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良政治传统似乎有所动摇，但愿不要真的流失_风闻

武汉疫情爆发以来，方方面面的乱象暴露得淋漓尽致。暂不论从发现人员感染初期，到大规模公布实情、提升警戒力度这段时期的政府作为，在完整信息披露、各方已经引起重视之后，官方的相关表现显然难以令人满意。

首先，自全国层面发出大范围预警开始，武汉政府在最初的两三天里显得毫无作为，无论是控制人员流动，还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疫病救治做好资源调配、储备上，都没有半点建树，丧失了防控部署的先手，其后又突然下令“封城”，由此引发一系列混乱，网络上有人戏称“损害了集权国家的排面”。且不说一步到位的极端措施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政府就这项自己颁布的命令居然压根没有做好配套安排，典型的表现就是连医护人员的通勤需求都置之不顾，任由车辆资源弃置和医生上班困难并存的闹剧发生。至于感染人数上升以及恐慌情绪造成的大规模病患，政府方面也没有采取任何特殊手段，导致病人成倍地涌入医院，把医疗资源原本就极为紧张的公立医院变成了鬼哭狼嚎之地，进而也造成了不少悲剧的发生。混乱的状况随着中央政府的有效介入得以一定程度缓解，源源不断的医疗支援队进驻武汉，使得收治无门的现象大大减少，分层诊断医治的方式也逐渐平息了人们的慌乱，两个专门医院的投运同样曙光在现，但开头的乱象已成事实，现时的情况也依然不容乐观。武汉政府官员的表现令人心忧，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意在昭告世人，在位者根本不具备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整个过程显得毫无担当，非常“完美”地印证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部分尸位素餐官员的想象，而个别高级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拙劣表演，更进一步加深了大家的认知。这恐怕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培养起来的部分官员身上的通病（改革开放以后“培养”起来的，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府干部开始脱离群众，他们谋事和升迁完全在机关内部进行，办事能力和担当魄力很难得到真正历练。四十年来，在厅局、省部级位置上坐着的，大多还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干部，改革开放时他们的价值观、政绩观以及作风能力已经成型，在关键的决断时刻能够顶得上去。而近年来，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自己仕途的官员逐步走上高级别的实权岗位，长期脱离群众、“混机关”的恶果似乎有所显现。

其二，国家层面的联动显得迟缓、失序。与群嘲武汉官员相对应的，网络上对诸如江浙沪、河南等地的政府赞赏有加。这些地方在率先出手、群防群控上的确可圈可点，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员流动及疫情扩大，某些“画地为牢”的措施不断升级，甚至演变为强烈的排外潮和矛盾源。许多村庄早早开始堵路、封路，甚至破坏路基以彻底阻塞本村交通，为此交通部做出过“路网不能断，应急通道不能断，运输物资不能断”的回应，但有无响应明显成疑。以城市为单位的封闭行为也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有力落实，路网的触角延伸到哪里，自我保护的边界就扩张到哪里。唯恐受到防控不力指责的压力下，各省各市各自为战的运动确实进行得轰轰烈烈，只是完全看不到“讲政治、顾大局”的口号有任何体现。各地主官盯住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没错，守土有责没错，但主导和鼓励隔离政策的同时，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不能不讲政治，不应当忘记党性和同胞情谊。老百姓出于恐慌，产生过激的排外乃至歧视行为情有可原，但政府决不能以邻为壑、顾此失彼，而是要主动提供配套服务，安抚公众情绪，化解潜在矛盾。糟糕的是，即便那些为人称道的地方政府，发力点似乎也全部停留在“隔绝自保”上，鲜见为“被隔绝”的武汉同胞提供温暖。而包括官媒在内的各路媒体，一边为武汉云鼓劲、云加油，一边又大力渲染排斥武汉人的正确性，实在并非明智之举，直到最近，才有媒体后知后觉地发出“防病毒，不是防武汉人”的呼吁，新闻中也终于有杭州、南京等地妥善安置武汉旅客的报道，但显然远远不够。

第三，长期为人诟病的政府部门宣传能力，其负面影响在特殊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放大。无论是从信息主动发布的角度，还是从不实消息批驳的角度来看，政府部门自疫情开始至今的表现，都可谓千疮百孔。一方面，政府方面没有向公众说清楚已经组织实施了哪些有效措施，对由于现实情况造成的医疗资源不足也没有开诚布公，任由恐慌流传发酵，信息披露的实效性远远达不到公众的期待，安排的发布会也搞成了“本想露脸，结果露了屁股”。主动发布信息能力不足，自然就给各种谣言的肆虐提供了优渥的环境，谣言大军除了围绕武汉医院当前捉襟见肘的现状编造了一个个夺人眼球的故事外，最精彩的操作就是把当初8个声称SARS重来的人吹嘘成了“勇士”。政府方面僵化的信息发布机制和粗糙的舆论应对能力，让他们自己承受了不意外、也不冤枉的结果。

概括而言，政府上下自疫情诞生以来的种种表现，令人产生了优良政治传统不再的担忧。革命年代，党依靠一杆枪和一支笔干革命；建设年代，执政党在做和说上似乎总是赶不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重道远”千万不可反倒成了政府宽容自己的借口。相比于17年前的非典抗击战，官方在本次疫情中的反映动作和信息公开水平算得上差强人意，但相较人民的期待，却仍显笨拙、落后。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所谓政治传统，靠的是人来继承。近年来，随着从严治党的持续深入和“唯GDP论”的破除，政府干部的选拔标准似乎不如从前清晰，好比在优秀学生的选择上，过去仅看中文化成绩，忽视了德育和体育，如今要挑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孩子，必须要划定明确的考核标准，不能搞成文化成绩不突出，综合素质又没上去；也不能推举出品德虽过硬，水平却不行的庸人。值得肯定的是，随着疫情的持续，中央政府的统筹调度逐渐发力，一批接一批的医生、物资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武汉，各地也传出开建“小汤山”的消息，国家体制没有失灵。只是依然需要当心，如果体制运转仅仅是靠着政治惯性，那么惯性摆动的幅度只会越来越弱，唯有不断培养优良政治传统的新继承人，为体制运转注入新动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传承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