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侠客的退化与金庸武侠的进化｜文史宴_风闻

文/张舒杰

金庸笔下的大侠与历史上的各种“侠”有何关系，显示了怎样的趋势，其中体现金庸自身怎样的变化？好的文学评论，向来要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以及注重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创作传统，张舒杰先生此文可谓兼而有之。

“侠”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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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言金庸之武侠，必先言武侠之由来，对究竟何谓武侠有一概览性认知。

**学界一般将活跃于战国与秦汉之际的游侠认作后世武侠的直接源流。**对游侠源流的考证，始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但因为先秦资料不足，“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史记》之后，随着游侠的逐渐式微，自《后汉书》开始，史书已不再将游侠直接入传，其后针对游侠的大规模源流挖掘和价值再阐释则要等到千年之后的近代中国。

游侠与武侠是很不同的东西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出于塑造中国民族认同的需要集中认领了一批游侠的源流出处，言游侠出于儒者有之，出于墨者亦有之，其中多无足称道者。值得注意的倒是章太炎和郭沫若的言论。

章太炎从游侠的社会地位出发，认为：“蓬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郭沫若则注意到了秦汉游侠与商贾之民在游动性上的相似处：“还有所谓任侠之士，大抵出身于商贾。……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

章郭二人的观察非常形象地勾勒了一个经典游侠身上的三大特质：第一、游侠居于作为统治者的君主与作为被统治者的农民之间，是社会的中等阶层；二、游侠有着独立的经济来源，不会像农民一样被统一纳入到国家的资源汲取系统之中；三、游侠和商贾之民一样具有居住和迁徙自由，地域流动性强，不受国家编户齐民的约束。

了解了游侠身上的三大特质，再来看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对游侠源流的考证，其所以千差万别，莫衷一是，很可能是混淆了原因与结果的差别，倒果为因，把儒墨诸子视作游侠产生的源流，而忽略了游侠与儒墨之间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一个人并非从事游侠才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相反倒是那些经济独立，能够相对自由流动的地方大户人家中才有可能出现从事儒、墨、游侠等“高尚职业”的后人。**当这些大户人家后代有机会学习的时候，自然不会只参加一个兴趣小组，往往兼而有之，最后择其优者而从之。

陈山就注意到，古中国自春秋末期进入战国之后：“‘公田不治’，私田大增，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营的自耕农，并获得了诸侯各国法律上的认可”。（陈山《中国武侠史》）

随着周室衰微，公室不振，原来的社会管控不再，民间自由度加大，有限私有产权开始在古中国出现，有了财富盈余的地方大户后人在完成生产任务之余，遂有机会从事更高阶的社会活动，满足个体的精神和娱乐需求，“自行束脩以上”，或游学习文，或从师练武。大规模产生游侠的土壤开始出现，原来隐伏于历史暗角像一个幽灵一样游荡的游侠们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黄金时代”。

早期的游侠并不以武功著称于世，他们行走江湖主要依仗得是靠私交建立起来的大型私人庇护关系网，以此“藏污納奸”，与国家之间展开资源竞争。同游侠时代相隔不远的东汉荀悦在总结他们行为模式时就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可谓传神。自然这些能够结私交，立强于世者的存在，会极大影响国家对底层社会的汲取能力。诚如韩非所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游侠既是国君们的心腹大患，也是社会管制不稳定的重要来源之一，堪称国家的敌人。

游侠一度于秦汉之际达到历史巅峰，其后随着后世皇权加强，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对游侠的第一次大规模摧残，始于汉景帝时期。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如此叙述西汉朝廷对游侠的滥刑滥杀：“故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以暗锄之，以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来。武士道之销亡，夫岂徒哉！”

梁启超等人把游侠的历史断代至后汉，恰是感受到了当时以整体形式存在的游侠们所面临的集体性式微——随着中央帝国的出现，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适合游侠大规模活动的现实土壤。

纵观游侠历史，其存在活动空间大小与社会影响力往往与帝国皇权兴衰呈负相关关系。皇权衰则游侠兴，皇权兴则游侠衰。随着秦制帝国在制度层面的逐渐完善和自我进化，即使游侠能够于魏晋之后的长期中央帝国缺位期死灰复燃，但每死灰复燃一次，游侠本身的社会地位、功能都退化一次，其道德水准亦出现大踏步倒退，土劣化现象严重。

早在撰写《游侠列传》之时，司马迁就意识到受汉武帝迁豪政策影响所导致的侠义精神的退化：“自是（郭解族诛）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

被汉武帝灭族的郭解郭大侠

游侠社会性功能不再，尽管其形状此后仍不绝于史书，终无法回到秦汉之际深刻参与社会变革，影响历史前进走向时的盛景了。游侠的时代就此远去了，曾经以历史形象存在的游侠逐步向以文学形象存在的侠客形象的过渡就是不可避免之事了。

游侠衰，武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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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自《后汉书》始即从史书中移除，却在魏晋之后进入文人墨客大量撰写的诗歌、传奇之中，从一个侧面证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的游侠形象的销亡和作为某种精神特质存在的游侠形象的崛起。

那些居其上者的王公贵族们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在业余的诗歌创作中，称颂古代游侠们的光辉事迹，把御剑任侠当成一种时髦的社会风尚。“侠”遂从一种高危的社会生活方式演变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一种虚无缥缈的气质和精神。

如曹植在《白马篇》中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诗人借游侠的躯壳抒发自己领兵出战，为曹魏征战沙场的“雄心壮志”。游侠本是御剑远游，突破编户齐民之禁，熟知各国底层社会权力运行法则，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之人。游侠既没有祖国，也不是国家的朋友，可到了曹植的笔下，“游侠”不但有了祖国，更成了国家的朋友，还要“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游侠要去为国家杀人敌灭人国，必要时连父母妻儿都要舍弃。这样的“游侠”名为“侠”，其实内里的概念已被偷换得一干二净，自然也就只剩气质“像”了。

有唐一代，不但“游侠”的精神和气质在持续衰弱，就是游侠的历史形象也开始变得模糊，出现和专以报恩立功为业的刺客合流的趋势，其行侠的方式也从构建社会关系网向个人武功转型，武侠的早期原型开始出现，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侠在社会地位层面的退化：侠从当年的大户、豪族逐渐退化成了彻底的闾巷之人，出身卑微化。第二，侠的功能性退化：游侠最重要的社会救助、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不再，自然只能求诸于十步一杀式的“匹夫之勇”。

陈平原发现伴随游侠向武侠转型的同时，唐传奇故事中还出现了一种侠的神秘化倾向。和古代游侠的事迹可以得到多次重复验证不同（郭解、朱家等人可以救一人，亦能救第二人），唐代豪侠的英勇事迹就跟今天的民科一样往往得不到事实的验证。他们在做完一件大事之后就销声匿迹，“不知所之”，从此活在了人们的回忆中，神秘感陡升。

究其原因，乃是这些豪侠们当年所以能成事，到底是源自自己的武功，还是某些说不得的绝活，恐怕连写书人自己都是一笔糊涂账。诉诸“传奇故事”的神秘化处理相当于永远把人物定格在了那个伟光正的瞬间，有效规避了“幸存者偏差”存在的可能。

“侠”在社会地位和功能上的退化，同时带来了其在“侠格”层面的持续退化——报恩主题开始出现。

以诗为证，唐代诗人大多使用“侠”的意向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盼遇明主的积郁之气与有朝一日能为国效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如李白的“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还”、“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王维的“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都为此情而发。李白自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看上去不为功名利禄所诱，其实功名早已存在，如其所言只是被深藏了起来，哪天想起来再去拿，倒也不迟。

侠客行——唐人概念中的侠

陈平原先生在评价唐代侠客传奇时就说“侠客为’报恩’而行侠，这基本上是唐代小说家的发明，与古侠的行为风貌大有距离。”（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但报恩主题的出现，其实也表明当时文人在政治这个细分市场上寻求个人定位之时，还是把自己与明主放在了基本平行的位置：

知识分子在大踏步向体制内靠拢的同时，仍然坚守自己和明主之间的关系并非主人与奴仆，而是恩主与门客的关系。恩主施恩于前，门客报恩于后，如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从诗作和小说创作中所表达的社会风尚来看，唐代文人非常清楚指望自己在君面前保持游侠独立自由的操守是不可能了，但他们仍然认定双方至少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也就是文人卖艺于帝王家不能叫卖，只能叫“报恩”。

时至清代，侠义仍乃清侠义小说之主题，惟实现目的的手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江湖中人要报一己之私仇，报恩主之旧恩，已经不可能像唐人传奇中的豪侠一样，做下一件大案，即隐身于市。属于侠的私域已经越来越逼仄，使得他们往往不得不诉诸“公义”，通过与体制内的合作与输诚，假公济私，假私为公。侠借助公权力实现自己的私人诉求，公门中人则借助和侠的精英联盟，达到控制江湖不稳定性力量的目的。

杨津涛就说到由于清廷“控制思想言论、厉行禁书‘’导致“那些蔑视法度、快意恩仇的传统“侠客”，在清代已丧失了生存空间。侠义小说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另辟蹊径。“蹊径”就是将“侠客”们统统收编，让他们进入体制，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杨津涛《清代小说中的大侠，为何常常面目可憎》）

清朝“文字有禁，偶语弃市”的基本国策映射到社会现实中，在造成“侠义公案小说”等主旋律作品大行其道的同时，其小说中的武侠形象不要说与秦汉的游侠相比，就是和唐代豪侠相较也是一落千丈，几与奴同。

李安在电影《卧虎藏龙》开头处就将王度庐前部小说《剑气珠光》中情节移植开头，写武当李慕白为退隐江湖，除告知俞秀莲外，首要之事就是北上请命于贝勒爷，以青冥宝剑为质，换取公门的盖章认定。**在此之前，无论是秦汉的游侠，或者唐宋的豪侠，都无退隐江湖还需向体制内报备的事迹。**行事需向上峰报备，这亦可算作清代以来小说的发明（王度庐已是民国小说家）。

李慕白与鹰爪孙没有太大的区别

金庸早期小说的大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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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以《笑傲江湖》为分水岭，其早期小说中的大侠形象本不出由唐至清的整体下降通道：他笔下的主人公看似行侠仗义，其实还是在忠臣义士的窠臼中打转，遵循唐以来行侠——报国——立功扬名的旧有模式，反贪官不反皇帝。

其荦荦大者无过《射雕英雄传》三部曲系列。

《射雕》中有明暗两线，以五大高手华山论剑，争夺江湖第一至宝《九阴真经》为明线；又以金人暗中查访，勾结武林人士暗中盗取岳飞《武穆遗书》为暗线。一明一暗两线一条是争夺武林至尊之位，另一条是以《武穆遗书》为晋升之资（斩将杀敌之能）争夺江湖体制内代言人身份。

《神雕》开头处就讲集合了这两大法宝的郭靖竟以一江湖草根之身份，协助吕大帅镇守襄阳，俨然有武林盟主之气象。金庸尽管在文章中刻意淡化朝廷的存在，但是若无朝廷的盖章认定，郭靖何德何能竟可被委以襄阳镇守之身份；郭府中人，官气横秋，自郭芙以下，皆眼高手低之辈，看别人都是低人一等，连武氏兄弟都能跑来折辱杨过。无论是郭靖的显赫地位，抑或郭芙与武氏兄弟蟹行于市，动辄杀人剁臂的骄横，若无体制内权力加持，断不至如此程度。

关于郭靖自己与权力的勾结关系，渠当日在襄阳城中对杨过曾有一番剖白，堪称他本人的最佳自供状：“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在社会保障机制缺失，草民坐尔犯法，沦为他者口中“奸邪之人”的帝制时代，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本是游侠存在的最根本价值，最后却被金庸借郭靖之口以“侠之小者”一语解构于无形。侠的概念遂被偷换为“为国为民”，其中为国在前，为民在后，行侠的究极目的也一道变成了能够“日后名扬天下”。侠行仗义的本分变成了侠之小者；为国尽忠，建功立业变成了侠之大者。虽然郭靖抗蒙非清代公案小说帮朝廷查案可比，但金庸小说此时的意念与武侠公案小说并没有太大不同。

这种国家主义在金庸小说中最变态者无过于他在诸多小说中对丐帮中人的人物设计。一群明明是社会中地位最低下最被人看不起，简直就是国家天生敌人的“臭老十”，却对朝廷有着发自内心的爱，一个个以主人翁自居，以朝廷为豪。明明在统治者面前命如草芥，形同蝼蚁，结果自己比谁都爱朝廷，甚至心甘情愿为它去死；结果只因为发现自己的帮主是外国人，竟然把自己组织中最厉害最大的领袖踢出共同体之外，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处理自己的手足兄弟，爱朝廷却不爱真正的自己人。这样一个社会组织，这样一群人简直就是变态到了极点，跟侠义半点边都沾不上，竟然动辄以忠义相夸示，实在令人无语。

以上例子在金庸的早期小说中可谓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再比如杨康为完颜洪烈抚养成人，已成彻头彻尾之金人，郭靖要杨康弑父于前，待杨康身陨之后，又以杨康贪图富贵，认贼作父搪塞于后。至于郭靖自己，也不是没有争议，自小为蒙古人收养，喝蒙古水，饮蒙古酒，为成吉思汗视如己出，被拖雷目为结义兄长，是蒙古地位尊崇的金刀驸马，结果南征一役临阵倒戈，还想刺杀拖雷，当日与蒙古人的情谊难道就能这么轻易的一笔勾销吗？

郭靖也有猫腻

当然金庸确非凡人，他小说中的大侠形象所以能让读者不生出与阅读晚清小说之侠时一样的作呕感，甚至还能从中一窥人性之奥义，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在金庸良好的旧学功底和西学修养。

金庸出身海宁世家，以成为一国之外交官为其青年夙愿。事虽不成，终其一生只能飘零海外，魂归香江，但其教育之水平甚同时代小说家不知凡几。罗立群在提及金庸的旧学功底时说：“金庸又能别出心裁，寓文化于技击，琴、棋、诗、画、书法、医道、音乐、舞蹈、历史故事皆可化为绝世武功，多姿多彩，情趣无穷。更为突出的是，金庸小说把武功远离与儒、佛、道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深刻反映人生哲理的武功境界。”（罗念群《中国武侠小说史》）六神磊磊则注意到了金父加诸其身的西学修养：“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給小金庸的礼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說，叫做《圣诞颂歌》，內容是讲一個冷酷的守财奴，受到了精灵的启发，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这本书对金庸的性情、人格影响很大。”

某种意义上恰是金庸身上此种学贯中西式的杂家特点掩盖了他早期小说中真正的以国家主义为纲的思想底色。

其二在金庸小说中的边缘人效应。细数金庸早期小说中的侠客，这些人都曾经和体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陈家洛是乾隆的亲弟弟；袁承志是闯王账下心腹；郭靖则是朝廷得以保全襄阳的幕后功臣，就是后期男主，比如韦小宝之流都靠着康熙的提拔，一路平步青云。

在金庸的精心设计下，这些大侠一方面是政治社团的可靠盟友，另一方面，因为不想变成体制之奴，他们又刻意保留了江湖人身份，给自己留下足够的退路。这种既幻想与体制结盟，分享政治社团红利，同时又“洁身自好”，和体制内刻意保持距离的同时，维护自己体制外边缘人形象的复杂心理始终贯穿于金庸早期小说的大侠形象中。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既向往权力，又害怕权力反噬的矛盾心理在诉说金庸小说男主内心独白的同时，也一道映射出金庸这类传统文人身上不可磨灭的身份底色，堪称他与朝廷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毫无疑问，这种拿捏巧妙的权力疏离感的确为金庸的小说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故事张力，也为长期远离政治生活的国人提供了一窥权力运作机制的机会。85之后，香港回归已成定局之际，金庸小说在大陆解禁，随即迎来阅览狂潮。在金庸小说于各阶层的读者群体中有一群非常有趣的群体，中国的院士。

已故中科院院士刘光鼎、马在田等人皆嗜读金庸小说，在他们看来，金庸小说宇宙简直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刘光鼎人送外号“大侠院士”，据坊间传闻，要考刘的研究生需熟读《鹿鼎记》、《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

院士本是各自行业的领导，然饶是这样的人，仍然是政治生活的门外汉和盘观者。但他们毕竟“与众不同”，总比普通人有着更强烈的权力窥探欲。金庸小说于他们的意义就好比卡夫卡《在法的门前》的看门人一般，不断挑逗门外之人，撩拨他们的心弦，让他们总是对门后事物欲罢不能，要走进去一窥究竟，可惜的是门外汉们又总是无法通过那道金庸为他们专设的法门。当然即使他们通过了也终将一无所获，那里空无一物，只有一片虚无。

金庸小说大侠形象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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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如果金庸小说的主人公始终延续他在早期小说中所刻意建构的的套路，金庸小说包括金庸本人本无可能收获来自庙堂与江湖的双重认证。

变化首先起于他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交恶。“豺狼镛”自59年创办《明报》始，就和曾经的朋友圈渐行渐远，逐渐脱离左翼掌控的同时，终有自由思考何为“侠之大者”之真谛。

他的此种转变早在创作《天龙八部》时已有显现，至《笑傲江湖》终至集中性爆发。

作为金庸小说中的悲剧人物之一，乔峰本与杨康同轨同途：二人父母同为敌国人所杀，本人为敌国人所养，以敌国人为自己的第一身份认同，其后虽一度回归故国，然终已不适。但是和“卖国贼”杨康不一样，乔峰虽一度被共同体所驱逐，最终仍以个人奋斗重新赢得共同体的尊重和再认同，辽人也没有因为他对北宋的忠诚而视其为乱臣贼子。此种悲情之命运较之杨康当日受千夫所指之污，剧毒攻心之死已不啻云泥之别。

萧峰与杨康处境极为相似

可以看出此时的金庸已经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小说里与曾经的自己进行切割，尽管这种切割是秘密的，渐变的，不欲为人所察的。对这种转变，金庸本人以“历史观进步”之名一笔带过：“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国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有了些许进步之故。”

时间的巨轮终于驶入六十年代中叶。66一役，知识分子创痛巨深，当时整个香港社会心理状态的亦然。金庸一生为功名利禄所诱，在命运的十字街头摇摆不定，但当他终于发现：“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最后决然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写下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笑傲江湖》，创造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许也是最接近古典游侠形象的小说主人公——令狐冲。

BBC后来如此评价《笑傲江湖》道：“这部小说一改此前黑白分明的小说人物，他在书中，塑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武侠形象——令狐冲。而《笑傲江湖》中对权力如何扭曲人性，自由与爱情关系，规矩与教条的钳制都进行了展示和阐述。”

学者王学泰对《笑傲江湖》的评价则更为具体：“对大陆读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说对荒谬政治现象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揭露与批判是通过讲述荒诞的武侠故事实现的。……许多看似作者信笔写来的人物和情节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宝典’，都要“自宫”，变成半阴性人，这种带有寓言性质的情节，恶毒而深刻。……他不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还生怕读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与现实生活里的政治人物对号入座，……我想金庸小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各种年龄段的读者和不同社会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喜爱，其政治性是个重要的原因。”（转引自谌旭彬《金庸的进化：李自成从黄衣黄甲，变成了黑衣黑甲》）

自然王学泰没有说到的是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借主人公个人遭遇所展现的政治性与他在早期小说所欲展现的政治性已经不是同一个事物了。

随金庸小说大侠形象共同进化的还有那个曾经的国家主义者金庸，显然他本人更希望历史记住的是一个以个人主义者身份自存于世的金庸形象，后来他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对国家主义进行深度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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