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病毒星球”，人类面临“共病时代”的生死挑战_风闻

    阖家团圆、走亲访友的中国春节传统在2020年不得不因一种名叫“武汉肺炎”的传染病而破例，一边是，大江南北、千家万户“以邻为壑”，闭门自守；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无畏飞蛾扑火般从四面八方驰援中国的心腹重镇——武汉。在中华大地上，十四亿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紧紧拧成了一股绳，共克时艰，决战病魔。

    一个多月前，普罗大众对这种“不明原因肺炎”可能引发的危机并没有投入太大的关注，直到感染与死亡的数字刷新社会的认知，人们才惊觉大势不妙，惶恐、愤怒、疑惑，如潮水般席卷而来，也有人在此时隔岸观火，推波助澜，唯恐灾难不重，唯恐天下不乱。

    谣言止于公开。愚昧止于科学。而真正的防治将始于人类自我的反省与革新。

    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我们其实共同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病毒星球”，病毒不仅“造就”了人类，也始终在“规划”着人类生活的村庄——地球。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病毒可以算是人类最亲密和最神秘的“朋友”。

    与人类共命运的还有自然界的各种动物，它们与人类“共享”的不止是看得见的地球环境。当人类的脚步“越界”时，也正是那些看不见的“朋友”以疾病的方式展开报复反击之时，人与动物便进入了一个“共病时代”。

    人类今天怎样对待世界，世界迟早会还给人类。人与动物的“共病面”正在急速膨胀，如何面对诸多不明的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与威胁，我们不仅需要深入了解我们的“朋友”变“敌人”的路径，更需要深刻反省与变革。

这些年，为我们所知的那些大规模传染病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武汉肺炎”不是全然陌生的，引发这场疫病危机的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它命名为“2019-nCov”，它与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肺炎”SARS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SARS在全球引起近万例确诊病例，造成900余人死亡，其中90%以上的死亡病例发生在中国。

    2012年，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此后不久，欧美亚非的27个国家报告了1000多个MERS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0%来自沙特阿拉伯，造成大约400人死亡。与SARS病毒相比，ME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传播力较弱，但致死率更高，约为34%。

    除冠状病毒外，还有许多大规模传染病的病毒时常出现在人们的视听之中：

    2005年，H5N1型“禽流感”在东南亚爆发。2009年，甲型H1N1流感，即“猪流感”病毒，在墨西哥露面。这些病毒从2019年底以来导致美国爆发了近40年来最为严重的流感疫病危机，全美近三分之一的人群被感染，至少已致6600名患者死亡。

    2013年，埃博拉疫情开始在几内亚等若干非洲国家爆发，此后短短的3年时间就造成了超过1.1万人的死亡。

    2019年2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公报说，一种被称为“僵尸鹿”的传染病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的鹿群中传播。专家认为，这种病毒未来存在传播给人类的风险。“僵尸”二字不由地让人浮想联翩，细思极恐。

人类自诞生以来的历史也是一部“病毒断代史”

    除了人类自然衰老引起的各种衰竭疾病外，病毒是制造人类疾病的最主要来源。

    疾病总是比健康更有传染性。了解疾病，不害怕疾病，才是我们勇敢而理性面对它的不二心法。

    2014年，美国耶鲁大学学者卡尔-奇莫（Carl Zimmer）在他的新书中为我们揭开了地球的一个真相：《病毒星球》。卡尔-奇莫在书中告诉我们，病毒创造了人类诞生的“摇篮”，也一直“守护”人类走到今天。虽然它的名字叫“病毒”，但它们的作用可远远不止让人得病那么单纯。

    地球上无处不存在病毒，数量多到让人怀疑它们才是地球真正的“主人”。

    根科学家推算，在每1升的海水中，就含有1000亿个病毒颗粒。在地球的所有海洋里，大约存在10的31次幂个病毒颗粒。简单换算一下这个天文数字可知，这个数量相当于海洋中所有鱼虾鱼虾及其它所有海洋生物数量总和的15倍！这些病毒的总重量，相当于7500万头蓝鲸！

   如此巨量的病毒它们的单个个体结构却极其简单，绝大部分就是蛋白质外壳包裹的几个基因而已。人类身上有多少基因呢？据已知的研究称，人类拥有3万个左右基因，也有研究人员推测，人类拥有的基因可能达到14万个基因。

   然而，病毒只是凭着人类万分之一的基因，就能组合出神奇的遗传信息，像回家一般轻而易举“骗过”人体精密而繁杂的免疫“安防系统”，入侵到人体深处去复制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科学家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其实就是病毒的“温床”，病毒侵害着我们，也成就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环境中处处存在着一种“逆转录病毒”，当它进入一种动物体内，就会立刻把遗传物质像播种一样“插进”这种动物细胞的DNA中，这样，它就像“快递员”般完成了一次遗传物质“包裹”的“送达”服务。

    然后，当这种动物的细胞生长分裂时，会同时把自身的DNA和入侵病毒的DNA“视同己出”毫无差别地复制一遍，最后变成为自身新细胞的DNA，进而通过生育传给下一代，这就形成了“内源性逆转录病毒”。

    这样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也一直活跃在我们人类的基因组中。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组中都携带了将近10万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DNA片段，这些片段占到人类DNA总量的8%。如果作为比较的话，那些人体内负责蛋白质编码的基因才占到了1.2%。也就是说，我们的基因组是个病毒泛滥之地。但也恰恰是这些洪水般泛滥的病毒成就了今天的人类。

    研究人员在自然界中曾发现，某种病毒中的一个基因，能合成一种叫做“合胞素”的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是形成胎盘的必可不少的物质。于是，研究人员又在实验室进一步发现，如果把产生合胞素的基因从哺乳动物母体中编辑删除，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不孕不育。

    经过多年的研究，科学家们揭示出了人类起源的一条全新路径，在这条人类诞生与进化的路途上，病毒是人类的“保姆”和“朋友”。

    这条路径大致是如此：一亿年前，我们的远古祖先被一种病毒感染，获得了最早的合胞素蛋白，于是产生了最早的胎盘，变成了最早的哺乳动物；

    在演化的过程中，又有新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入侵这些动物，有的新病毒带有新的合胞素基因，而且能产生更优质的蛋白质；

    渐渐地，不同动物不断被不同的病毒感染，产生新的基因，于是动物们产生了不同的分支，有了后来的食草哺乳动物、食肉哺乳动物，然后产生了人类。

    病毒不仅促成了我们的诞生，还一直充当着地球环境秩序的维护者和“规划师”等角色。

    举个例子来说，有一种病毒叫做“噬菌体”。每一种特定的噬菌体会入侵特定的细菌，并且杀死那些细菌。

    海水中就有不少噬菌体，在肉眼看不见的环境中，短短1秒内，海洋中的这些噬菌体，就已经对各种细菌类的微生物发起了10万次“进攻”。这场分秒必争的看不见的“战争”结果就是，这些病毒每天能杀死海洋中近三分之一的细菌，让广阔的海洋不至于变成一汪细菌的“澡堂”。

    作为“规划师”的病毒，也有点像是“基因快递员”，它们载着不同的基因，在物种之间穿梭来回，把新的基因“送”给不同的“收件人”。由于这一特点，病毒直接促成了“光合作用”，把地球改造成为一个“氧气星球”。

（含有聚球藻的海洋表面局部）

   研究表明，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光合作用归功于海洋里的一种名叫“海洋聚球藻”的细菌。海洋聚球藻之所以能进行光合作用，是因为它含有一种能捕捉阳光粒子的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的基因编码正是源自于某种病毒。这种病毒大量地自由漂浮在海洋里，把光合作用的基因“送”给海洋聚球藻，直接促成了聚球藻的光合作用，产生大量氧气，改变地球大气的组成成分。

理解“共病”需要我们跨越病床的局限

    人类与地球上所有生物在“共享”病毒，这是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事实，因此人类与其他生物——特别是野生动物们在“共享”疾病，这也是一个长期不为人所重视的问题。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历史悠久且深刻，理解“共病”应该使得今天的医生和患者要让自己的思考跨越病床这个局限，应该延伸到农家庭院、森林公园和邻里自然。

    从2003年SARS大爆发以来，直到最近的“武汉肺炎”的急速蔓延，人们在寻找病源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四个字：野生动物！

    国家卫健委网站曾于2003年发布文章解读食用野生动物的危害。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唯一能学到的教训似乎是我们从历史中很难吸取教训。

    与此同时，病毒从野生动物身上的“安然无恙”到人体的“变态爆发”过程极其复杂，截至目前为人所知的部分还是极其的有限。

    现在，人们急于破解致命的病毒从蝙蝠出发经历了哪些“中介”或突变使人体致病之谜。理解这个谜，已有诸多已知的案例线索可循。

    令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简称HIV），就是由病毒引起的。据科学家研究发现，已知的艾滋病病毒大致可以分两种：一种叫HIV-1，一种叫HIV-2。其中，HIV-2型病毒来自于西非的“白顶白眉猴”，这种猴子携带了一种SIV病毒，独立演化成了HIV-2艾滋病病毒。

    西非的猎人经常捕杀这种猴子，部落之间经常交易它们的肉。当猴子咬了猎人，或者屠夫处理猴子尸体时被含有病毒的猴子的血液侵染，就会感染这种病毒。然后，这些病毒疯狂复制，逐渐适应新的宿主——人类。

    而HIV-1型病毒则有完全不同的来源。它们来自另一种动物：黑猩猩。

    1989年，法国科学家偶然间在生活于喀麦隆和坦桑尼亚的黑猩猩粪便当中检测出了跟HIV-1型病毒非常接近的病毒原体，事情就此被实锤了。随着20世纪初非洲人口的快速膨胀（以及某些非洲部落一直存在食用黑猩猩的情况），这种病毒伺机入侵人类身上，一发不可收拾地导致了艾滋病。

（非洲一家艾滋病国际救治中心里的患者）

    然而，这或许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2002年至2003年，SARS疫情大暴发，当时果子狸被认为是“元凶”而遭到大规模的扑杀。时隔10年，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支国际研究团队，分离到一株和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进一步证实了中华菊头蝠才是SARS病毒的源头。

    研究团队的成果还表明，SARS冠状病毒可以利用人、果子狸和中华菊头蝠作为其功能的受体，能够感染人、猪、猴以及蝙蝠的多种细胞。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历时5年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2017年的《病毒进化》（Virus Evolution）杂志上。该研究显示，蝙蝠是全球冠状病毒的主要宿主。根据对1200种蝙蝠的研究，科研人员推测全世界的蝙蝠种类中，共携带了3204种冠状病毒，其中大部分尚未被发现和描述。

    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仅仅是目前所人所知能大规模致病的第7个冠状病毒。该病毒的来历与SARS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2012年，沙特阿拉伯的医生发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导致这种病的MERS病毒最初也是在一种非洲的蝙蝠身上。蝙蝠携带的病毒又是如何“跋山涉水”到达人类身上？答案是：骆驼。

    科学家按图索骥地推测，某些北非的单峰驼，偶然接触到了带有病毒的蝙蝠，感染了MERS病毒；随着北非到中东的贸易，单峰驼商队把这种病毒带到了中东地区；然后，这些得病的单峰驼又通过鼻子分泌物感染更多的骆驼，最后感染了人类，又在人类之间传播。

    又如中国青海等地，鼠疫（在欧洲又名“黑死病”）的流行与捕食旱獭有关。而目前全世界流行的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等，无不与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是“病毒”，它像是一把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古老的寓言也早已揭示了这样的“真相”：那些看不见的“朋友”才是地球的真正主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只是“客人”。倘若客人狂妄地逾越了雷池，必将遭受惩罚。

真正的防治需要人类深刻的反省与革新

    现在，让人类窒息的不止有雾霾，更有这许许多多的看不见的病毒。而现有的一切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将有多少未知的恐惧已埋伏于人类前进的路途上，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历史一再告诫，人类必须要有所敬畏，不知敬畏的结果，将打开人类自取灭亡的地狱之门。

    “武汉肺炎”的疫情大规模暴发后，舆论矛头直指武汉当地有关市场的野生动物交易，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1月21日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野生动物市场监管，对未经检疫合格的野生动物，一律严禁进入市场。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如是说道：“不管是食用野生动物，还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生存领地的侵蚀，这些都使得人类与动物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有人说，采取简单的行政办法抑制人们对野生动物的食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好比是撤职再多的市长也无济于事一样。我们还需要加快建立健全传染疫病的监测监控体系，及时透明、科学、负责的信息公开机制，提升全民预防意识，深化医疗改革，等等。

    但是，所有的这些体系与机制加在一起，在人类一无所知的疾病领域，仍然是微不足道，螳臂当车。

    回看2003年SARS疫情在中国南方爆发初期的诸多记录，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还曾公开地对广州市民放话，市民到公众场所进行正常的活动是不会受到感染的。后来的诸多科学研究表明，哪怕是患者摁过的电梯按钮、摸过的物体，被不知情的健康人触摸了，健康人也可能会被传染。

    SARS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这些统统是未知，也绝不能简单地认为野生动物就是“罪魁祸首”。但是，可以为我们所知的，SARS的消失并非是为人类所灭，而仅仅是自然界在那一年的夏季升温时节临时“收回成命”罢了。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曾使欧洲人口直接减灭三分之二的十四世纪“黑死病”。直到今天，科学家们仍无法达成一致地解释：“黑死病”消失的真正原因为何。

    有一种解释极富启发性：引起“黑死病”的病毒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杀死了足够多的人类，导致人口密度大大降低，与此同时人类逐步建立卫生防控体制和新生活方式，有效地将人与病毒“隔离”开来，感染致病才大大减少。

    这个解释是否可以换句话说，大量的不幸死亡才换来了人类幸存的机会！

    2020年1月下旬，各地已发现的数百例的“武汉肺炎”感染和两位数的死亡病例，却仍有不少媒体在无知无畏地大肆宣传什么“新型肺炎不易传染给儿童”。这种严重违反常识、不负责任的宣传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潜在危害，也将存档为人类愚昧的历史新记录。

    以人类对世界如此有限的认知去应对宇宙中无限的未知危机，除了一再暴露人类的无知，还会有什么呢？

    有人说，不断探索进步的科学将带领人类走向未来的新世界。这话本身没有错误，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清醒，科学之于今天的人类，还只是一个小婴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担当起人类开拓世界的急先锋。

    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传播何尝不是病毒对人类行为“不检”与“越界”的一次“善意”警告和必要惩罚！如果人类还是像个不懂事的孩子般一次又一次无视这样的警告，也未从受罚中认识到自身的真正错误，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现在，我们亟待端正实事求是、敬畏自然的科学态度，从思想认识的根子上，去检讨种种以牺牲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思维。只有深刻反省和变革当前的发展模式，在人类发展的新里程中重新认识到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新价值意义，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新融合平衡，人类才能抵达安全、美好的未来。

    这事关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老人，还是孩子，不论是健康者，还是基础疾病的患者，以及每一个即将来世的新人，这也事关我们还有多少个“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