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周恩来与对外开放_风闻

周恩来是新中国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和组织实施者。作为共和国政府的首任总理，在其任上的26年，一直努力实践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国家繁荣富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和旅欧勤工俭学，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和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之间差距了然于心。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反复阐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曾在1954年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我们要承认。如工业就比英国落后，文化虽然渊远流长，光辉灿烂，但从近代水平来看，我们是落后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水平都很低，从质和量看都是如此。” 1955年5月，在与法兰西妇联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谈话时，他说：“同工业发达的国家比，我们的机械化水平距现代化很远，不仅要十几年。要半个世纪才能赶上先进的国家”。有鉴于此，他一直努力 “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武装起来”。在他任职期间，尽管外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内有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的干扰，但他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机遇，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外部世界的条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的第一次引进潮

1949年3月进入北平后不久，周恩来受命主持起草后来被称为临时根本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纲领中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周恩来

1950年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援引了《共同纲领》中的这个条款，以此来强调我国的对外通商贸易有其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周恩来还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了颇具远见的分析和判断：“历史的进程是扭转不了的，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缓和、走向进步的”。因此，“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缓和，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国伊始，我国就把与外国的经济合作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周恩来后来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曾指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必须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这样，才能逐步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但尽管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愿意与世界各国进行经贸往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对新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的态度，实行了全面经济封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新中国政府还是没有放弃努力。在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的与会人士就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接触。到1957年，中国已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这种经贸关系对于新中国的大规模建设的起到的积极作用相当有限，特别是在当时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而资金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面不放弃与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交往的努力，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愿意帮助新中国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轻重有别的方针，无疑成为了当时最佳的选择。历史证明，这种有重点的战略选择是新中国初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

由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很快就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次引进潮。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准备的一年。这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此行带去了希望苏方援助中国的具体要求。经过谈判，双方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90项，第二批51项。1956年又对一些项目进行了调整合并，并追加了一些新项目，共计156项，折合19亿美元，加上东欧的7.3亿美元，总计26.3亿美元。这些项目成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骨干项目，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周恩来亲自执导这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场大戏。对于中苏协定中每个项目的变更、追加，他都亲力亲为，亲自拍板。有时遇到紧急情况，即使在下班后的晚上，也立即指示有关人员起草电文，亲自签发给苏联政府首脑。因为北京和莫斯科有时差，莫斯科方面接到电文时很可能还没有下班。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下足了功夫。

“156项工程”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之后，中国已有能力续建苏联中断援建的66项成套设备项目，并使它们达到或基本达到原设计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已初步具备了自我发展工业技术的能力。

经贸合作离不开中方与外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周恩来擅长人际交往的特点所展现软实力，对项目的顺利实施功不可没。在156项工程期间，大批苏联专家来我国工作，周恩来十分关心这些专家的工作和生活，他亲自提议成立了外国专家局，并主持制定了加强专家工作的有关规定和办法，有力地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和项目的保质保量。1960年夏，当这些苏联专家受命中断在华工作陆续回国前，周恩来为他们发了亲笔签名、盖章的感谢状。周恩来的这种风格一直延续下来。1962年后，随着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一些西方国家的专家来到中国，进入内地进行工作，为此，周恩来亲自进行了具体周密的部署，指示当时的国务院外办起草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要点，并于1965年以国务院的名义颁布，文件中规定：我们聘请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人员来主要是利用他们的技术，顺利完成建厂任务，并向他们学习有关技术，这是我们整个工作的中心。由于部署周密，工作细致，使来华外国专家工作顺利。现在中国为外国专家设立专门奖项，每年新春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向外国专家们表示慰问等，都可以归源于周恩来当年倡导的软实力。

审时度势 及时调整战略方针

周恩来在谈到国际经济合作时，不忘强调两点。一是不能依赖他国，主要靠自己。他提出“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二是坚持全面交往，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的需要及时调整战略方针。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港澳问题和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问题。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从战略的高度确定了日后解决港澳的方针，即大陆解放后暂时不会动香港。1949年10月与苏联的米高扬谈话时明确告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和毛泽东共同制定了对香港、澳门基本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归纳成“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其战略意图就是从政治上，从经济上，利用香港澳门的有利条件，利用香港澳门的特殊环境，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新中国的这个政策，曾经遭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为了经济利益或其它目的，允许殖民地的存在。历史证明，他们理解不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战略眼光。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特里尔在其《毛泽东传》中写道：“尽管斯大林的敦促，但毛泽东不打算碰香港，这是一只伸手可得，但留在外面仍可为祖国下很多金蛋的鹅。”

为了充分发挥香港澳门的特殊地位的优势，周恩来于1957年亲自批准在临近香港澳门的广州创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即广交会前身)。为了方便称呼，周恩来后来还亲自定下简称为“广交会”。周恩来为办好广交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曾先后9次亲临广交会现场。1959年12月，中南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协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周恩来专程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后，周恩来带领会议代表七十多人(其中省委书记、省长、中央部长三十多人)参观广交会，并亲自作讲解员，大力宣传广交会，希望这些领导干部回去后重视和支持出口工作。他还数次亲自陪外国客人参观广交会。有时在参观完送走了外宾后，即使在晚上，仍然不顾疲劳地返回广交会会场继续检查工作。1967年由于群众的派性斗争，严重影响了当年的广交会的举行。周恩来立即赶往广州处理，终于使广交会顺利进行。新中国初期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虽然把战略重点放在了苏东国家，但一直没有放弃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应对后来的国际风云变幻功不可没。

中苏关系破裂的时候，中国加快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不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离开了苏联东欧的帮助后能够不减速，也使得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看法。中国还及时扩大了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合作。与亚非拉国家的合作也起到了双重的效应。除了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外，在政治上这些友好国家后来终于将新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对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1960年，非洲的几内亚、加纳和马里等7个国家宣告独立，中国政府不但立即予以承认，而且还与他们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互助合作关系。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了非洲十三国，提出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和中非及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对我国同亚非人民进行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有了逐步发展，除古巴以外，中拉贸易总额从1950年的196万美元上升到60年代初的1.2亿美元。我国与亚非拉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为发展这些地区国家的工业和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增进了与这些国家的友谊，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为打破封锁禁运和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推进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的难度很大，但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62年，在对国民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效后，为解决人民“吃、穿、用”，即农业、纺织、轻工和化学工业等当时最迫切需要的问题，周恩来把重点放在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上来。在广泛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后，1962年10月，周恩来提出，结合我国当前长远需要，首先应当争取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制造化学纤维、化学肥料和石油裂解的成套设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建立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基础，并逐步解决最迫切的“吃、穿、用”问题。在具体引进过程中，周恩来处处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并从引进到建设的条件上予以重点保证，力求迅速建成，以取得经验，发挥效益。到1964年，引进范围从石油化工逐步扩大到钢铁、机械、电子等领域的成套设备，取得了有益的经验和效果。到1960年代后期，中国已先后从日本、欧洲引进了84个项目。周恩来经常宣传毛泽东的指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我们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拒绝向外国学习是不对的。当然，迷信外国，认为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也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是尊重科学，破除迷信。在1964年末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对自力更生与利用外国科技新成就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并高度地概括出“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

当年的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副部长段子俊曾写过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那段时间是怎样亲力亲为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段子俊回忆道：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周恩来更加瞩目西方。当得知一家英国机械公司倒闭准备拍卖全部设备时，立即通知三机部研究。周恩来亲自指导采购人员如何用最少的外汇购买最适用的设备。最后选购到的一批设备，不但当时对我国航空工业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直到改革开放后都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还运用以外贸促进外交的策略，在对日关系中首先大力发展中日民间贸易往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增添新的能量。1960年周恩来在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通过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三个渠道促进中日贸易的发展。1962年两国政府签订了发展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及有关文件，其形式上虽为民间协定却是两国政府签订的。正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具有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才能与日本当时的领导人一道打下了中日合作的坚实基础，这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建交高潮带动了第二次引进高潮

跨入1970年代后，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斗争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美国为扭转同苏争霸的不利局面，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同中国接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把握美国愿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时机，接受美国提出的改善相互关系的建议，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访华，达成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的解冻，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多年来在发展中国家的“深耕细作”也得到了回报。1971年10月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也标志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孤立中国的政策的彻底失败。

第三次建交高潮的最大特点是与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者升格了外交关系，例如英国和荷兰由代办级升格到大使级。在此期间，世界的经济形势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技术领域还占有很大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本身也潜伏着经济衰退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寻求新的发展，它们迫切需要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商品市场、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新的有利可图的投机场所。这些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深入的合作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中国的第二次引进潮应运而生。在此以前的1960年代也曾经先后引进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但因受当时国内外条件的限制，规模都不大。

1966年5月开始的文革运动造成了1967和1968年的经济滑坡，直到l969年开始重回上升通道。1970年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全国政治形势也相对稳定。l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他抓住机会，排除干扰，多次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除了对内抓紧“促生产”，还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出发，不失时机地明确提出要学习外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加快开展对外经贸交流和合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一直对扩大国际经济合作有所准备，多年来始终把创汇工作作为重点来抓。

广交会虽然有过1967年有惊无险的经历，但此后一直顺利举办。在那些日理万机的日子里，周恩来仍然挤出时间，亲力亲为指导广交会的工作。1972年4月9日，他在广州接见了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各地区和各部门的代表，经询问得知不少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存在问题后痛心地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能够出口的还要争取多出口，我们的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待？”“批判依靠外汇的思想，结果有的能出口的也不出口了。”他要求大家采取一切措施，“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为了发展出口贸易，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和部分产业优势，采取灵活的方式，扩大加工出口。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1971年开始，恢复了从1957年开始的“以进养出”业务，这种国际贸易中的习惯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早在1960年代初，周恩来还极富远见地提出，对外贸易部搞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基本建设很有必要。为此，对外贸易部于1960年专门成立了生产基地局，建立了一批生产基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从1972年开始，中国又陆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国务院对此还专门颁发了法规予以保证。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我国的对外经贸事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1975年更是达到了147.51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45.8亿美元的2.4倍和3.2倍。其中，1973年的出口额是58.2亿美元，1975年上升为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22.6亿美元的2.58倍和3.07倍。外贸出口的迅速扩大，增加了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第二次引进潮，同时也推动了国内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一面抓创汇内功，一面不断在各种场合宣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积极态度并加快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71年6月到1973年11月，周恩来先后会见加拿大、法国、墨西哥、美国和澳大利亚官方和民间的客人，多次谈到长期以来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逼得中国搞自力更生。中国实行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对外国的先进技术中国要学习，也愿意购买。1973年4月16日，他在审阅修改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发言稿时，强调：“自力更生绝不是关起门来，排斥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各国应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开展经济交流，取长补短。这对于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工业，也是有利的。”

1972年10月，外交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向国务院报送了一份关于与东欧国家进行科技合作的报告。周恩来认为西方国家的科技水平更高一些，提出：“为什么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这些国家除法国外，都是第三次建交潮中的建交国----笔者注）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1973年6月和10月，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客人时，都提到了台湾吸收外资做得好。后来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对外贸部长说：“你这个外贸部长不如（台湾的）严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个出口加工区，把外贸发展起来了。”“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应该多想点办法。”周恩来在此提到的出口加工区，对于改革开放后我们创办的经济特区，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次引进潮的标志是“四三方案”。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外交促进外经外贸大发展的形势下，周恩来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月22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这就是“四三方案”的雏形。

随后，周恩来等中央有关领导以此为突破口，将引进规模进一步扩大。5月5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1.7米大型钢板轧机。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19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0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 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成为了19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主力军。

为了使“四三方案”顺利进行，周恩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从项目的选择，到工程的具体实施，他都亲自指导。他认为技术设备的引进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着眼于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急需，要实事求是，保证重点，不能只看技术上是否先进，还要看它的经济效果和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既要加快国家建设，更要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关系到人民吃和穿的项目就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表示：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关于艾奇逊这一言论的真实意图，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能不能站住，还要看能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要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确实难度很大。旧中国的民国时期的人口，从1928年的4.2亿到1949年的5.4亿，21年间增加了1.2亿，吃饭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新中国成立21年后的1970年，人口达到了8.3亿，增加了2.9亿，而可耕种的土地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要增加粮食的产量主要还是要靠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施用足量的优质化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邓小平在1974年6月也曾指出农业要“更多的化肥”。当时中国的化肥生产一直上不去，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国家每年都要花费10多亿美元的外汇进口化肥，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周恩来指示要把化肥技术设备作为此次引进的重点。最后，确定了进口13套不同类型、适合不同地区，以天然气或轻油为原料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装置。这批先进设备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比国内原有的小化肥高出近3倍，农作物增产效果极为明显。以后，中国又陆续引进、消化、创新，总产量达到年产尿素1593万吨，年增产稻谷6500万吨—8000万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17%。新中国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终于解决了吃饭问题。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问题。解决吃饭和穿衣原料的突出难题是粮棉争地矛盾，用化学纤维替代棉毛符合世界发展趋势。于是，“四三方案”第一批确定的引进的项目中就有四套大型化纤设备。到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这不但早就解决了中国人的穿衣问题，而且中国的纺织服装还出口到全世界22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到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38%。这些举世瞩目成就的取得，都可以归源到第二次引进潮。

在进行项目选择的同时，周恩来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设备引进后的配套工作，以使其尽快建成投产，发挥效益。他要求在建设过程中，认真听取和尊重国外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意见。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多数技术设备在引进后，都能很快地建成投产，发挥预期的投资效果。13套大化肥设备引进后，到1974年就陆续建成投产，不但满足了农业生产的急需，而且也只用五六年时间就从利润中收回了投资成本。

周恩来要求对于技术设备的引进，要有长远打算，要在学习和利用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而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1972年2月，他再次强调“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八字指导方针。就是说：“对引进的技术设备，必须加以研究，从仿制做起，进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改进和提高。”1973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技术引进工作时又一次指出，从外国引进是辅助方法，引进来，不仅是模仿，而是要创新，这样才能赶超。周恩来这些指示的贯彻实施，不但推动了我国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升级，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相应的科研管理水平和生产能力。“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中，很多至今都还一直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第二次引进潮的序幕的亮点是1970年10月1日。那一天，深知毛泽东战略意图的周恩来，走到第一个被邀请登上天安门的美国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身边，“拉着他的袖子，把他和他的妻子领到毛泽东身边呆了一会。这就向无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清楚地暗示下一步会是什么。”过了几个星期，周恩来又同斯诺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表示伟大勤劳的中国人民也需要外国的技术。”（迪克。威尔逊著 封长虹译《周恩来传》第209页 解放军出版社 1989）基辛格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道：“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配合，使不少外国学者赞叹不已。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C.戴维评论道：“周恩来最伟大也最惊人的成就当然是他对中国与日本、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所进行的特技表演。他如何劝说毛泽东，或者相反受毛泽东的劝说开始与华盛顿建立关系的内幕，不能完全得知。”(C.戴维著 南生等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与邓小平》第40页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8)周恩来的这种“特技表演”也得到了英国知名研究周恩来专家迪克.威尔逊的极高评价，他在其《周恩来传》中指出：“美国在与中国谈判并决定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之前而不坚持要求先清除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做法是令人吃惊的。对中国主张现代化的人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怀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中国与美国这个毕竟对世界的现代化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的联系终将得到恢复，而现在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中美交好生动地证明，尽管中国有它的独特性及僵化的意识形态，但它已不再孤立，这是周恩来的一次巨大胜利。”（见该书第280页）

1970年代，面对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承认中国是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但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向法国总统蓬皮杜表示：人家说我们是大国，我说不完全是，面积大，人口多，这算是大国，但从经济发展来说，差得很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法国是中国的十多倍，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要到21世纪才能达到法国现在的水平。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努力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要“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尽管在他生前并没有提出对外开放的口号，但他的这些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利用外部世界的有所作为，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