎？”；其二预测义和团之乱的后果：“今以一国弱昧，而服八国明强，洋人能不联合兵队，以陷中国，决不坐视在中国之各国外人任团匪残杀而不问也”；其三分析当时朝廷倚重义和团的原因：“朝廷因戊戌政变，外人保护康、梁，反对大阿哥，触皇太后之怒，端亲王等乃以团匪进”，指出这并非朝廷本意而是乱臣贼子的“乱命”；其四阐明主张不遵“乱命”的理由：“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旋乾转坤之忠心”，意思是清廷必败，您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其五指出若一意孤行的后果：“如随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灭，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

后来事实的演变与徐抚辰的预言如出一辙，清朝溃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原来一干支持拳民的大臣或黜或诛，而袁世凯则如鱼跃龙门，由北洋总督到尚书，到宫保，到军机大臣，成就了其一代枭雄之路。

设若袁世凯身边没有徐抚辰，他的后半生会是何状？中国的百年史会是何状？千年帝制如何结束？中华民国如何开端？二十年北洋军阀混战史会被何等史事替代？还会不会有蒋奉化，还会不会有毛湘潭？

徐抚辰后来并没有得到袁世凯的重用，最后默默而终。让一个知道自己短处的人在眼前，终日如芒在背，这滋味想必绝不好受。如此看来，小人物向主子效忠也得讲究时机和方式，一味死心塌地披肝沥胆，并非一定能换来飞黄腾达富贵荣华。

3、袁世凯是否信奉“刀枪不入”？

王伯恭和袁世凯，是曾经一起跟随吴长庆驻扎朝鲜的同事，相处多年，同忧共患，他有一段评价袁世凯的话很有意思：“袁世凯不学，其人则诡计多端，在朝鲜时，同行者皆惧与共事。”

当时官场都以科举出身为正宗，即使军营之中也深受“尚文抑武”风气的影响，彼此比拼出身，袁世凯没有功名，自然被人轻视，说他“不学”，虽语含不屑，倒也并无不当。不过“诡计多端”这个评语，却很值得坐下来慢慢思忖，细细探究。

看过一桢袁世凯宣誓就任民国大总统时与僚属的合影旧照，在一群戎装肃立的北洋军阀簇拥下，袁居中而立，虽然那长眉细目五短身材的样子实在瞧不出什么帝王之象，但虎踞鹰视，也是颇具威仪。再想想他一生所做的大事，小站练兵开中国现代陆军之先，逼宫退位消中华千年帝制之仪，民国甫立即首任总统之位，洪宪复辟仅八十三天而亡，桩桩件件，似乎都不是能够靠“诡计多端”便可以实现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象刘邦那样一面泼皮无赖一面大哥襟怀，四方猛士尽入吾彀，还是象曹操那样既有雄才大略又懂权谋机变，横槊赋诗指点江山？也许，从他的同事王伯恭在《蜷庐笔记》中记载的一则轶事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初，听说有位精通符咒的大法师能以血肉之躯抵挡枪炮，大感兴趣，毕恭毕敬迎请而来，礼遇甚恭，召集将领一起检验法师神术，用手枪射击竟毫发无伤，诸将惊为天神，袁亦宣称准备重金聘为军中教习，传授法术抗击洋人。为造声势，又广撒请帖邀请京津文武百官共同观摩，于大操场上命三十人持长枪同时射击，一声轰鸣，法师倒地不起，宾客愕然，袁世凯解释道：“此诈耳，绝无妨。”派人上前察看，回报说法师还睁着眼且面带笑容，袁世凯喜曰“何如”，意思是怎么样，我说绝对没问题吧。可是过了半天法师还是僵卧不起，再派人去查验，则已经口角流血杳无气息了，掀衣一看，身上有十七个血洞，竟然已中枪而死。

仅以此事观之，袁世凯虽效法西洋创立新军，但对传统的巫蛊法术还是寄予厚望心向往之的。然而王伯恭揭发其中内幕说，实际上袁世凯事先已密令枪手不得瞄准只放空枪，第一次用手枪射击时蒙混过关，第二次大庭广众之下三十只长枪齐发，由于枪手众多，密令传达不周，遂当场露馅。而所谓的“无妨”、“何如”之语，并非是他笃信法术，只是对自己事先安排的计谋有信心而已。

由此可见，袁世凯的确心有城府，狡诈多端。推究他这么做的深意，不外乎借此立威，来博取当时朝野物议之先，从而既以新式军队换改革派之名，又以神仙法术讨保守派之喜，其立意之深，也许单凭“诡计多端”四字还不足以形容，但也绝脱不了“诡计多端”的干系。

所以，袁世凯是否真的信奉“刀枪不入”并无追究必要，重要的是看这个东西能否为我所用，能否助我青云之路。他是自私的，但在官场中，追求权位往往与道德无关，最终只是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袁世凯成功了，成为那个时代既深孚民望、又唯一能够担当危局的人物，直到他称帝败亡，晚节不保。

从这件小事也可以一窥袁世凯的政治观，他既非一味崇洋，也非食古不化，而是披着洋务、复古这两件外衣，需要将谁穿在外面，就将另一件裹在里面，左右逢源，翻云覆雨，一切端视时务所需，形势所向，隐忍中有张扬，张扬中有隐忍，真可谓“实事求是”的鼻祖。非如此，又怎能做到在北洋军阀中总揽群雄，在满清政局中独膺人望？怎能于凄惶下野之后，重新被爱新觉罗倚为梁柱？怎能身为封建王朝重臣，却获得死敌革命党的一致推戴？

时人评袁世凯，说他“不学有术”，“不学”前已论及，而这个“术”，则端指权谋机变而言了。宦海沉浮，自然要讲谋略，但谋略也有高下之分，高者只见其雄，若让人觉出其诡，则不免等而下之。从“刀枪不入”这则故事来看，起初大获成功，最后反成笑柄，竟让人忽然体味出袁世凯一生屡次化险为夷渐入佳境、终了却一着棋错身败名裂的命运来。小中见大，一事成谶，真抚卷长叹，喟然无语。

4、袁世凯与日本

大致而言，袁世凯一生有四处受人诟病的地方，一是35岁总理朝鲜事务期间，因在甲申政变中与日本启衅，又力主对日开战，俟甲午惨败，被指责为轻佻悖狂、黩兵误国；二是39岁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帝党向荣禄告密，不忠不义、血染顶带；三是56岁总统民国时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民怨沸然；四是57岁改元洪宪登基称帝之举，被公认为倒行逆施、自取灭亡。

其中戊戌告密与洪宪称帝基本属于“内政”，其中的功过得失暂放一旁此处不表；倒是甲午请战和“二十一条”，对手都是日本，结果又都以耻辱告终，这就不能不教人兴起一番遐想了。

细究起来，袁世凯的“龙兴”之地不是别处，正是朝鲜。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作为宗主国的清朝派遣丁汝昌、吴长庆率军入朝平乱，时年23岁的袁世凯恰在吴军门麾下，于是随军出征，开始了其前后12年的朝鲜生涯。因壬午、甲申两役表现突出，至1885年离朝回国时，已从不入品级的营务帮办升迁到五品同知官衔，同年又在李鸿章“胆略兼优、能知大体”的嘉许下一跃而获三品顶带，并以“通商大臣”的身份被再度委派入朝，直至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前夕潜逃回国。此时的袁世凯，国内朝野目为新晋少壮，咸为推重，国际政坛也纷纷瞩目，声威初建，为其日后的从政生涯奠定了一个绝好根基。

袁世凯1884年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挫败日本暗中支持的宫廷叛乱，驻朝公使竹添一郎仓皇逃离回国，日本图谋吞并朝鲜的阴谋破产，从此令日人对其深为衔恨。1894年中日关系剑拔弩张之际，身在朝鲜的袁世凯被驻扎当地的日军严密监视，口岸设隘，衙署守卒，且在袁府旁边的小山上架炮瞄准，筑营看防，必欲图之而后快。据袁克文《洹上私乘》和《三十年闻见行录》记载，袁世凯一面向清廷告急请求回国，一面委托英国公使朱尔典设法营救，同时伪装身患重疾，并故意延请日本医生诊治，使日人误以为他已沉疴不起，从而放松警惕。待到国内同意回国的公文一到，他先是乔装打扮乘轿出府，蒙混过日军设置的层层哨岗，然后由英使朱尔典秘密接应，登舰渡海，终于离朝潜归。想想这期间袁世凯心中的紧张、愤懑、屈辱、焦虑，再加上驻朝十年间与日本人的明争暗斗，诸般新仇旧恨叠在一起，其内心深处对日本的观感，已经可想而知了。

21年后，1915年，已成万人之上的袁大总统与日本冤家路窄，再度狭路相逢。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因英、德为交战国，日本趁机借口“英日同盟”关系大肆侵吞德国在华利益，出兵胶州湾占领山东，同时陈兵南满、华北、长江、福建，在其“大陆计划”（将中国变为其领土或殖民地）的支持下海陆并进，势在必得。而此时的中国，1911年武昌起义，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1913年宋教仁遇刺引发“二次革命”，1915年袁世凯称帝引发“护国战争”，真可谓时运多舛，自顾不暇，而且国库空虚，根本无力开战，面对日本大军压境，能奈其何？“二十一条”不过是摆在枪炮上的一柄武士刀而已，要么挨刀砍，要么受炮轰，中国直如一条任人宰割的俎上之鱼。这时再讨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签订过程中如何软磨硬泡据理力争，只能徒然更增后人心中的沉重与艰涩，因为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不管袁氏在其中曾经做过多少努力，或者阻止了多少更大的损失。大势就是如此，换谁又能够翻转时局？

不知此刻袁世凯是否会想起当初从日本人炮口下逃离朝鲜的狼狈，此时的屈辱与彼时的屈辱何者更甚？发迹时便已经遭遇过的对手，原以为事过境迁可以一笑泯恩仇了，却不料在人生的顶峰时期再次遭遇，且只能直面失败，无处回旋。这是宿命，还是巧合？

一年之后，袁世凯盛极而衰，撒手尘寰，临终之际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看来，他对日本的宿怨实在是根深蒂固，至死未休。

5、袁世凯的王道

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通常来说，霸道指依靠军事实力和政治权威君临天下，有以力服人的意思；王道则指怀柔四海、以德治国，属于万民来宾的最高统治境界。判断一位君主施行的是王道还是霸道，有一项道德标准很关键，那就是看他是否做到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一个国家因某种原因被消灭，取而代之的那个政权仍然扶持其合法传人延续法统，保留贵族身份并赐以封地供养，是谓“兴灭国”；一个家族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当权者应当协助寻找其流落失散的后裔，使得祭祀承续、血脉流传，是谓“继绝世”；一位隐居山野的贤人高士应当得到举荐，使其才华能够发挥匡世济民之效而不致埋没，是谓“举逸民”。凡此种种，都是王道仁义慈爱、泽被苍生的反映，是与霸道的最本质区别。

可是，纵观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有几家末代皇族得以保全？更多的是血溅宫廷身死名灭，斩尽杀绝免留后患。然而，目光下移至近代，忽然发现满清消亡民国取代时，不但前朝皇室安然无恙，而且保留尊号优资供养，恍然令人有“兴灭继绝”的上古嘉德再降人间之感，而一手炮制这一王道仁政的，便是袁世凯。

由袁世凯领衔与民国政府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明确规定：清帝逊位后，国号保留，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拨款400万元供养；清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皇族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由民国派兵保护。这些内容分明就是“兴灭国、继绝世”的完整诠释，而这些优遇的取得，袁世凯当然居功阙伟。即使是后来他自己洪宪称帝时，仍接受清帝以“逊清大皇帝”名义发来的贺文，单以这种王道襟怀来说，真是一下子把多少历代开国之君都给比了下去。

说他沽名钓誉也好，说他慕古思贤也好，不可否认的是，袁的这一举措，让中国的近代史减少了许多血腥杀伐的暴戾气息。须知那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一个深入民心的政治号召，“反清复明”反了二百多年终于光复成功，此时若将窃据神州罪大恶极的满清宗室斩草除根，有理由被认为是一件顺应民意大快人心的好事。但袁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心积虑予以保全，其良苦用心应予肯定。

当然，袁世凯不是圣人，这么做即便有道德上的推动，更多的应该是利益方面的驱使。那么，袁世凯行此王道，究竟能获得什么样的政治利益呢？首先自然是彰显“春秋大义”所推崇的王者风范，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三点值得一论，一曰夺法统之正宗，二曰埋君宪之伏笔，三曰正满洲之主权。

当时的清朝，是3岁儿皇帝溥仪临朝，44岁的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孤儿寡妇，风雨飘摇；而袁世凯身任总理大臣之职，节制全国兵马，俨然曹孟德再世，若一声令下，则逼宫禅位黄袍加身直是轻而易举之事。但他隐忍不发，一面继续拥奉爱新觉罗氏，获法统正宗之名，一面行挟持孤儿寡母之实，大权独揽，制约南京的民国政府，直到与革命党达成“我劝清帝退位、你交总统职权”的政治条件，这才软硬兼施，终结了清朝268年的统治地位。返观革命党那边，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宣布成立，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2月15日孙文即率文武百官拜谒明孝陵祭祀明太祖，以示自己“反清复明”、继承明朝汉人政权的正宗身份。在这场法统之争里，清室皇脉自然是袁世凯可以利用的最大砝码。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缔造了一个中华民国，与此同时，清王朝也并非冥顽不化，而是积极寻求顺承形势的政治体制改革，君主立宪便是当时实力派王公大臣非常青睐的政体，且几乎已接近正式推行。可以想象一下，在“君臣父子”这个传承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环境即将变化之际，是继续保持一个可供瞻仰的君主神位，还是骤然进入“无君无父”的民主国家，哪个选择更适应国体民情，更符合人们的思维惯性？不难推测，时人心中，究竟共和政体能否成功尚属未知，而留恋帝制者仍大有人在，这种情势下，保留清室皇族，进可俟共和成功后博一个兴灭继绝的美名，退可在一旦共和失败、重提君宪时，还能打出这张藏在紫禁城里的王牌，继续掌控局势。也就是说，对于武昌起义是否真的让河山变色，从此使中国与君宪交臂而去，与共和挽手而行，当时的袁世凯还有些狐疑不定，并暗暗为之做好了两手准备。

满清龙兴之地，乃东三省白山黑水之间，时称满洲，为日、俄所霸占。如今鞑虏既已驱除，该让他们到哪里去？自然是回老家，虽然现在因有外国势力盘踞纠缠而不能回去，但终究是要回去的，满洲的主人如今是我中国治下的贵族，那么满洲自然是我中国的领土，这便是保留清室和满洲主权两件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当时满洲已为日、俄实际控制数十年，外有日俄对这片土地如何侵吞瓜分的密约，内有舍土割地以保邻邦友好的媚论，掌握了满清宗室，也就掌握了对满洲主权的发言权，否则若驱逐则树满洲为敌国，若诛杀则失满洲之民心，均不如礼遇供养更为深谋远虑。如据史料记载，孙中山便曾经于1915年底秘密会见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作，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于日本，……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其时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仅半年而已，袁的“无限移民绝不相让，大连旅顺租借99年可以商量”的态度显然在主权方面，立场要更为坚定一些。

话说回来，无论袁世凯保留并优待清朝皇室有多少政治图谋，单就这个有别于历史上绝大部分开国之君对前朝宗室大开杀戒的王道之举而言，一是完全有理由在春秋大义中得到褒扬，二是给中国近代史凭添了一抹温馨的人文色彩。

6、袁世凯称帝

1915年12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自任皇帝；1916年3月22日，宣布废除帝制，重归共和，前后总共历时83天。同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

关于袁世凯称帝，史家论述颇多，有狼子野心说，有被迫拥戴说，有鬼迷心窍说，有尝试国体说，不一而足。其间毁誉褒抑，我们不去参评，倒是平心静气坐下来，探究一下在那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下，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可能是一件既生动有趣、又前事可鉴的事情。

袁世凯一生有两个重要身份，一是满清重臣，一是民国总统，两个身份的转换过程中，曾经有三年罢官归隐的经历。这里面应当有大玄机在。

1901年（光绪28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死，当时袁世凯是山东巡抚，慈禧太后下令由他代理李鸿章的职务，同时赏加“太子少保”衔，这也是“袁宫保”这一名号的由来；1902年正式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阁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位同宰辅的一品大员，达到其身为满清重臣身份时期的顶峰；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辞世，溥仪登基，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一心想要诛杀袁世凯，幸有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劝谏，改为“开缺回籍养疴”，被强行免去一切职务，逐回河南老家养病。故事便应从这里讲起。

此前的袁世凯，一面以机巧干练、务实进取大获当权者赏识，一面又趋时逢迎、投靠权贵博取王公贵族好感，从而换来顶带花翎，一路官运亨通。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应该还是如何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良将，绝不会有丝毫篡逆之心的。否则，载沣想要杀他时，他也不会听到消息后木然回家，面对老婆孩子哭哭啼啼手足无措，然后仓皇跑到天津试图躲进租界避杀身之祸。以其当时权位之重，如果早有不轨之心，进可调兵遣将给清廷来一个变生肘腋，退可挟兵自重演一场逼宫兵谏的大戏，断不会如此狼狈。

等到黯然回乡，自命“洹上钓叟”悠游林泉的时候，痛定思痛，想富贵如浮云、吉凶太无常，年少时科举不第一怒焚书，后在“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报国之心感召下投笔从戎，直到名重朝野权倾一时，耗尽半生心血换来的富贵荣华，竟然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连身家性命也险些搭送，其间的因果由来，真该好好反省思量一下了。

可以推断，袁世凯的不臣之心，便在此时埋下了种子。看他退隐洹上时写下的两首诗：

《登楼》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自题渔舟写真》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在洹上村的三年，是袁世凯点捡半生得失的三年，是参悟“成王败寇”潜规则的三年，是思索应该如何更好保护自己的三年，是图谋养精蓄锐、一举定乾坤的三年。他身在山野而心系庙堂，却不再是思图东山再起报效朝廷，而是开始用平北斗、太行低、小王侯的王者气势来体察天下大势了。《登楼》诗中沉郁阔大的汉魏遗风，是不是说明他的心思已经隐隐上接千年之上的枭雄曹操，是不是说明他也和曹操一样，暗暗下定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的决心？

1911年，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随后，他拥兵不前，放任革命党坐大；促成逊位，而成无冕之王；恩威并用，夺民国总统之位；鼓噪中外，终圆大皇帝之梦。试想，如果没有载沣留给他的那次任人生杀予夺的惊心动魄，没有洹上三年对“我命终应操之在我”的澈然醒悟，这一切还会这样发生吗？然而大幕刚刚拉开，袁世凯的个人生命却告谢幕，于是神州大地群龙无首，顿时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

权力诱人，却往往得之忽焉，失之忽焉，那些不世之雄便试图更进一步，去操持权力之柄。却不知历历青史早已殷鉴，这条不归路通常功在己身，祸及子孙，而袁世凯命祚不永，竟兴亡系于一身，也算是梁武帝萧衍之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千古第二人了。但又怎知这不是袁氏子孙的福气呢，他的儿子袁克定、袁克文均以寿终，他的孙子袁家骝是美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巨匠，衣锦还乡。设若袁世凯能够看到这些，他是应该感到欣慰，还是会懊悔没有给儿孙传下一个万乘之尊的帝位呢？

7、袁世凯杀人 

清末官场有“三屠”之说：“士屠”张之洞，因他奏废科举，断了士子做官之路；“官屠”岑春煊，因他在广东大整吏制，导致无数人丢官弃爵；袁世凯则是“民屠”，这主要指的是他任山东巡抚时，在境内大肆杀剿义和团拳民，以致民间流传歌谣曰“杀了袁黿蛋，我们好吃饭”，可见其杀戮之烈。

考袁世凯第一次杀人，当是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他随军进驻朝鲜平乱之时。当时袁世凯年仅23岁，军中职务是营务帮办，属于不入品的下级军官，因在兵船达到朝鲜抢滩登陆时表现英勇，被授权负责督察军纪。清军到了附属国难免骄横，一伙士兵公然抢劫朝鲜百姓财物，被当地族长告到统领吴长庆处，吴长庆又羞又怒，当即传令召袁世凯责问，不料袁世凯直接提了七颗人头进帐面见，称此七人抢劫民财，已按军纪当众斩首。于是族长拜服天朝军威，清兵也被此强悍手段震慑，一时军纪肃然。

设想一下，纵然再天赋神武，如果没有强烈的正义感在胸膛里激荡，很难想象23岁的青年能够如此决绝地一鼓气杀七个人。不知七颗人头落地之际袁世凯做何观感，兴奋？忐忑？崇高？阴忍？不过，毕竟这件事的是非比较容易判断，我倒更倾向于给他一个赞许的评价，即使是以七个同样年轻的生命魂归异国为代价。

1899年末，时年40岁的袁世凯受命出任山东巡抚，随同一起达到济南府衙的，还有他一手操练的7000人新式陆军。当时，义和团在山东已经闹得比较凶了，前任巡抚毓贤就因为处理不好拳民与洋人的矛盾，被外调山西，而袁世凯甫一接任即态度明确地发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称“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由此走向始以晓谕解散为主、终靠强力镇压剿杀的“民屠”之路。这一杀，直接杀出了两个后果：一是义和团被迫出走山东，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北上直隶，至1900年6月，云集北京的义和拳民已近十万，骚乱之中，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德国外交使节克林德被枪杀于路途的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最后以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而告终；二是在清廷“保卫神团”的诏令下，袁世凯抗旨不遵，加入由铁路大臣盛宣怀、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发起的“东南互保”倡议中，东联闽浙西接四川，一起抑拳抚洋，终使京津沦丧之余而半壁中国无恙，避免了八国铁蹄进一步向全国践踏之虞。史载袁世凯在山东北界遍立“此山东境”的界碑，八国联军横冲直撞，但一见此界碑即勒马回师，颇有“保境安民”之效。

虽然义和团驱洋人以排外，杀教民以恐内，终致抗清军而成乱，但大肆屠戮究非仁义之举。在此之前，袁世凯并无治理一方的施政经验，绝大部分时间都身处军队之中，军队讲求秩序井然、令出必从，想来初为封疆大吏的袁世凯急于立威地方，于是面对治下的乱局与洋人的施压，情急之下不免简单照搬行伍习气。另一方面，也须考虑到小站练兵之后一支新式军队面世，亟需一个一试锋芒的机会来检验成效，并借此宣扬政绩。所以，袁世凯获得“民屠”这个称号的缘由，固然有他对怪力乱神的不屑，再深究一步，不难发现其中还交织着军人作风以及挟兵自重、仗势欺人的“军阀”意气。

基本上，这时的袁世凯刚刚开始从军人向政客的转型，他的从政经验都沿袭自行伍之中，杀人可能还是他唯一能够运用自如的施政手段。也许其后的“东南互保”可以让他在同气连枝、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中初步体会到经世治国之道，可惜的是，他的官运实在太好，向政客的转型尚未成熟，1901年末便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接进入最高权力圈，700余天的转型生涯草草结束，从此要以他尚显稚嫩的政治经验去正对风暴中心的激流与暗涌了。这会不会留下什么隐患呢？不知此后在天津驻节时创立警察制度，在民国主政时建立特务体系，乃至到最后草率登基败亡，有没有因最初转型不彻底而产生的阴影在他内心深处作祟？能否就此推断，正是这一后遗症成为导致他整个政治生命最终功亏一篑的“蚁穴”？

所以说，升官太慢，固然抑郁；升官太快，未必便佳。前事可鉴，深足为戒。

8、袁世凯的哭 

野史闲篇里，看到几则关于袁世凯哭的轶闻，觉得很有趣，也颇能映衬这位乱世枭雄的性情，不妨拿来说一说，聊博一笑。

第一个哭，与他的大姨太沈氏有关。说1880年袁世凯21岁的时候，由于科举无望，不得不辗转北京、南京、上海求出路，一无所获，不料却在烟花柳巷中寻到了一位红颜知己。原来袁世凯流落上海，孤独无着，便来到一间青楼妓馆排遣烦闷，恰遇一名江苏籍的沈姓女子，两人言语投机，相见恨晚，沈姑娘良言劝导，一面称赞袁世凯气度不凡，应振作精神求取功名，不能自甘沉沦埋没七尺之躯，一面解囊资助路费激励袁世凯继续寻求前程。袁世凯大为感动，遂一洗萎靡之态，与沈姑娘洒泪而别再度启程，终于在奔波广东、天津、山东一番钻营后，于1881年投入淮军统领吴长庆麾下，开始踏上其建功立业之路。等到在朝鲜刚刚立稳根基，不忘旧恩的袁世凯便立即将这位风尘奇女子接到朝鲜纳为姨太太（袁世凯已于1876年娶于氏为妻并生子克定），善加宠护，成就了滚滚红尘里的一段佳话。

第二个哭，是1898年戊戌变法事件中，袁世凯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导致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戮。传袁世凯夜奔天津密见荣禄时，长跪不起大哭失声，状极凄烈。这一哭，也使他从小站练兵的温处道、候补侍郎（光绪拉拢他时赏赐的官衔）这些虚职中，一振而为武卫右军统领，正式手握兵权，并于次年升任山东巡抚，成为统治一方的封疆大吏。

第三个哭，发生于1912年清帝逊位前夕，他规劝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顺应形势主动下台。当时清室孤儿寡母当政，南京民国已告成立，而朝中无栋梁可倚，民间又一片通电劝退之声，袁世凯入宫觐见，陈述时局飘摇大势已去，30多岁的小寡妇闻言不禁六神无主哭哭啼啼，6岁的宣统小皇帝懵懂无知，这副景象在他眼里便是皇太后坐着哭，一个老头跪在地下泪流满面陪着哭，气氛是既凄惶又诡异。

这三次哭究竟史上是否实有其事自然很难考证，毕竟或卿卿我我、或密室同谋、或深宫内院，又是无关宏旨的一时失态之状，即便是真有，怕也不会有正史去记载这种小事。我倒是宁可相信袁世凯真的曾经哭过这三次，如与沈氏分别时的哭，想想异乡落魄青楼买醉之际，忽逢妓女励志良言且慷慨赠金，这宛如红拂传奇一般的故事竟落在自己头上，如此情深意长的红颜知己怎不叫人在临别之际为之黯然销魂，为之伤心欲泣？又如告密荣禄时的哭，当此“首鼠两端”处境、唯求“戴罪立功”的生死攸关时刻，似乎也只有涕泪交流才能充分体现出悔、忠、忧、惧等诸般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以一名弱者的姿态博取主子的怜爱与信任；再如对隆裕太后的哭，阅历如此丰富的总理大臣讲起时局都会绝望到老泪纵横的地步，寡居深宫的一个女人难道还能有起死回生的招数吗？此一哭自然胜过千句规劝。

虽然当时情境或许真会有这三哭，但在后人眼中却又有别样意义存在。袁世凯这三哭或真或伪或诡，第一个哭径可归为小儿女态无需深究，而后两个哭却都发生在家国大事之际，用哭来解决政治，而且竟然运气上佳均收奇效，这就不免让人抚卷长叹了。政客每临大事，应以临危不惧、运筹帷幄为正道，背水一战或釜底抽薪已经等而下之，何况学妇人之状哭哭啼啼？虽也能取抱雌守弱、以退为进的一时之效，然而终究难免诡术之讥。由此也可以做出推测，袁世凯从布衣一路青云至宰相，固然有其不世之雄的秉质在，其中也不乏情急之下以哭抵挡这种权术机变手腕的帮衬，但是投机取巧可以哄得过君主却哄不过黎民，当他总统民国乃至君临天下的时候，这类手段就全无用处了，坚忍沉毅、持重淡定这些当国主政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恰恰是袁世凯的软肋，于是他黔驴技穷连出昏招，终于导致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细节决定成败”，真是一句无所不在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