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保护｜末代渔民：作业区逐渐缩小，禁捕前已遭遇寒冬_风闻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 陈雷柱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的首要规矩。

63岁的老渔民张七荣终于决定要退休了。面对即将到来的“清闲”生活，她表现得并不轻松。在张七荣的意识中，她一直觉得活着就要搞渔，“不搞就没有饭吃”。

在张七荣40多年的捕鱼生涯中，她经历过木船上摇桨撒网、熬夜捕鱼的辛苦，见证了机械化捕鱼的普及所带来的变化。她也是众多渔民中，通过数十年“追梦”终于上岸安家，摆脱“以船为家”窘境的亲历者。

上世纪70年代末，柴油机在渔船上发挥的作用，曾给张七荣这样的渔民带来春天。张七荣回忆起那段时光时称，一夜之间渔民们的收入翻了倍，很多渔民就是在那个时候摆脱渔船，终于在岸上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很快，江面上出现了更多的采砂船、工程船和货船，渔船不得不为这些大船让路，作业区越来越小，收入也开始下降。”

湖口县48岁的渔民叶晓文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回忆称，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末，九江的渔民经历了20多年的繁荣期，1998年鄱阳湖开发采砂，江面上的大型船只逐渐增多，为避免撞船发生意外，夜间捕鱼的人也越来越少，渔民捕鱼的时间和空间都被迫压缩。

实际上，除了时间与空间，渔民们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还遭遇了其他的问题。都昌县一名渔民告诉澎湃新闻，柴油机在改变渔民生产方式，带来更多利润的同时，确实对长江生态造成一定影响，现在长江流域水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在减少。在禁捕前，渔民们已经遭遇了寒冬。

船与家

在与县政府签订退捕协议前一天，2019年12月29日，张七荣心心念念，一直惦记着自己的渔船，此前相关的回收方案已经发放到渔民手中，她估算着她所有的渔船渔具加起来大概只值一万元左右。张七荣有些不甘，她说那是她的全部家当，“除了这些我几乎一无所有”。

张七荣是江西省湖口县一名63岁的老渔民，她与丈夫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结婚后，他们共同经营一条小船，这在当地被称为夫妻船。张七荣回忆称，刚结婚时，他们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开始忙碌，那时，每天晚上江面上都会亮起星星点点的渔灯，天快亮时，孩子们会被送到岸上去上学，她与丈夫则会继续忙碌到下午四点左右，一人摇桨、一人撒网，一起收网，周而复始。

孩子们长大后，张七荣夫妇将他们全部送去外地打工。她说，对于他们这个世代捕鱼的家庭来说，她比任何人都明白渔民的辛苦，老一辈人忙碌一辈子就想在岸上安个家，不用一家人挤在狭小的船舱里。

张七荣所说的船舱，在普通的渔船上，通常只有六七平方米，高度约一米出头，一家人的被褥、衣服、炊具及日用品都摆放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渔民们生活的船舱普遍狭小。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婚后最初的十几年里，张七荣一家人一直在渔船上度过。她说，那时候捕鱼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搞一点吃一点”。但真正艰难的，除了辛苦与拮据，还要面临未知的危险，一旦遇到风浪，就要面临丢命的风险，“如果翻了船，船、家还有人，全都没了”。

到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机械化捕鱼的普及，木船逐渐被淘汰。渔民们纷纷打造了新的铁船，并在船上装上柴油机。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收入的成倍增加。

之后的近二十年间，渔民们纷纷在岸边安家。但好景不长，很快，江面上出现了更多的货船、采砂船和工程船，渔民们的作业区越来越小。从2000年开始，部分渔民被迫上岸，寻找新的出路，闲暇时兼职捕鱼，但更多的人，因为客观原因留了下来。

张七荣说，她没上过学，也不识字，尽管收入大不如前，但打工对她来说几乎没有可能，现在还留在渔船上捕鱼的渔民，大多像她一样，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张七荣本想就这样伴着渔船过完余生，她本以为只要肯付出时间和精力，生活总会有所改善，“但现在长江禁渔了，我不得不提前退休了”。

在鄱阳湖岸边，渔民们晾晒的小鱼。

爱恨鄱阳湖

​相对于张七荣现在面临转业难题，聚集在九江市都昌县鄱阳湖畔的渔民们还有一年的过渡期，根据九江市禁捕退捕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他们将在2020年底以前全部退出湖面，实现转产转业。

2019年12月28日，在鄱阳湖都昌县水域，数十条渔船停靠在岸边，所有的渔船用缆绳连接在一起，其中一条渔船上悬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詹氏家族渔业捕捞公司”。52岁的詹开豹就是这家“捕捞公司”中的一员。

詹开豹捕捞的鱼

詹开豹说，聚集在这里的渔民全都来自都昌县和合乡水产村，共有一千多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公司，“捕捞公司”的牌子，更多是向外界宣告他们是一个集体，也让各自捕鱼的渔民们在捕鱼归来船只靠岸时，能感受到一些来自集体的温暖。

和合乡水产村距离鄱阳湖畔的捕捞点大约有半小时车程，詹开豹说，他们虽然在村子里有房子，但由于房屋面积小，距离鄱阳湖太远，他与妻子几乎很少回家，仍保持着在渔船上生活的原始状态，“现在孩子大了，有自己的工作，我们夫妻两人住在船上也不显得太过拥挤”。

与张七荣一样，詹开豹也没有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成为一名渔民。他说，做渔民风险大、挣钱少，还很辛苦。詹开豹的哥哥曾在捕鱼时遭遇风浪，最终沉船。他至今仍清楚记得，那是1999年农历八月廿四日，那天哥哥从老爷庙出发，前往都昌县，行船不到十公里时，遭遇了大风。风浪来袭时，哥哥的渔船正处于湖中心，一个浪头打过来，船就翻了。沉船后，詹开豹的嫂子和侄女被大水卷走。

那一天，詹开豹的哥哥从早上6点事发，一直到晚上11点才漂到了湖对岸。他因为水性好，捡回了一条命，但家人和渔船全都没了。詹开豹说，面对大风浪，很多时候即便目睹灾难，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毁人亡，这种危险是每个渔民必定会经历的，“只不过有人逃了回来，有人却丢了命”。

詹开豹说，他从小在渔船上长大，没有文化，因为除了捕鱼，他什么也不会，“但孩子们不一样，如果有得选，我们这一代渔民很少有人愿意让下一代风餐露宿，继续在渔船上讨生活”。

对于鄱阳湖，詹开豹说，这片水域哺育了都昌县一代又一代渔民，也有很多人为了生计在这里丧生，有人感恩它，也有人恨过它，但无论如何，他们始终离不开它。

生存“冲突”

詹开豹的哥哥现在与詹开豹夫妇一起在鄱阳湖捕鱼，三个人两条船一张网，他们撑起了两个家。

詹开豹与妻子及哥哥在渔船上一起收网。

实际上，詹开豹哥哥此前遭遇的悲剧，现在已经很少发生了。“詹氏家族渔业捕捞公司”另一名渔民詹开梅说，在鄱阳湖生活的渔民遇到风浪很常见，随着船只和机械的更新换代，现在渔船的安全系数也要安全很多。这种更新换代大约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因咸水机械化捕鱼日趋成熟，那个时期国家提倡发展淡水机械化捕鱼，在都昌县搞试了点，“当时由国家出资，给我搞了两条渔船”。

这次的试点工作很快让渔民看到了机械化捕鱼的优势。詹开梅说，此后的两三年间，一些家庭渔船也纷纷装上了柴油机，到上世纪70年代末基本已经普及。先进技术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成就了渔民群体的新旧交替，一些老渔民因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逐渐掉队，也有年轻人在看到其中巨大利润后加入进来。

詹开梅说，此后一些渔民一味追求利润，采取电网捕鱼的方式捕鱼，对生态造成破坏，当他们发现固有水域的鱼越来少时，就会到其他水域抢地盘，渔民之间一度因此发生冲突。

然而，真正的冲突并不只发生在渔民之间。随着机械化捕鱼的普及、电鱼现象的出现，鄱阳湖，乃至长江干流的水生物种类和数量都在下降。

“詹氏家族渔业捕捞公司”一名渔民称，这些年能明显感觉到鱼的个头也开始变小，越捕越穷的矛盾日益凸显，一场发生在渔民与自然之间的生存冲突，伴随着淡水机械化捕鱼的实现也逐渐产生。

鄱阳湖岸边“詹氏家族渔业捕捞公司”的渔船整齐停放。

渔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湖口县的渔民叶晓文告诉澎湃新闻，长江水生物本身的变化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渔民注意，但1998年鄱阳湖开发采砂后，许多采砂船进入鄱阳湖，此后，随着鄱阳湖上各项桥梁工程开工，渔民们作业区逐渐被工程船、采砂船等大型船只抢占。2000年，一名渔民夜间捕鱼时与一条采砂船发生碰撞，祖孙三人全部落水死亡。从此以后，很多渔民不敢在夜间捕鱼。

随着作业区的缩小，捕鱼时间的缩短，渔民们的收入大不如前，这时候长江生态问题才引起渔民的注意，一些渔民意识到危机后，开始考虑转产转业。2003年，叶晓文与其他8名渔民一起筹钱购置了一艘工程船，此后，捕鱼成为他的副业，他说：“一部分渔民的主动离开，为更多无法转业的渔民开辟了一条‘生路’，但实际上，早在十几年前，渔民们已经开始遭遇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