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的资本家曾为遭遇灾荒的苏俄募捐救灾物资_风闻

文：刘亮

1920-1921年，俄国南方涅瓦河流域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一年半中灾情波及17个省份，超过500万人死于饥饿。1921年《申报》报道称：“有灾之省其数有十，计其人民有一千八百万。天气亢旱，农事无收货收百分之十至十五，减半口粮以养灾民，亦需外食一百万吨始能维持灾民。”中国《时兆月报》驻俄国特派记者蒯斯兴对灾民情形曾描述说：

“俄国此次灾祸之惨悲，为人类向未见过，余对之亦难以形容，第如此种情形余从来未见过而已。余访难民住所时，中有一人正欲详述其所历之情形，倏因其两腿无力，倒地昏绝，此余目击之情形也。”

为了生存下去，各种动植物皆被人们拿来充饥。在吃完了库存的应急食物土豆之后，饥饿的人们吃起了在正常状态下绝不会食用的东西，包括树皮、草、狗、猫、老鼠等。当它们被吃完后，吃人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北京《晨报》驻俄国特派记者瞿秋白当时发回报道称：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不堪忍受饥饿的人们啮草根烂泥，甚至还有吃死人肉的。更有甚者，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

1921年俄国饥民惨景

看似突发的灾荒，其实有着深层的原因。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爆发了1918-1921年红军（布尔什维克）与白军（国内其他主要的政治和军事对手）之间的内战。在战争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为了尽快打败白军，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中令广大农民最不满的是施行强制征粮措施。苏维埃政府甚至派出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国内战争结束后，原来的应急性体制却延续了下去。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转变为实质性的抵触行为，出现了不愿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为，谷物总产量锐减。加上时逢干旱，天灾人祸演变成为俄国的世纪大灾荒。

战乱中的俄国赈灾之力甚微，不足以拯救为数众多的饥民，于是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1921年俄国致信中国外交部，希望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帮助俄国赈济灾民。由于当时北洋政府与苏俄新生政权尚未建交，加上1921年和1922年中国也发生了自然灾害，中国官方对此事无心也无力。与此相反，一些社会名流出于敦睦邻谊、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主动发起了一场大募捐，号召中国平民救济俄灾。

1921年10月30日，北京中西政学商报名人及在野要人成立了“俄国灾荒赈济会”，推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实业家、慈善家熊希龄为董事长，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担任副董事长，北大教师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后，积极号召社会各界予以援助。1922年2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96号发文称：“须知恤邻，即为爱国，济人之急，正是为自己造福。现在都知道维持国际的名誉，这救济俄灾，正是国民的外交”，提倡慈善大家“量力捐款，救了我们的邻国三四千万待死的灾民”。

俄国灾荒赈济会主要发起人：熊希龄、蔡元培、李大钊

由于上海为“全国最佳之地，登高一呼收效必巨”，故熊希龄与干事长王葆真于1922年2月下旬赶赴上海，准备会同上海各团体召开联合大会，讨论捐赈办法。上海因此也成为本次募捐的主要阵地。

熊、王赴沪后，于2月23日晚6点在一品香旅社宴请上海各界名流，与会者达七十余人。宴毕，俄国灾荒赈济会上海部正式成立，主要由上海工商界、教育界、报界及一些有名望的人士组成，他们或财力雄厚，或思想深邃、视野开阔、深知慈善的国际影响力，或颇有名望拥有较强的社会号召力，其共同特点是长期热心慈善，乐于奉献。例如，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聂云台；被后人誉为“中国的摩根”的著名金融家陈光甫；上海工商界巨擘，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的朱葆三；教育界名人邵力子、沈信卿、马相伯、石美玉、梅云英、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等；著名报人叶楚伧、张东荪、戈公振、史量才；晚清状元、企业家、教育家、改革思想家张謇等。上海部成立之后制定了相关的组织制度并举行了一系列募捐活动。

由于当时中国的淮河流域爆发水灾，民众一般认为自顾尚且不暇，不应救济俄国灾荒；还有些民众认为灾荒主要发生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而非远东，中国距离灾区较远，远水解不了近渴；更有甚者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持怀疑态度，认为中饱私囊必会发生。总体而言，最初民众对救济俄灾之事并不热心。因此，如何开启民智、扭转思想成为本次募捐的首要任务。

募捐倡议者想的办法倒不少。比如，上海部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向全国发表宣言与通电呼吁民众捐款，上海报界更是纷纷发表社论及文章阐明救俄之缘由。再如，组织人员奔赴沪江大学、晏摩氏女校、启秀女学校、女子青年体育师范、四川路横浜民强中学、云生学校、爱文路圣彼得堂、各路商界联合会、共和影戏院等学校、公共团体、公共场所进行演讲。讲演一事效果极好，启秀女学校全体学生极为感动，对于筹赈一致赞助并组织赈俄队；云生学校全校感动，当即推定女生代表托德纯、男生代表高汉潮组织募捐队。与此同时，上海部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专门安排人员扮成灾民并请百代公司摄影、各报馆拍照，以便宣传。

完成思想动员之后，募捐活动紧随其后。俄国灾荒赈济会上海部成立了专门的募捐委员会，安排人员在各马路及里巷挨户逢人劝捐。凡乐助者不论多少，由队员当面纳入募捐筒分别给予徽章纪念品或粘贴门条书明捐助数目。在他们的努力下，成果不错。例如，有队员从一位摩登女郎手中劝捐到一块大洋。另外，演艺活动也成为募捐的一种形式。上海部借用西门共和影戏院演放滑稽片、演剧，将票资悉数充作振款。同时，为避免贪腐之事发生，他们还成立了邀请民众参加的监督委员会，并将一切收支登报公开。募捐结束后，上海部派职员携带善款与北京代表会和后前往黑龙江省采办小米、高粱及各种杂粮九十列车，押赴俄国灾区，受到俄国人士的称赞。

《申报》所发表的关于为何赈济俄灾的文章

这次发起募捐的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成员认为，尽管过去俄国屡有侵略之举，1921年11月5日更是公然支持外蒙独立，然而，苏维埃政府一再宣言放弃旧政府在中国所攫取的种种权利，以表示其亲喜之诚。两国之间的纠葛终有妥善解决之日，在其荒年救济，既可以增一度感情，又可望减少一分隔阂，有利于联络两国感情。

此外，募捐倡议者还从地缘政治、国际形象、人道主义精神等多个角度强调这次募捐行动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中俄两国边境线长达万里，倘若俄国灾民为求生存四处逃散容易导致两国接壤的蒙古、新疆等地区出现动荡，威胁中国边疆安定。再者，尽管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缺乏参与国际慈善的经济能力和基础，但中国有救灾恤邻、礼尚往来、以德报德的古训，倡议者还援以近代互助学说、博爱思想、国际人道主义等思想，并将募捐救俄行动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外交环境联系起来，一齐为募捐宣传服务。

尽管，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慈善援助在规模上无法与欧美国家一较高下，但中国时值灾祸，施以援手、扶危救困的情感却不亚于任何民族。《民国日报》记者言，“人道互助原是不分什么畛域的，我们财力或不及美国人，但热心必不比美国人稍逊。”而在一场平民大募捐中，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无疑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