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山寨作为一种生态，给了很多草根创作者以机会_风闻

来源：界面新闻

当下年轻一代中国设计师的关注点已经与外国设计师趋同，且正在通过种种设计实践共享解决问题的办法。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览现场。来源：设计互联

记者 |林子人

编辑 |朱洁树

由设计互联发起并策划、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博物馆）合作出品的展览“设计的价值在中国”日前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V&A展馆开幕。

展览名称显示了其与2017年设计互联V&A展馆开幕展览“设计的价值”之间的联系。“设计的价值”呈现了250余件英国V&A博物馆的馆藏，聚焦设计史上最重要的设计师和设计运动，围绕性能、成本、解决问题、材料、身份、沟通和奇观七大主题讨论我们如何衡量事物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如何反过来推动设计的发展。

此次展览是“设计的价值”在本土语境下的延续与进一步讨论。进入展厅，观众的第一印象是，展览对“设计”的讨论覆盖面向之广远超想象：从1962年由顾世朋设计的美加净牙膏包装到虚拟偶像洛天依，从汶川地震期间投入使用的“壹基金”帐篷到谢英俊建筑师事务所推出的轻钢体系住宅，此次展出的138件展品包罗万象，通过设计风格、应对问题、材料成型、身份与消费、传情达意、讨价还价六大板块，覆盖工艺美术、轻工业与日用品、设计脱贫、生态保护、乡村建设、城市规划、交通、可持续发展、建筑、航空航天、女性、时装、数字化、字体等近30个议题，呈现了当下中国设计师的关切与思路。

“（两年前）V&A博物馆的展览讨论的是整个设计的发展史，基本上是20世纪的历史陈列，但是我们更多把关注点转向面向未来的议题。”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访时，“设计的价值在中国”策展人之一、设计互联副馆长赵蓉如此评价两场展览之间的差异。如果说中国是全球设计领域的后来者，那么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设计不仅在追赶的道路上狂飙突进，时至今日已经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输出了自己独特的经验。

曾几何时，“中国设计”被牢牢贴上“山寨”的标签，此次展览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有意思的是，它指出了拥有大规模廉价生产系统的中国在设计民主化、应对贫困问题等方面的独有实践。我们看到，中国设计，正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和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风格与认同、发展与可持续、山寨与创新：中国设计的价值

“尽管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传统造物工艺，但设计一词相对而言是个新概念。”

我们要如何理解展览前言中的这句话？赵蓉指出，这其中的差别，体现在从小规模作坊式、个人化的工艺实践转化为现代社会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产品设计。“五四时期，大家会谈美术要如何使用，其实实用美术，包括装饰艺术的诞生，一直都是在这样一个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更想从这个维度开始讨论设计。”

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会设计怎样的产品，一样产品被消费被应用，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某些价值取向。赵蓉表示，与经济、医疗、教育这些内在价值不言自明的事物相比，设计似乎永远和艺术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它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此次展览的目的，就是让观众意识到设计和日常生活的关联性，“看到设计背后的故事和它们的关注点，以及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延续了两年前“设计的价值”的策展线索，即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讨论设计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策展工作伊始，设计互联策展团队曾抛弃“设计的价值”总结出的几个价值，从中国在地经验出发重新归纳总结。但赵蓉发现，中国设计师关注的问题其实已经和国外设计师相差无几，不过一个重要的差异是，由于中国是全球设计领域的后来者，中国设计得以在快速吸收前人经验的同时将视角转向如何解决当下乃至未来的问题，这也体现在此次展览的议题设置上。

“V&A博物馆的展览讨论的是整个设计的发展史，基本上是20世纪的历史陈列，但是我们更多把关注点转向面向未来的议题，比如说可持续发展、特殊需求、对文化的探讨、数字化对新生代的影响，以及共享经济形成的一系列消费观念和它在更宏观的层面对社会的影响，”赵蓉说，“举例来说，上一场展览的‘材料’部分讨论的全部都是20世纪发明的新材料，比如注塑、钢管、玻璃纤维等等，我们这次就在材料应用上做了进一步探讨，比如生物可降解塑料、可回收塑料等，还有一家深圳的企业用从海洋中回收的材料做新型聚酯。” 

Graft餐具系列（可降解塑料），邓绮云，2013 图片来源：设计互联

“在视角上，我们更希望能够和当下的社会产生联系，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国际议题；在内容上，我们增加了中国本土设计的探讨。”赵蓉表示，由于设计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元——从产品设计到平面设计，从建筑设计到新材料的发明——每件展品都经过了大范围的比较遴选，反映了较高的社会敏感度和问题意识，有助于切实改变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所谓的中国本土设计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如何处理中国风格和国际风格之间的张力？这是从“设计”这一概念落地中国至今，长期盘旋在中国设计师心头的问题，它也构成了展览第一部分“设计风格”的主要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设计师在现代语境下重新诠释传统的尝试，比如“上下”推出的碳纤维明式椅和建筑师张永和以传统廊桥为灵感设计的吉首美术馆；与此同时，也有设计师明确与“中国风格”拉开距离，向世人展现中国设计新的可能性，比如由建筑师马岩松设计的“移动中国城”，它的外观酷似一颗行星爆炸的形状，与散布世界各地千篇一律的中国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排左一为“上下”推出的“大天地-碳纤维椅”（2014）图片来源：设计互联

吉首美术馆，张永和/非常建筑，2019年 图片来源：设计互联

超级明星：移动中国城，马岩松/MAD建筑事务所，2008 图片来源：设计互联

在“身份认同”问题之余，展览更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呈现了全球问题的中国视角。在赵蓉看来，当下年轻一代中国设计师的关注点已经与外国设计师趋同，且正在通过种种设计实践共享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我们与科技的关系等等，我觉得现在有一种类同的趋势，因为信息交流已经非常频繁，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问题的差异或者生产制造能力上的差异，但在关注的议题上已经有很大的相似性了。”

作为入选展品之一，摩拜单车在多个社会议题下引起观众的思考：它与飞鸽牌自行车并排出现在同一个展柜里，后者是新中国首个全国产化的自行车，曾是家喻户晓的结婚“三大件”之一，在“自行车王国”业已消失的21世纪，摩拜单车的出现不仅带回了骑行风潮，也推动整个社会进入了共享经济时代；但在另一方面，共享经济的大肆扩张也有其负面效应，诸多报废或因运营不善难以为继的共享单车被弃置街头，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展览现场展出了一组用摩拜单车报废零件制作的家具，展示了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摩拜单车与飞鸽牌自行车 图片来源：设计互联

摩拜家具，摩拜单车/德国YUUE产品设计工作室， 2019 图片来源：设计互联

说到中国设计，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山寨”。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山寨”当然应该被打击被指责，然而此次展览一个有趣且引人深思的面向，是山寨作为一个既有生态如何赋能草根创新。“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体系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IP，有很系统化、专业化的生产线，其实有很多人是无法参与这样的生产实践的，”赵蓉说，“如果山寨作为一个生态，它能够让很多原本不能实现的设计快速制造出来，也给了很多草根阶层的创作者、创业者很多机会。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更愿意让大家去看到人们如何利用现有的生态条件去实现创新。”在这之中，深圳大芬村名画赝品市场或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在展览现场放映的纪录片《中国梵高》中，农民画工赵小勇和周永久多年来以复制西方经典名画为生，纪录片指出了在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人的自主能动性问题，“他也有自己的艺术理想，很想去荷兰看梵高的真迹，拥有自己的创作。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作实践，在这里，它体现了不一样的社会维度下不同的价值理解。”

与此同时，一些设计师在原有清晰的知识产权体系和模仿体系之间寻求方向，利用中国发达的大规模工业生产链条和成熟的成本控制手段来解决贫困人口的实际问题。赵蓉特别喜欢的一个案例，是由“向阳新能源”推出的“蜡烛消灭者”：这是一款专门为非洲贫困家庭设计的太阳能灯，它拥有太阳能电池板，降低了火灾风险，设计师在开发之初就设想了缩短支架，将灯架在塑料瓶上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赵蓉指出，目前有很多中国企业正在非洲根据当地的实际需求推出产品，“这批企业用企业化的方式，同时能考虑到当地真实的诉求，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蜡烛消灭者，向阳新能源，2016 图片来源：设计互联艺术机构跨国合作新模式：来自V&A博物馆的经验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的开幕也意味着设计互联与英国V&A博物馆的合作进入了第六个年头。新展开幕之际，英国V&A博物馆副馆长兼首席运营官李傅廷（Tim Reeve）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谈到了中英两家艺术机构六年来的合作经验。他指出，这项合作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2014年-2017年），V&A博物馆与设计互联在建设展馆、展览落地方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V&A方面派出了一支策展团队长期驻扎深圳，“这对于这项合作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在地经验开展工作，而不仅仅只是从英国出口展览。”

李傅廷指出，2017年至今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设计互联已逐渐培养起自己的策展和运营团队，V&A博物馆在这之中更多发挥的是支持和指导的作用，“此次展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它由设计互联的策展人主持策划，由我们提供支持和建议。”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在其他国家建设场馆并不是很感兴趣，我们很幸运的是拥有165年的经验和多年积累的馆藏，因此我们的关注点一直都是分享专业知识。我们当然也在分享藏品，但分享专业知识和策展经验，与当地团队密切合作是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李傅廷说。赵蓉指出，这种经验分享甚至到了非常细节的地步，比如V&A博物馆操作标准的本土化、团队人员培训、场馆巡查、布展道具的设计等等，“对于我们来说，V&A有点像一个参照系，他们也有人长期在中国，与我们一起去拜访企业。去年上半年，我的策展同事还和V&A的同事一起去佛山考察，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设计在中国的现象，互相交流。”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览开幕现场 图片来源：设计互联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大型艺术机构在亚洲的存在感越来越高。2017年，法国卢浮宫阿布扎比分馆开幕；同年，法国蓬皮杜中心在韩国首尔开设展览空间，并于2018年12月与上海西岸集团签署为期五年的展陈合作项目。

海外合作的另一大要义是因地制宜。李傅廷指出，英国观众已经非常习惯利用休闲时间去博物馆看展，但在中国，在假期买票观展的观念还在推广过程中。另外一个有趣的观察是两国观众对展陈设计和参观体验的不同理解，比如在展馆颜色、布局、文字说明的长度方面，中英观众的习惯都不尽相同，另外和英国观众相比，中国观众更希望能够在展览中看到互动的部分，因此在“设计的价值在中国”中也相应增添了体现互动性的内容。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的观众互动区域 图片来源：设计互联

近年来，以故宫博物院为首的中国各大博物馆踊跃地投入到文创产品的开发中并取得热烈的市场反响，英国V&A博物馆也在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积极拥抱这一潮流，比如开设天猫旗舰店，与中国品牌开发联名产品。李傅廷表示，作为一个从创立之初就秉持助力英国创意经济发展目标的艺术机构，V&A一直都有很强的商业目标，利用馆藏发展零售事业是一项责任，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开发的产品和我们负责保护的收藏直接相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成熟、经过深思熟虑的零售事业，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不过是将这些经验推广至全球。所有的英国博物馆都需要创收，因为它们需要生存下去，需要投资文物保护、各种公共项目。零售显然是我们业务中的重要部分，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诚然，文创开发会让博物馆面临过度商业化、削减学术性的质疑，当下中国的部分博物馆就面临上述问题。在李傅廷看来，博物馆的商业收益如果运用得当，也能获得很好的宣教收益，对全球各地的博物馆参观者而言，博物馆商店、咖啡馆、会员制已经是他们希望在博物馆中获得的体验之一，博物馆别无选择，应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平衡商业和学术上，这也正是全球各大博物馆一直自问的问题。

在“设计的价值在中国”之后，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还将于今年3月迎来V&A巡展“源于自然的时尚”（Fashioned from Nature）。展览将汇聚400年来的近300件服饰，并特别新增中国当代时尚设计的前沿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