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汪涛文章：控制疫情最有效的科学方法_风闻

最近惊天动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叠加春节的是一场深刻影响全国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按照我写文章的惯例，不会去凑热闹写一些网上或媒体上已经谈太多的内容，而是要从一般科学方法的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总结，尤其我们应该从这场疫情中得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从而增强这次以及未来的真正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科学认知、信息公开、谣言与恐慌

遇到这样大的疫情等事件，必然存在公众对真实情况的知情、谣言与恐慌的问题。因为此次流行的病毒本身与2003年的SARS有亲缘关系，爆发过程也与SARS类似——始于野生动物市场，人们把两者比较多的进行类比是很自然的。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的确存在隐瞒疫情导致延误的问题，也有官员因此受到处罚。有效的信息公开甚至是上次应对疫情的转折点。因此，自然地会有人联想到此次疫情中是否有类似情况存在。有文章甚至引用专业研究结果提出：《比“封城”管用，媒体报道可以大幅降低疫情传播》

历史虽然会不断重复，但却不会那么简单重演。此次疫情最早是2019年12月8日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当时媒体就有报道。但疫情本身究竟是什么情况，相关科学家还没搞清楚，政府官员和普通人就更搞不清楚了。如果回过头去查12月8日之后相关情况信息，并非没有报道，而是媒体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的媒体调查“没发现人传人，也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当时可能确实没发现，但等真的发现时以又可能有些晚了。

在此期间无论是相关医学科学界还是政府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科学界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在2020年1月7日查明了病毒的基因，知道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但它的传染性究竟如何当时还不是很清楚，难以下决心采用什么级别的措施。直到1月20日左右政府和科学界态度出现了一致的重大转变。从下面疫情发展过程可见，1月17日之前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很少，而在此之后确诊和疑似病例数量都急剧增加。

1月23日左右全国各地包括湖北开始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或二级响应。尤其武汉包括其周边城市采取的是“封城”这种远远比上次SARS严厉得多的措施。如果科学家或医学界都还没搞清楚问题所在，其他人就更不清楚了。情况不明就难以采取正确的决策，这的确是客观情况。但是否情况不完全明了就无法及时采取行动，这也不尽然，这里面还是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后面会详细谈到。相比于2003年SARS事件发生后延误了3个多月，这次的时间进程很难说清楚是不是延误了。有人批评在1月中旬还有集体性的新年演出活动，但是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坦泰尼克号遇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安排乐队在船上演奏轻松的音乐以尽可能安抚人们的情绪，这被作为一个英勇的行为而受到后人称颂。要在他们两者行为之间进行区别的话（假如事后是证明并不存在人传人的情况），确切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

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政府网上发布公告征集对疫情防控问题的线索及建议，“对涉及缓报、瞒报、漏报疫情，落实防控措施不力，导致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重要问题线索，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将直接派员进行督查”。发布这个公告一方面是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信息公开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目前中央政府层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就有明确追责。

同时也存在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遇到大的灾变时期，引发社会恐慌的情绪也会带来很多恶果。一旦社会进入恐慌状态，就会出现如下的潜在后果：

1.抢购急需的医用物品

一旦采取一级或二级响应，整个社会难免就会迅速出现恐慌，并抢购相关急需的医用物品。这会导致很多疫情很轻的地方迅速占用大量关键性的医用物品，而最急需的武汉等地却出现严重短缺。

2.医疗资源的迅速饱和且更易引发大范围传染，这个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即使是在平时，好的医院都是人满为患，可想而知一旦出现社会恐慌，结果就必然是疫区的医疗资源被迅速饱和。尤其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很困难，甚至有些发病的全过程不出现发热等明显症状，有条件进行最终确认检测的实验室又很少。冬季本身就是感冒等有近似症状疾病的高发期，疫区的民众一有类似现象，就会跑到医院检查，政府也要求有可疑症状的人立即去医院。即使医护人员没日没夜的工作，也远远无法应对相应的恐慌局面。更严重的是，这样大量人群拥挤在医院，会极大加重各种疾病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疾病的传播。医护人员如此长期高强度地工作，会导致他们的身体抵抗能力大幅度下降，使医护人员成为最易感染的群体。这种状况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医护人员本身是每日要接触大量人群的“超级接触者”，他们一旦染病传播力会极其强大。这也是为什么此次迅速做出决定，以“小汤山模式”在尽可能短的一周时间新建立一个专门医院收治相应病人的原因所在。

3.抢购食物等日常生活品，导致日常生活物品出现价格暴涨

4.谣言四起

各种可能有疗效的物品随着谣言被疯抢，2003年SARS时期板蓝根、食醋等因疯抢价格飙涨几倍几十倍。各种不法分子也很可能乘机制造各种谣言。可喜的是，随着近年来社会科普力量的崛起，这类谣言也在网上被自动地清洗。因此，这次疫情相对来说谣言的传播性和危害程度要远低于上一次SARS时期。很多谣言文章刚刚出现，针对性的辟谣文章几乎同时出台，使其危害性极大弱化。科普成为了社会情绪的免疫系统。

二、从医学科学角度的总结

借此机会，我们可以从医学科学的角度讨论一下相应的经验教训，也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一些，顺便讨论一下网上往往谈不清楚的中医和西医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还是用“中医”和“西医”这种词汇谈问题的话，是永远扯不清楚的。我一直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西医”和“中医”的区别，只存在科学的医学与不科学的医学之间的区别。并且最重要的是科学的方法，而不应用“中”和“西”来区分科学研究的内容。

需要先声明一下，我本人不是专业研究医学的，虽然我看过的书是从图书馆分类目录的A一直读到Z，除了四个没有用到的字母L\M\W\Y之外，在此过程中的确看过大量医学以及标称为中医的书籍，但却一直自认为最没有信心的就是分子生物学、医学等相关领域。因此，我并不准备去谈细节的医学问题，而只是从一般的科学方法角度来谈基本的方法论或医学哲学问题，过去人们认知上的主要缺陷就在于这些方面。从最基本的医学方法论角度，医学体系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向：

1. 广义病原医学

医学上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病原体”（pathogens）,它是指可造成人或动植物感染疾病的各种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立克次氏体、真菌、寄生虫或其他媒介（微生物重组体包括杂交体或突变体）。医学专业上的“病原体”一般是指有生命的致病来源，而我此处想说的“广义病原”也包含各种有机甚至无机物质的致病源。如各种有毒的无机物质或有机物质，甚至引发创伤的内外因素（枪弹致伤等）。引发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一种有生命的、病毒类的病原体。广义病原医学，就是指这样的医学方法论或医学哲学，它是认为疾病由某种病原引起，因此找到了这种病原，并且采用药物等方法杀死或消除这种病原，就找到了相应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病原可分为“正病原”（摄入或传染了某种微生物而致病）与“负病原”（因少了某种营养或物质致病，如缺乏某种维生素或矿物质），“外病原”（从外界感染某种病原）与“内病原”（自己身体内多长出了某种肿瘤等）。对正病原，需要清除，对负病原，需要补充。能够非常有效解决掉病原的（清除或补充），就认为是“特效药”。如果没有任何方法有效解决病原的，就认为没有针对性的药物。

2.本体医学

直到现在，现代医学并不能够杀死或清除很多疾病的病原，但相应的疾病并非就无法医治，因为人体本身就是最好的“特效药”。人体的免疫系统等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病毒或病菌。另一方面，引发疾病的也并非就是某种病原，而可能是人体某种机能的弱化或失调。或者虽然最初是某种病原引起，但进入病态之后表现为机能的失调，此时即使消除了病原，相应的疾病也无法治好。如糖尿病就是人体血糖机能的失调。本体医学从方法论或医学哲学上说，是通过增强或平衡人体的机能，实现对疾病的治疗。有些疾病甚至不知道病原是什么，但通过机能的增强却将病治好了。即使这些疾病是因某种病原引起，本体医学的方法论或医学哲学不是直接消除病原，而是通过人体机能间接将病原消除，并治好疾病。2003年的SARS已经17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研发出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更是如此。但这并非就意味着没有解决办法，上次SARS是主要靠本体医学原理治好的，这次也是如此。直到现在经常出现的感冒也都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但都是通过本体医学方法和原理治好的。我过去因为经常要出国，发生感冒等常见病很难找到当地医疗资源，因此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一旦发现有感冒就立即大量地喝白开水。即使去看医生给你开了药，一般也都会提醒你多喝水。其实多喝水的作用未必低于药物。喝水多了，排泄就多，病毒的浓度就可能很快降到出现病状以下，一般隔两天就好了。多喝水一般并不会直接消除任何病原，但却会增强人体自身的排泄以将病原排出体外。

3.预防医学

中国有一个华佗大哥和二哥的寓言，它很好地体现了预防医学方法论更高的境界，却不能从经济性上得到更好体现的故事。无论是否存在病原，还是人体自身机能弱化或失调，治病的最高境界都是“不生病”。预防要么是别让病原进入或感染人体，要么是增强人体抵抗能力或机体的平衡。预防医学不一定体现在完全不生病，也体现在尽可能早发现、早治疗上。任何疾病发现得越早，治疗就越容易，这个方法论与具体疾病没关系。

人们常说的“西医”，相对来说比较多体现在广义病原医学上，如大量的药物之所以可以成为药物就是能将病原体杀死。“中医”比较多体现在本体医学上，例如针灸等方法显然不会直接清除任何病原，它只是通过针刺激发了人本体相应功能而治好病。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例如“维生素C”虽然会被认为西医的成就，但很多补充维生素C的作用是体现在增强人体抵抗力上。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被认为是中医的发扬光大，但它起作用的机理纯粹就是病原医学方法，青蒿素就是将引发疟疾的疟原虫杀死而治好病的。我之所以非常反对以“西医”和“中医”来区分医学，原因就在于人们根本就无法准确定义什么是“西医”，什么是“中医”，只有科学的医学才是唯一值得我们追求的。科学的医学必须从以上三个基本医学方法论或医学哲学出发来研究才是真正有效的。仅仅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类本体的机能显然远远不够。科学不仅要体现在它可以治好病，而且要解释出为什么，并且可以与已有的其他科学知识相互还原，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最有效地区分出谁是真正的医生，谁是骗子。

三、科学的经验教训总结

我们只有区分出以上三个不同的医学方法论，才能真正从本次疫情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判断做对了什么和做错了什么的标准，不应当是除了医学科学之外的其他标准，我尤其反对的是动辄以新闻传媒的原则去判断其他专业领域的事情。

如果单纯从病原医学角度来说，各地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是很难有可指责之处的，他们的反应已经算非常及时了。其他地方政府比湖北早那么一两天采取一级响应措施，作为主要疫区的湖北有可指责之处吗？要知道此时采取一级响应，其他非主要疫区承受的压力显然远远低于湖北。而且其他地区一旦采取这种级别的措施，真正的疫区武汉就无法再阻止大量疑似群众蜂拥而至到医院，这事实上会在短时间内使医院变成一个可能会加剧传染的区域。

直到1月7日，科学界才第一次真正查明病原的基因。并且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在实验室里测出病毒的基因就可以确认，还需要多个实验室重复验证才是科学的严格确认，这就需要更多时间。另外也需要实际和充分的疫情数据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这是一个或许有些让人们不太愿意接受，但却必须承认的现实：就是得等疾病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具备统计性之后，才能得出有效和准确的结论。

如果医学科学界都还搞不清楚病因是什么，你让其他人怎么做决策？单纯地说媒体报道会减少疫情是没有意义的，医学科学界都不知道病原是什么，你又能报道清楚什么？

单纯来自传媒界的一个理念是：只要将现在的客观情况及时报道给公众，公众自己会做出判断，这纯属想当然，甚至是传媒界的矫情。在疫情的初期，你要想客观地报道，只能客观地说不知道是什么，医学科学界也还不清楚真实情况是什么，这个时候、这样的客观报道你让普通百姓怎么判断？你又怎么区分客观真实情况与谣言？怎么区分恶意的造谣与真实的情况反馈？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单纯以新闻理念就认为可以解决问题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

但是，如果从本体医学尤其预防医学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在科学上明显地看出问题所在了。一切传染病虽然细节上有差异，但病原体从大的方面说也就那么几类，尤其预防的方法更是少之又少——无非就是口罩、隔离。防雾霾用的也是口罩，即使是针对每年必然会出现的流行性感冒，我们也应该多准备一些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这不需要知道病原体的基因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需要清楚其传染性如何，从对传染病预防角度这些事情都是很清楚的，不明因素不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在普通家庭，口罩应当成为一种日常医药用品。我家在北京，平时因为防雾霾和太太治疗过敏等的需要，早就存有不少口罩，因此这次疫情中并不需要去买口罩。如果平时每个家庭里都备有口罩，就不会到出现疫情时社会上到处抢口罩，弄得真正最需要的武汉前线医护人员都没得口罩和防护用品了。媒体光是去报道武汉前线医护人员都没有口罩和防护服的悲情又能去指责谁？现在应当号召疫情不是很严重的地区暂时不要再抢口罩等物品了，最好只呆在家里。中国现在生产能力非常强大，每天口罩的产能是2000万个，不会让这种极为简单的物资缺乏太长时间。

在12月8日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病时，其实就不应当被这个从病原角度说的“不明”所迷惑，它无非就是某种病原体引起，口罩等物品并不需要等搞清楚病原体的基因时才想到去准备。因此，根本不需要等科学界的调查过程，当天就应当立即启动某种最低限度的响应：就是马上开始准备口罩和医疗防护物资。可以想见，如果12月8号至少是武汉就开始储备口罩以及医护人员使用的防护物资，尤其是马上开辟出专门的诊治建筑隔离区域，疫情很可能就不会发展到最后要封城的地步。这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口罩和医用防护等简单的物资应当成为全社会每个家庭的一个日常用品和国家战略储备，如同家里常备的创可贴或感冒药等一样。它们成本很低，宁可平时备而不用，绝对不可到了用时而无备。

在任何传染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医护人员首当其冲最容易受到感染，因此，尤其应当保障医护人员这些防护设备绝对的战略供应，无论如何不能在这类灾变中让医护人员没有防护物资可用。这并不是只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考虑问题，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毫无疑问最容易引起更大范围的感染。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对坚守在武汉以及周边城市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正在奔向前线的其他地区的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绝不可在疫情发生时与疫区群众尤其是疫区的医护人员抢口罩。

日常食品等也需要在各种灾难发生之前就提前储备。不仅仅是发生重大卫生事件，而是在任何可能引起恐慌的灾变时（地震、大的洪灾和旱灾），都应想到提前紧急储备日常生活用品。冬储大白菜等过一个冬天都没问题，潜在的疫区就算最后只是虚惊一场，提前多储备一点不会产生值得一提的浪费。

因此，以本体医学尤其是预防医学、而不是病原医学为主要指导思想，是应对共公卫生事件最有效的方法论。本体医学和预防医学的优势就在于它们不依赖于对具体病原的确认，因此可以尽最大可能提前采取有效的行动。同时，是不是会人传人，有没有出现超级传染者，病原来自哪种宿主等等病原医学的细节进展都不能成为拖延采取行动的任何理由。

四、纠正错误的理念

1.正确的医学理念或方法论

应对瘟疫，应当更多采纳本体医学尤其预防医学的方法论和哲学，而不应去过多依赖病原医学方法体系。2003年的SARS发生之后，经过了十多年时间，才由石正丽团队等搞清楚SARS病毒的真正宿主是中华菊头蝠。直到现在，别说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就是直接传给人的中间宿主都还没搞清楚。要等把病原都搞清楚了再去采取行动解决问题，不是黄花菜都凉了而是黄花菜都馊了。病原医学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它们最重要的价值并不是找到疫苗或特效药，而是找到通过测量发现、检验尤其确诊的方法，以更有效地服务于预防医学方法体系。要想以病原医学方法找到可直接杀死病原的特效药，并且还没有负作用，其过程是极为艰难和漫长的。艾滋病在20个世纪80年代初就被发现，加拿大籍男同性恋者Gaetan Dugas在1980年代初被公认是艾滋病“零号病人”。中国在1985年确诊了第一例艾滋病病人，是一位来自阿根廷的美籍旅游者。快半个世纪过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可以直接杀死艾滋病毒的特效药。2003年7月中旬，通过预防医学方法就已经完全消灭了SARS新增病例。而直到2004年1月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才正式批准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联合攻关的SARS灭活疫苗进入Ⅳ期临床实验阶段。此时SARS疫苗已经基本没用了，此后也的确一直没用上。因此，本体医学尤其预防医学是对付传染病、尤其是新型传染病长时期内最有效的方法。

2.“超级传播者”

“超级传播者”以及“医护人员感染”这些概念成为判断疫情发展阶段的标志，但这很可能是会产生极大误导的错误概念。这个概念是因SARS而出现，因为SARS爆发的初期，第一例SARS患者就在河源市人民医院感染了一批医护人员。“超级传播者”往往不仅是感染的人多，更重要的是其感染大量医护人员。这个现象的确可能是因为病毒基因发生突变，从而使传染性增强，但更可能的原因是疫情发生过程中医护人员防护设备的短缺以及防护措施的不到位，或者疑似病人进入常规医院而引起。将“超级传播者”以及“医护人员感染”作为判断疫情的标志，就会在疫情发展过程中潜意识里“期待”这种标志的出现，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出现“超级传播者”的根本原因更大可能是因为存在“超级传播机制”——就是疑似病人在人潮拥挤、医护人员云集的常规医院里跑上跑下去就诊，这样的医院本身就是一个超级传播场。“超级传播”的前提是大面积的“超级接触”，这个与具体病原的细节无关，只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生病者根本就未接触，怎么可能会去感染别人？一个超级传播者感染一大群医护人员，而这样的一大群被感染医护人员就会继续去感染不可胜数的成百上千普通病人。因此，坚决阻断医护人员出现感染，避免出现“超级传播者”应当是应对疫情的主动行为。

如果不是主要疫区，不应当简单搞封城这种动静太大的动作，而是应当迅速征用社会资源，以劈出专用的临时封闭收治医院。应当尽最大可能避免在普通医院去收治相应的疑似病人。对于传染病，预防性的彻底隔离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任何传染病，得有“传”的渠道，才有可能让别人“染”上。越是最简单粗暴、最充分的隔离就是越好的预防性措施。把所有疑似病人全都安置到一个真正完全隔离的建筑物里（如临时征用的酒店，甚至索性停到海上的游轮，或平时就准备用作类似应急的设施），即使其他治疗条件差一些，也远远好过让这些人在人潮拥挤的常规医院里到处乱跑。只要进行这样的隔离，就不会出现一个病人感染一大群医护人员、一大群医护人员再感染成百上千其他看病的人群这样的“超级传播者”现象。如果没有“超级接触”，传染性再强也不可能“超级传播”。

五.保护野生动物还是保护人类自己

客观地说，目前还未最终确认究竟是那种动物，通过哪个环节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人的，但已经可以确认的确是有大量非法野生动物集市的华南海鲜市场是疫情发生的起源地，并且在野生动物摊位上发现同样的病毒。中国科学界已经证明2003年的SARS起源于广东佛山野生动物市场，并且基本确认了中间宿主与自然宿主。此次疫情发生后，19位学者倡议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的内容纳入到野生动物利用的条款中。但这个倡议很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原因在于对犯罪行为基本定性上的严重偏差。一次又一次惨痛的教训应当使我们明白，吃野味危害的不是野生动物，而是人类自己，并且这种危害程度属于“特别严重”的范畴。它在所有刑事犯罪类型中也可以列入最严重的罪行。

2002至2003年的SARS延续约8个月，造成8069人感染，774人死亡的惨重后果。此次疫情从2019年12月8日最初发现到截止1月25日已经造成1287人感染，41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投毒，造成中毒危害的是直接投放毒药并被吸入或食用的对象人群。但带来传染病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远不止直接影响，因为它会传染，所以造成的危害很有可能会被极度地放大。如果故意杀死一个人都值得判极刑，杀死774人应当判什么罪行还需要争论吗？

从历史上看，传染病曾在欧洲造成了一次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导致全社会三分之一甚至高达一半的人口死亡。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详细讨论了传染病对人类文明进程和命运的重大影响。当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之后，当地原土著民95%以上的人口并不是被殖民者的枪炮直接杀死，而是被其带来的传染病大流行所灭绝。新传染病的出现主要就是从动物传染到人身上。首先完成了农业文明进程，并且驯化了家畜的民族因为与动物的近距离密切接触，首先大量流行各类传染病，这使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传染病流行和人口大灭绝的洗礼中选择出了更多抗病毒的基因，因此在遇到新的传染病流行时抵抗力会更强一些。但美洲原土著民因为以往极少遇到传染病，在欧洲殖民者引入欧洲大陆的传染病后绝大多数人无法抵抗而死亡率特别高。

相对幸运的一点是，因为中国人饮食习惯是吃熟食，这使其在加工食物的过程中把绝大多数病毒和病菌都杀死了。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存在传染病，情况却远比习惯直接吃生食的欧洲人好得多。但这也带来另一个方面的潜在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确在针对传染病的抵抗能力上相对欧洲人弱一些。有些人以SARS等在华人中传染性更强等怀疑它是针对中国的基因战等阴谋，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感染的偏向性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这样一个潜在的问题：如果有人的确故意以此客观规律为基础对中国实施针对性的基因战攻击怎么办？如果有其他国家对中国释放毒气、传染性的病菌、病毒等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性质的攻击，从道理上说中国是可以选择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最极端反击手段进行报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相应攻击的性质之恶劣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要进行这样的反击需要有一个绝对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得清楚知道是谁干的，并且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而不能仅凭一些怀疑行事。要想有效地释放基因武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历史上的诺门坎战役中，日军曾以细菌战去攻击苏联红军，结果却只是释放病原体的日军自己被感染并在日军的军营里传开，释放到河水里的病菌却失去了活性，对苏联红军并未起作用。科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传染病不仅主要来源（自然宿主）是动物，而且动物也是主要的初始传播渠道。另一方面，因为基因武器攻击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报复反击后果是如此的严重，如果没有绝对保密的渠道，敌对势力是不会轻易敢动用这种手段的。令人非常忧心的是，如果中国人长期保持吃野生动物的习惯，进行攻击的敌对势力就可以很容易选择在深山老林作案，在被食用的野生动物身上感染相应病原，这样其攻击不仅非常容易产生功效，而且其行为几乎不可能被准确地发现。

由以上分析可知，无论从客观角度，还是从战略角度看，吃野味的行为其犯罪性质不是会造成某种或几种野生动物的灭绝，而是有可能会造成中华民族的灭绝。我们应当感到太庆幸了，2003年以及这一次的冠状病毒造成的传染病其死亡率并不算太高，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率可能更低，甚至传染性也并不如上次。但令人忧心的是它的隐蔽性却显著地高于上一次。这样其传染性虽然不高，但实际传染率却可能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本次采取封城这种极端手段的原因所在。

当我们自豪于高铁、飞机、高速公路、地铁等大规模高速交通工具的便利时，也要同时注意到它们也在客观上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为隐蔽性更强的病原体超大规模流行埋下了伏笔。如果这类高隐蔽性的病原体基因与霍乱、鼠疫、埃博拉等死亡率奇高的基因相结合，甚至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人为制造这类病原体，下一次我们还能如此幸运吗？难到我们一定要等吃野味吃出一次造成中国人数千万乃至数亿人死亡这样达到种族灭绝程度的惨剧之后，才会真正明白吃野味的罪行远不止是危害了野生动物，而是在灭绝我们自己吗？

我们必须从这次惨痛的教训中彻底地惊醒了：不是要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而是需要修改《刑法》，将“食用潜在致病性野生动物罪”专门列出，除了明确规定的家畜、野生鱼类等有限的动物可以食用之外，捕猎、销售、制作包括食客食用其他任何野生动物都属于“食用潜在致病性野生动物罪”，并参照种族灭绝罪、最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等罪行，以刑法中最严厉的罪名处以极刑。因为其目的不是要“管住某些人的嘴”，而是要“保住中华民族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