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几百年来中国无发明，对人类无贡献的谬论！_风闻

1498年至2008年，中国没有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吗？

张允熠

不久前正值毕业季，北京大学某学院举行研究生毕业典礼，一位张教授发表演讲。

这位教授的演讲有一个特点：先引洋人的话为准绳，然后以此立论，发挥自己的观点。

如，他一走上台就引用一名叫Jack Challoner的英国人所编书中的数据，说是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8年的250万年间，人类有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仅有30项，占3%。如果以1500年划界，1500年前全球共有163项重大发明，30项占18.4%。中国最后一项重大科技成就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而1498年至2008年间，人类社会的838项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属于中国的。也就是说，510年间中国对对人类的科技贡献是0。这位教授在演说中总结道：1500年后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自由”。

我们从不否认，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在英国，从15至16世纪起，中国相对于西方，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就明显落后了，这是事实。不过，1500年前的中国，重大的科技发明不止30项，1500年后的中国，在科技上对人类也不是0。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通过比较研究，惊奇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Colombus）也就不可能远航至美洲，欧洲人也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

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橙，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 把他们打下马去，因而就不可能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就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

至于他说整个明朝时期中国的全部发明“只有一个牙刷”，我们只要举出几则实例，就足以证明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如在工业上，1521年，四川省嘉州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石油井，17世纪，明代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6）在《天工开物》中对中国的石油化学知识第一次作了系统总结，该书18世纪传入欧洲，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石油开采和加工的科技著作；1596年，明朝最早发明了火爆法采矿技术，17世纪初传入西方，1632年，德国人首先在欧洲将黑火药用于采矿爆破。

再如在军事上，1549年，明朝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水雷，1590年制造的“水底龙王炮”，是世界上第一颗定时爆炸水雷（以后还研制了“混江龙”水雷），被称为近代“水雷的鼻祖”，而欧洲直到19世纪才在战争中使用水雷。

再如在医药方面，众所周知，近代欧洲的“牛痘免疫法”使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避免了死亡的威胁，但西方医学界从不掩饰这一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中国关于“种痘”免疫法预防天花病从唐宋以来就有记载，但学术界目前认为较可靠的记载是明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江南宁国府太平县发明的预防天花病的“种痘”方法，实为世界上第一例的“人痘接种免疫法”的临床应用。

17世纪俄国人专门来中国学习这种“种痘法”，后来传到土耳其，18世纪又传入欧洲。伏尔泰在其《谈种痘》一文中明确写道：“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中国种痘的方法的确是不大相同的；他们并不割破皮肤；他们从鼻孔把痘苗吸进去，就好像闻鼻烟一样；这种方式比较好受，但是结果一样。这一点也可以证实：倘若我们在法国曾经实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有些人在纪念“牛痘”的发明者英国人詹纳（Jenner）时，只字不提中国，好象这项发明与中国无关，其实，詹纳在《论牛痘的起源》一文中，明确承认他先是在乡间种人痘25年之后，才尝试着接种牛痘的。“种痘免疫法”起源于中国，这在学术界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每谈到明代的医药学，人们都要提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

这是李时珍历时近30年撰写的巨著，书中收录各种药名1892种，并附有精美的插图1109幅，1647年波兰人卜弥格首先将《本草纲目》译为《中国植物志》于1657年在欧洲以拉丁文出版，此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植物志》，出版后对整个欧洲的植物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1753年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写作《植物种志》时，就从友人那里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1000种植物标本。

该书被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称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李约瑟曾评价说：“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在和伽里略、维萨里的科学运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能在科学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音乐与数学方面，朱载堉运用珠算开方的办法，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十二平均律。

所谓“十二平均律”，亦称“十二等程律”，是一种音乐定律方法，它将一个纯八度平均分成十二等份，每等分称为半音，是最主要的调音法。这一方法17世纪传到欧洲，一个世纪后在欧洲才出现了此种定音法，19世纪德国大物理学家赫尔姆茨在他的名著《论音感》一书中多次提及朱载堉的贡献，他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现在的钢琴就是根据十二平均律定音的，有人据此评价说：“西方人创造钢琴的形体，中国人铸造其灵魂。

如果细考，明代重大的科技成就还不止这些，但仅以上述几例，就足以驳倒中国在科技成就上“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罔顾史实的结论。张教授特别使用“最后一项”、“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的词句——带有极端贬抑和刻意讽刺的口吻。

至于说直至2008年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在内中国没有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这无疑也是一个伪命题。

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家底“一穷二白”，但政府十分重视科技事业，鼓励各种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取得了实质性的长足进步。如，1903年国外就有了动物断肢再植的试验，但谁也没接活过人的断肢，世界上第一例人体断肢再植手术是上海医生陈中伟于1963年首创的，当时震惊了世界医学界，许多国家的医生参照我国首例断肢再植手术的文献资料完成了本国的首例断肢再植手术。

再如，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家发明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例，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一再说这是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科技成就；

袁隆平从70年代以来就长期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2004年，由于他“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世界粮食奖；青蒿素的发明也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事情，这一发明拯救了地球上众多的生命，是造福全人类的重大科技成就，屠幼幼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

还有氢弹的于敏构型，最早的无人自动车等等上述实例中的任何一例，就足以驳倒至2008年前510年间中国没有领先世界的“重大科技发明”、“中国对人类的科技贡献几乎是零”的奇谈怪论。

对于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张教授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即使写作《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的英国人杰克·查罗纳，也比这位中国教授更尊重历史。

查罗纳为他的书写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引言》，他说：“由于篇幅有限，有许多发明我不得不忍痛舍去。”由于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局限，他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从目录上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一沿欧洲人写史的套路——从“罗马时代”到“工业革命”，一路写下去，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对待东方民族，他知之甚少。

他写道：“印度河流域的许多重要发明并不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所知晓，但是中国的发明享誉海外，尤其是‘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和印刷术。”“如果没有伊斯兰学者的传承，古希腊文明可能就遗失了。”这些话不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作为一位业余和通俗读物的作家，尤其作为一名西方人，他受制于特定条件的局限，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中国的这位教授，面对一位英国人的通俗作品，完全丧失了科学的质疑精神，他毫不怀疑，毫无分析，毫无批判，既不质疑也不求证，而是奉为真理，据为准绳。

张教授的通篇演讲有一个特点：先引洋人的话为依据，然后以此立论。除引用查罗纳的书之外，该教授还引用了美国人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一个“新理论”，得出“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瑞士的591倍”这一令人瞠目的结论！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得知杰弗里·韦斯特本来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后来成为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市的一家非盈利性研究机构“圣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中国人主要是通过“TED演讲”的公开录像来了解他，知道其人与其同伴发现简单的数学定律控制着城市的各种性能——财富、犯罪率、步行速度以及城市的其它方面，如城市人口的发明创造的数量可由一个数字推算出来，等等。

从他在全球各地发表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演说中，我们还知道他认为城市人口与生物有机体和企业具有相似的规律性，城市人口与这个城市居民的发明创造率遵循着精准的“正5/4指数缩放规则”——我们不知道这一“缩放规则”是怎样得来的，是否得到了普遍实证？我们自然地要质疑评估一个城市的“发明率”是否可以不考虑到其他因素而仅仅按照城市人口的“正5/4指数缩放规则”来推算？但是，某教授对此却毫无保留，搬过来就当成科学真理套用，并得出结论说：“中国对世界创新的贡献与中国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韦斯特明明用来推算城市人口“发明率”的定律，却被张用来推断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全国人口总量发明创造数据的公式。

他推理的前提是：“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发明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但推出的结论却是：“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假设韦斯特用来衡量城市人口规模的“知识创造指数缩放法则”是一个科学真理，但某教授把立论的前提——“城市人口规模”，改换为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规模，这不但抛开了前提，而且偷换概念，是对韦斯特的“法则”的歪曲和误用，也是典型的数字游戏！试问：如果在经济学研究中如此这般地随意性偷换概念和玩弄数字游戏，将会把现实经济活动引向何处？

稍微具备一定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城市或国家的科技发明创造数量与其人口数量不可能成正比，因为人口构成和人口质量比人口数量更重要。一所大学或一所研究院的人数总量与一个城市普通社区人口总量，二者的科技“发明率”能成正比吗？城市的科学发明率之所以高于农村，因为城市集中了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科学精英；发达国家的发明率之所以高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经过300多年工业化的历练，其科技文化积淀深厚，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人口素质相对也高，其“发明率”超过发展中国家是十分自然的正常现象。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如按他的推理方法，印度人口与中国大致相当，非洲也有12亿人口，他们的科技发明创造是否都应该为瑞士的500多倍？科技创新与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准具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而与人口数量并不必然性地呈正比。离开了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物质基础、文明程度以及人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等综合因素，不是把科技、经济成就与人口关系视为一个复杂系统，仅把科技发明的总量与人口数量简单地划上等比号，这只能是一种极其粗陋和懒惰的计算方法。一味只按人口比例的“缩放法则”来推算一个国家的“发明率”，显然是一种违背客观实际的伪科学。

应然性的东西不必然地就是实然性的东西——这是谁都懂得的道理，也是张教授应当懂得的道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执意套用美国人评估美国城市人口“发明率”的“缩放法则”来贬损中国呢？原来他要告诉我们：中国科技发明数量与其人口总量不成比例，不在于人口的数量，也不在于人口的质量，“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是否因为中国缺少自由呢？

如果是，我们应该向张教授表示祝贺，因为他间接地解答了“李约瑟难题”

科技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所谓“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困境”，它是李约瑟从上世纪40年代初就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它发生于西方——欧美，即欧洲文明的广大范围内。这有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土生土长的工业革命？”……

总之，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欧洲却在16世纪之后诞生出现代自然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这一历史之谜牵动了国内外许多学科领域中的学者，他们从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甚至人种学等诸多方面试图给出答案，所有的答案可以归结为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地理环境等几类原因，但没有一类原因足以能够令人信服地来解答“李约瑟难道”——因为它们既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于16世纪之后产生在西方，又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一直领先于西方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上间接地回答李约瑟难题，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到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但爱因斯坦的解答却遭到李约瑟的否定，李约瑟认为爱因斯坦的解释没有超脱西方中心主义者的偏见。

近十年来，经济学界开始介入并试图解答“李约瑟难题”，其中不乏一些新鲜的见解。

作为经济学者，张教授的演讲主题已经涉及李约瑟提出的难题内核，他得出的“只有自由，才有创造”的结论也算是间接地交出了他本人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份答卷。他预测未来说：“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他说，当1500年之后西方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的时候，“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该教授令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的演讲，似乎一举破解了数十年来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包括李约瑟本人都没能破解的“李约瑟难题”。由于没有“自由”，中国近500多年以来直到2008年，科技创新仍然是空白。因此，“自由”就成了科技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

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任何一项科学真理都具有普适性，如果张的答案是真理，那也一定具有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

遗憾的是，科学史上的事实并不能支持他的结论。

从理论上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如果没有必然的存在也就没有自由的在场，在这里，不是自由是必然的条件，而是必然是自由的条件。当人们认识了必然之后，自由也会成为必然的条件，必然转化为自由，自由转化为必然。因此，科学发现正是不断地去认识必然，人类只有在对必然的认识中才能不断地获得自由。从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总是沿着一条持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路线。

只讲“自由”，不谈“必然”，任何科学创造都不可能发生。倘若彻底自由了，科学发现与发明也就彻底没有必要了。因为科学发现与发明的目的就是去获取自由，既然你已经彻底自由了，“必然”态何以可能？事实上，人类永远只能在“必然”与“自由”之间进取。“必然”是什么？“必然”就是非自由，“自由”对“必然”而说，只是一种应然性和可能性，并非必然地就是一种实然性。科学家既要应对自然的必然，又要应对社会的必然，因此，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往往都是在不自由的条件下一步步积累起来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们也是在不自由的条件下艰难执着地从事其研究工作的。这些，已被科学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了。

例如，哥白尼在1506～1515年间已经写成“太阳中心学说”的提纲——《试论天体运行的假设》，由于担心教会的迫害，他的《天体运行论》在其生前迟迟没有发表，直至1543年5月24日他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来的样书。哥白尼逝世之后，其学说仍然被严禁传播，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因宣扬哥白尼的学说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百花广场，近代物理学的奠基者伽利略因同情和支持哥白尼的学说，不得不接受宗教法庭的审判。相比于这些近代科学的先贤们，在哥白尼逝世后整整一百年出生的牛顿则要幸运得多，他不仅用严谨的经典力学体系证明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的真理性，而且以其三大力学定律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标志性代表人物。

尽管牛顿本人没有遭受过人身迫害，但他在心灵和精神上却是不自由的，这突出表现在他不仅由于压抑过大而罹患上精神病，而且他的思维始终没有跳出神学的束缚，晚年竟然写下了长达150万字的神学著述。同为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在牛顿逝世之后82年出生的达尔文则没有像牛顿那么幸运。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出版后，受到教会和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直到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的中学教师斯科普斯因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进化论而被判有罪。由上而知，影响当今人类世界观、现实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几大代表性成果如太阳中心说、经典力学、进化论，都不是在所谓“自由”条件下诞生的。某教授说：“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但是，我们上文所列举的近代欧洲的重大科学发现，无一不是发生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的事。“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基督教新教，被公认为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家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这事发生在1554年，这个事件证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并不必然地能给科学发明提供应有的自由。

按照张的逻辑，在“不自由”、“专制”、“集权”、“独裁”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有重大科技发明与创造的，而事实恰恰相反。

前苏联——这个被西方攻击为“极权主义的国家”，甚至被诅咒为“邪恶的专制主义政权”，那里不仅没有“自由”可言，甚至连起码的“人权”都没有——整个苏联就被描绘成一座“古拉格监狱”。

前苏联在人类历史上，仅仅存在了短短的几十年，当代任何一个欧美的民族国家都比它的寿命要长。

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几十年里，苏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科技成就，涌现了一批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

他们在基础科学和文学领域不但多次获得诺贝尔奖，甚至在某些尖端科学领域领先美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若干第一。

如：1954年，苏联在奥勃宁斯克建立了世界第一座核电站，标志着人类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开端；

1959年，苏联空间探测器“月球Ⅱ”号发回第一张月球背面的图片，使人类第一次了解到月球背面的景象；

1961年，苏联英雄加加林乘坐“东方-1”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个体。

还有人类第一颗卫星，第一枚洲际导弹等等。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发表的演讲中对斯大林的赞颂可以看作是对苏联科技成就的肯定。

丘吉尔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世界上无人能与他相比的独裁者，他接管的是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交出的则是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

在西化自由主义者看来，独裁的、毫无自由的“一党专政”的苏联体制是不应该有任何科技创新和重大发明的，然而，事实却重重打了他们的耳光。苏联的实例至少说明了“自由”并不是科技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

讲这些，并不是在否认自由的价值，更不是在说只有集权、专制、压制、非自由，才是创造和发明的必要条件。

只是用反例来说明“只有自由，才有创造”是一个多么虚假和不符合实际的伪命题！

我们从来不否认宽松的人文环境，自由的学术探讨，是科学进步的必要前提之一，然而，对“自由”必须要进行科学分析，笼统地谈“自由”既不科学，也不严谨。因为“自由”既是一个在场的实存，又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具有多层含义。如：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等，其中有些被写进了我们的《宪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它是实存的。

自由”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要素之一，谁都不能否认它是一种价值理念。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现在世界上许多邪恶的罪行都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干出来的，野蛮地颠覆别国政权说是为了让那里的人民“获取自由”；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被称为向“不自由”的国家“输出自由”；对他国事务说三道四、百般挑剔叫“新闻自由”；恶意地造谣滋事叫“言论自由”；军舰开进他国领海叫“航行自由”……

自由”一词正在被滥用，“自由”的灵魂正在被阉割，“自由”的价值正在被扭曲，“自由”的美好形象已被撕裂得面目全非。

西方思想鼻祖孟德斯鸠也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我们难以揣度教授所说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如果他需要是一种超越法律之外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中国没有，恐怕世界上任何法制国家都不会有。

我赞同教授说“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赞赏他提到了“自由与法治”这五个字。但是，我不能赞同他所开列的“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的逻辑公式。“心灵自由”并不必然导致“行动自由”，而“言论不自由”也不一定意味着“思想不自由”。“心灵自由”与“思想自由”属于内在自由，“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是一种外在自由。

外在自由需要外部条件，如，社会文明发展程度、法律体系完善程度，等等；而内在自由归根结底要依赖于人的自由意志，意志自由更为根本。在法治社会中没有绝对和不加限制的外在自由，自由依赖于各层级、各类型的社会监控系统，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为所欲为的“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过去没有，今天没有，未来也不会有；中国没有，外国没有，任何国家都不会有。

然而，只要生命尚存，一个人的内在自由就永远属于他自己。“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科学创新的助力，但决不是科学创新的充分必要前提。属于内在的自由范畴的思想自由和意志自由，则是科学创新的必要前提。

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巨匠和科学大师的内在自由，是谁也无法剥夺的。哥白尼“太阳中心”的思想，谁能剥夺呢？布鲁诺面临被烧死时，他的思想仍是自由的；伽利略即便被拘禁，他仍然坚信“地球绕着太阳转动”！人身的不自由往往成全了思想自由与意志自由，古今中外都不乏此例，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也是因受宫刑而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记》。人身的不自由并非都来自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也可以使人使去行动自由，如因病致残的号称英国“当今牛顿”的霍金，虽早已失去了语言和行动自由，但是，谁又能剥夺他的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自由思想呢？“思想自由”才是自由的逻辑前提，“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因果关系不可颠倒。

许多妄谈“自由”的人往往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不加辨别、不做分析地号召青年大学生去“推动和捍卫自由”——你究竟要推动和捍卫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当他痛砭“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时，他把“不自由”归咎于中国的体制，

似乎只要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中国人就有广泛的自由了。

然而，他说这话时完全忘记了西方自由主义启蒙导师在二百多年前是怎样说的了——孟德斯鸠指出，那种认为民主体制必然带来广泛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把民主与自由混为一谈，民主不等于自由，自由也并不等于民主。实行自由的制度不一定是民主制，君主制也可以实行。同样，民主制下人们也有可能不自由。

西方中心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

当张教授在演讲中多次引用欧美人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时，弥散着一种媚西贬中的情结。

为全盘否定500多年来包括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中国科技成就，他以坚定的语气接连使用了多个“没有”。

说：“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其绝对化和极端化程度，令人惊诧万状！

“没有”就是否定，否定便意昧着虚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

中国在新时期内所取得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但在他的眼里，这“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

他指责中国人“只是套利者”，凡此种种，一部包括近现代史在内的500多年的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概被他“虚无”掉了。

在一篇仅有3千多字的演说中，贯穿着一条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透着逆向种族主义恶臭的思想主线。

面对着即将走入社会大课堂的高校毕业生，他发出了“推动和捍卫自由”的呼喊。

当他高举“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旗帜时，这篇演讲稿仿佛就是一位西化自由主义者的宣言书！

说实在的，通观他整篇演讲，我们可以毫无偏见地断言：那就是一通东拼西凑、逻辑混乱、学理不通、论据匮乏、信口雌黄、天马行空的呓语。

正像读者们所指出的，该教授的演讲中谬误连连，漏洞百出，甚至不乏一些常识性错误。

如，他把尿素说成是“无机化肥”，把瑞典人发明的汽车安全带说成是瑞士人发明的；前面刚说“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后面接着又说“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两番表述同一件事情，时间由300年突然跃到500年，一下子就差了200年。人们不禁要问，在一所著名大学举行的庄重、高雅的研究生毕业典礼的盛大场合下，一位知名教授本来应该发表一篇高水平的学术演讲或赠以砥志砺气的“心灵鸡汤”，怎么可以如此这般地信口开河呢？

作为一名中国教授，拿着中国政府的薪奉，却以西方文明“传教士”的面孔出现，所作所为令人匪夷所思。

上文已经指出，他的通篇演讲每提一事必引一洋人的话为据，然后奉为信条。

如：开始时引述英国人杰克·查罗纳的通俗读物为根据，得出“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接着他又套用了美国人杰弗里·韦斯特仅用来统计城市人口“发明率”的“缩放法”，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随后，又引用了一个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故事，表示他将用这个例子来论证“只有自由，才有创造”的命题——“洗手”与“自由”和“创造”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正当读者苦于费解之时，不料他又突然得出了另一结论：“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这真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我们只能跟着该教授弹跳式的思维继续向下读。

突然，一行文字跃入眼帘：“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位教授扯了半天，根本不是在“用一个例子”来证明其“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的命题，而是要借用演讲场合向在场的学生宣布：你们不是说中国有“四大发明”吗？告诉你们，印刷术根本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

用“奇思异想”不遗余力地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心，这正是该教授演讲时的心理动机。

在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这条道上，张教授实在走得太远了。

我们发现，即使他所崇拜的英国人查罗纳在《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一书中，也比这位中国教授客观得多。

如，当查罗纳谈到“活字印刷术”时，他首先提到了公元1041年中国宋朝的毕昇，然后才讲到古腾堡的贡献，因为毕昇是活字印刷术的真正原创者，古腾堡只是后来者。查罗纳评价道：“毕昇直到去世后很多年，他的发明才受到认可，但是他的成就被中国著名科学家沈括记录在其系列著作《梦溪笔谈》中（图14）。毕昇的发明未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汉字和符号非常繁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与此相反的是约翰尼斯·古腾堡的发明对15世纪的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本来是科技发明史上的一条不易的规律，决不能因后人超越了前人，前人就可以被“虚无”掉。事实证明，谷腾堡的铅活字尽管比毕昇的泥活字更优越、更先进，但活字印刷术的排版原理确是早于古腾堡四百年前的毕昇最先发明的。不过，教授毕竟没有说出“中国人一直傲称的四大发明,，只不过是传统文化的‘遮羞布’”那种更极端的话而已。

张教授在演讲中约有10次提到“创新”，19次提到“创造”，以表明他十分重视“创新”与“创造”。

平实而论，我们确实需要鼓励科技人员勇于创新，提高他们创新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创造的自信心。

然而，只知一味照搬洋教条就能够创新和创造吗？对于一位言必称西方、行必依西方，奉西方为祖茔，敬西人为神圣，尊西语为真理的人，我们怀疑他是否有“创新”和“创造”的能力？

对于一个不引用洋人的话自己就不能说话的人，我们甚至怀疑他是否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众所周知，某教授的学科专长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的研究近年来屡遭同行专家质疑或否定，他的一些悖理、出格的言论在坊间已传为笑谈，我想，这可能与他只知照抄、照搬、照套洋教条而不知创新和创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该教授无视今天中国企业家、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和业绩，对当下的创新乏力不是善意地进言献策，而只是对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一味打击、挫伤，当他说“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时，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呢？曾几何时，西方的一些政客不是指责中国人剽窃他们的“知识产权”，中国人是“小偷”、是“套利者”吗？曾几何时，美国总统在竞选时不是还指责中国人“偷”去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和美国的专利技术、中国在美国套取大量的实利吗？为什么此类话语竟也出于中国教授之口？

虽然该教授揣着一股浓烈的西方主义情结，但作为中国人的西方主义与西方人的西方主义在其精神内核和出发点上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

西方人的西方主义的精神内核和出发点是种族主义，而中国人的西方主义的精神内核和出发点是根深蒂固的奴性主义，自卑自虐到自贱自残的逆向种族主义。

奴性主义是在西方人面前所表现出的，逆向种族主义则是针对本民族和母文化而发出的。

中国流行的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无论是民族虚无、历史虚无和文化虚无，都与西方中心主义构成了一体两面的结构：正因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才滋生了自轻、自贱、自卑的虚无主义价值观。西方主义情结下滋生的虚无主义是一种单向度的虚无主义，即是一种选择性虚无。所谓“民族虚无”、“历史虚无”、“文化虚无”，实际上是“自我民族虚无”、“自我历史虚无”、“自我文化虚无”，至于西方民族、西方历史、西方文化，在他们眼里那不仅不虚无，而是实有，不仅实有，且崇高和伟大。

追根溯源，西方中心主义引发的虚无主义、奴性主义和“精神软骨症”或曰“文化缺钙症”，由来已久。

近代以来，尤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来未见之变局”，在强大的西方科技文化和“坚船利炮”之下，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而制夷”，决心开拓一条“向西方学习”的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民族复兴之路。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反的另外一些人，这些人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和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事变之后，从灵魂到肉体上完全屈服于西方，他们厌弃自己的母文化，认为毫无长处可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由于“身体不如人”，他们以生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为耻辱。既然“百事不如人”或“万人不如人”，那就不如来一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全盘西化”运动。如今的中国已经崛起，“精神软骨症”的痼疾却未治愈，一些被西方文化征服而彻底丧失了民族气节和文化立场的人背祖忘宗，试图让中国人认可甘做西方的跟班和附庸的宿命

患上“精神软骨症”的人，不仅是单向度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而且也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否认世界上有美德、真理、善良、公平、正义，甚至否认人有基本的“家国情怀”。

把道德价值完全置于唯我、自私、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之上，“自由”在他们那里是置于法律、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上的“自由”，“自由”在他们眼里意味着是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升官、发财、享乐的各种机遇和途径；他们抹杀一切真假、是非、善恶、好坏的界限，在道德虚无主义的思想指导之下，历史上的汉奸被美化，卖身投敌者受追捧；在道德虚无主义的思想指导之下，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的民本主义政治体制统统被妖魔化，古往今来的伟大民族英雄被丑化，一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近代革命史被歪曲，爱国者被称为“爱国贼”，民族败类被称为“民主英雄”，一切反体制、反民族、反祖国的人或言行都被他们所力顶。一旦在道德价值观上把无耻、邪恶、卖国、叛变等统统加以合理化、合法化和正当化，这种倒行逆施对青年大学生乃至对全社会所产生的思想毒害作用决不容低估，因为它摧毁的是整个民族赖以凝聚的理想和信念！

必须对西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思想大敌和精神痼疾给予强力针砭。

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必须揭批虚无主义的思想本质，医治民族复兴道路上像瘟疫般弥漫的精神疾患，在扫除孽障的大道上不能开出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