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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塞冬1月26日 23:56 来自 荣耀20 PRO 已编辑武汉市长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900万人留着。这里又带出一个城市人口口径问题。

武汉2018年常住人口1108万，户籍人口884万。

“常住人口”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和有无户籍无关，大部分人均经济指标都是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而500万+900万是1400万，比常住人口多了300万。

正好，两周前，武汉官媒《长江日报》的报道称武汉实有人口1400万，且年增长高达100万。当时这个数据还引起许多质疑，认为比常住人口多那么多，有点假。

今天武汉市长的500万+900万应该是再次确认了1400万人口规模的真实性。

近几年，许多城市都通过不同渠道透露过“管理人口”数字，这个口径的人口数据通常要比常住人口大不少。

比如深圳早在4年前就公布过“管理人口”超2000万，当时深圳的“常住人口”口径也就1100多万，现在也才1300多万。

比如成都常住人口1600多万，而去年公布的管理人口已超2100万。

再比如西安常住人口1000万，去年公布的管理人口已接近1300万。

京沪没有公布过管理人口，按照这些强二线的比例，京沪的“管理人口”估计要达到3000万。

我对统计指标研究的感受是——常住人口的抽样统计方式大概率不如以公安部门为主发布的管理人口更能反应城市体量。从一些别的数据来看(如就业、社保、手机号)，“管理人口”也更接近一些。

按照管理人口口径来看，我国特大城市化的进程是很快的。

倒也正常，从亚洲其他人口大国的经验来看，每一亿多到两亿多人口涌现一个2-3k万人口城市（如东京、雅加达），每几千万人口涌现一个1-2kw人口城市是普遍现象。

近两年，除“四大一线”以外，又开始出现“四大省会”的说法——1500万、2000万人口的城市开始批量出现。

可以说，管理人口口径给城市管理者、给整个财政和公共服务体系都提出了新挑战，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客观面对中国正在快速特大城市化这个事实。

一方面，当前的常住人口口径就已经很让人为难，大量长期在特大城市居住工作的人，因为没有户籍，难以得到正常的公共服务供给。

如果说常住人口口径(很多是有发声能力的高收入高教育人群)公共服务平等化还是一个话题，那么管理人口口径，很多人、哪怕是飘着的外地精英，可能也只认为他们是这个城市的电池。

医疗教育这些深层次话题不谈，就说一些基础能力，考验也很大。

比如长期困扰长珠三角劳动力流入地的警力不足问题—— 一个社区/城中村按几千户籍人口配备的警力需要管理10万人(财政转移支付去了这10万人的老家)。

武汉这次应对，我觉得从根子上是没做好“我已经是1400万人口、且年增长100万，放十几年前就是中国top2城市”的各方面准备。

未来10-20年，如今京沪的许多指标将会复制到几个大省会——大几百公里地铁里程，每天1000万人次乘地铁出行，每天六七十万人次乘坐飞机和铁路出行。

对应的是这些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应急能力也需要像京沪靠拢——它们将是全球层面都数得上的巨型都市，整体思路就不能再像是“地方二线城市”的感觉，各方面都得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