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引领，更是我们深层的内生需要_风闻

     前文我们讲过，中国需要走向文明引领。最直接与最迫切的原因是，需要避免被美国拖入大国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更长远、更本质地看，则是中国与中华文明引领世界的大周期必然要求。

    然而，外因是转变的条件，内因才是最根本的转变之动力源泉。现如今，外部世界的外因，已将我们逼到要么选择相互在同一个陷阱里砍砍杀杀、要么就得靠自己去另寻一条新路出来的十字路口，可以说是促变、求新出路的态势已经明朗，对中国的担忧、期待也从没有这么极其直接和强烈过。

那么，内因或自身的内生需要，究竟怎样呢？今天，咱就来分析分析中国在文明引领上的长、中、短期根本内在需要。

先说长期。

最长的长期，当然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这个东方之中国还没有形成全国大一统意义上的国家之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下五千年或更长一个时期。但由于那时“灿若群星”的文明篝火与非全国性的诸多小国，并没有整体性地呈现出“中华文明共同体国家”的形态、结构和样貌，所以我更愿意以西周打造完成“文明共同体”的“基座”和首先建立起大一统性的全国之国时间算起。

也就是说，自周朝开始，我们就已经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有着高度自我之自觉和定位、并始终没有脱离“文明体+国家”轨道模式的“中央文明共同体国家”（关于这个概念及其具体内容，我过段时间想开辟一个暂定名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专题栏目，好好地跟大家说道说道）了，直至清朝、民国和现在新中国。我觉得，以此跨度逾越三千年的一个“长时段”（罗布代尔提出的一个文明史考察方法）为界，既比较集中、扎实，又容易看个明确、清楚。

关于这个跨越三千年的长期，好像真没什么可多说的。只要能认定我们这段时间里所形成与造就的，就是一个“中央文明共同体国家”或最起码是个文明型的“文明国家”的话，那么，哪有一个“文明国家”不以文明为引领、不是每到一个关键转折升级期便需要依托文明大道之无比巨大力量的道理呢？以文明立身的统一国家，甚至这种大一统国家的出现本身，就是基于文明、且为保卫文明体而生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没有“文明引领”，也不可不提“文明引领”。我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铁一般事实，一再表明：文明是源头，是基础；文明体是国家和民族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文明兴，则盛世出；文明晦，则国运衰。无文明，则中华难以为国；没有文明的不断更新、高维引领与文明体的铸牢根基、盘定大道，则人类历史上不会出现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则家国天下必定沦为内外强权肆无忌惮的“跑马场”。

周朝、乃至延续到秦的“周秦之变”，乃是中国历史发生三千年之巨变的开始。从那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也走上了文明体与国家未必总是均衡发展、却始终不相分离的二合一之道。这样的一种道路选择或结构模式，难说世界上绝无仅有，但发育出一套自身统系且最成功的，却一定是再无第二个堪与之媲美的。

再说中期。这个，可从我们这个“中央文明共同体国家”自唐以后的另一次千年走衰和复兴周期说起。正如之前我曾有文系统梳理过的，自周朝初步建立起文明体国家开始，我国历史上周期性、规律性地出现过两次大复兴，一次是秦汉，一次是隋唐。都是大约千年左右的时间就要来那么一次。这是不是“千年不遇”、“千载难逢”、“千年等一回”之类“千年说”的一个来源和力证？--------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恐怕也不能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吧。

这每一次的大复兴，以王朝国家和中=央集权的视角看，当然是要出那么一两个彪炳史册的大一统强国的。而从文明与文明体的更基础、更根本深厚层看，则无不意味着我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次又一次内生性大更新、大提升。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们这个非常独特的“中央文明共同体国家”，其实是有种“千年一回”的内在规律性更新周期与提升节奏的？退一步讲，即便这个“千年等一回”的周期与节奏，并不一定是其自身的一种长期普遍规律；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形成一个同样清晰的“千年复兴”之判断，即：中华文明自唐末走下坡路以来直至清末，在大约千年后的今天，已经又一次地来到了自己绝地而生、文明复兴的高光时刻。

如果，我们不将这种“千年等一回”的周期性复兴现象，看作是文明与文明体内在的一种需要、一种召唤、一种演进中的阶段性提高与升华、一种暗含着某种规律性的特有表现，而只是想用昔日中=央集权王朝或古今国家之话语加以阐释的话，一定会发现，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讲得通的-------因为，无论哪一个中央集权王朝或政权国家，历史上存续的时间最长都超不过500年，它、或看不到显然会有“接力”复兴意愿的它们，怎么能仅仅靠着自身的国家权威与国家力量，发动和支配如此“千年之长”大周期的兴衰起伏呢？！

一个个仅仅存在小几百年的王朝国家政权及其权力统治集团，不可能自觉主动和全然始终地担负起每一轮跨朝代、“长时段”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来，这个历史事实和客观判断既然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儿”，那么，不能不问的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人类历史上拥有最大、最全面、最集中一统权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都无法运作和支配这样一种跨朝代的、“长时段”的、大起伏的历史奇观，那么，还有什么力量会大过、强过它或它们，在背后扮演着书写中华“大历史”的“上帝之手”角色呢？

中国人不信上帝，没有主宰者高度信仰的传统，就别寻思上帝和主宰者的事了。“天意”、“天道”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但若让我们这些不是神的人去做进一步地理性思索，唯一的可能与指向，便只有人道上的文明大道之力与文明体的内在规律反映了。我们若不将这一个个盛世王朝都支配不了的、令中央集权国家也鞭长莫及的更强大持久之力量，锁定在文明体所爆发出的文明力量上，谁能告诉我，还有更好的指向与解读吗？

    作为思想者，面对历史上规律性发生的这种确切事实，尤其是面对最强大国家力量都难以驾驭的另一种超国家力量时，我们不能止步自己的探究与思考，更不能不去追根溯源到自身文明国家的基本性质上、进而重新发现文明的规律与文明体所蕴含的深层持久力量。如果，我们拥有了文明之道和文明体国家之站位视野的话，为这个问题找寻答案就一点儿不难了。因为从文明体与国家的同构互助关系出发，很容易我们便会发现，一个个王朝的兴衰更迭，其实在最根本深层起作用的，是文明的规律与力量，是“中=央文明共同体国家”、尤其是构成与维系着文明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那股内在规律及深层力量。

  若真是如此，每一次的文明复兴与更新提升，怎会不以文明为引领呢？！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文明共同体国家背后的文明力量在根本地起着支配作用，它直接决定着文明的起起落落、乃至王朝国家的兴废轮替，这样的力量，能不作用于人世、能不显化为导致文明复兴的“文明引领”吗？这似乎明摆着是理应如此、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来看小周期。就是这新一轮复兴前前后后的约百年、乃至未来。

  辛亥革命，就王权与国家而言，是推翻了古代最后一个帝制国家，走上了近现代国家之路；而就文明与文明共同体来说，则是宣告新一轮复兴意识的绝地觉醒。这一轮的复兴，并非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从革命党人成批成批地涌现、特别是民国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之际，就已自觉不自觉地拉开了新历史时期的复兴大幕------那时，只不过直接着眼复兴之长远目标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更多地先是将“救国救亡”、反帝制反封建反殖民统治和统一全中国摆在急切的要务位置上罢了。

  新中国建立后，无论巩固政权、确立国家的国际地位，还是若干个五年计划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反资防修的继续革命与阶级斗争、乃至某种意义上变轨以进的改革开放，说到底，都是着眼于首先保证我们这个悠久的文明体国家能够存在下去和向前发展，都是一种未言复兴的行在复兴路上。

    进入新的时代，我们更是将中华复兴作为了我党我国的长期奋斗目标，令这一全民族的百年意愿第一次在更高层面上给予了明确。这，肯定是整个国家和全民族集体进入自觉复兴历史阶段的一个里程碑。她为这新一轮在统一国家条件下所进行的革命、改革、建设、发展事业，清晰明确地找到和高瞻远瞩地导入了再度实现伟大复兴的一条正途，甚至由于这一提升与宣誓的原因，从今往后的时代，已经可以肯定说，不仅必将不断唤醒我们整个民族及社会的主体自觉，直接传承与对接中华大道文明，甚至还会在贯通古今、融合东西的基础上将历次中华复兴的辉煌成就，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和广度。

  这，绝不是一种自大自负与自吹自擂；这，是我们理性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总体判断。

  理由如下：首先，从主观自觉的角度看，更高层与整个国家社会，如此高度自觉、且统一达成了民族复兴的共识，这即便在秦汉、隋唐两次最成功的大复兴之际，都未曾有过。

  其次，从客观条件上看，这一次的大复兴相较于前两次，除了自身长达千年受压抑、不断孕育着的文明复兴强大内动力以外，第一次出现了被另一种貌似比自身还强大、甚至还主导着全世界的异质文明逼迫和侵入的状况；这也就意味着此番中华复兴，将一定不会仅仅限于中国自身的范围之内、而是必将与整个世界的格局之变紧密地纠缠一起。或者说，这一次的中华复兴对我们自身来讲，最终必将是要引领和主导世界的；而对世界来讲，也必将是改变东西方数百年之既有路径和历史格局的。

  再次，进入大复兴周期之前和之际，跌得越惨、起点越低、问题越是错综复杂、难度越是深广，反而会令新一轮的大复兴来的更澎湃更壮阔、更全面、更彻底、更曲折复杂历时持久、更取得迭创新高的辉煌成就和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基本的依据是：对越是复杂多元越能做出大统合成就来的大合文明而言，今后要将马列主义、红色基因、西方模式、中特资源与中华之道等至少“五大洪流”融汇归统，其任务从未有过地艰巨，其道路也必将从未有过地漫长，其时长与成就也肯定会是从未有过地超越中外古今。

  这样一种大级别的、真正站立在全球舞台上的、必将改变与重构人类世界的中华复兴，单靠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肯定远远不够，必有一日需要突破国家民族思维的局限，走向胸怀天下全球世界和为了全人类文明的存续发展着想。用较为通俗的话语来表达就是，我们必须让自己走向、并引领全人类转向一种对当今世界来讲新的文明升级之道、一种对中华自身来讲乃接续昔日文明大道的复兴之路。到了这一步，从“民族复兴”升华为“文明复兴”、以“文明升级”话语替代“大国崛起”话语，便是我们近期可以期待的一件事了。这种对己而言的“文明复兴”与对世界贡献的“文明升级”，本身不就是一种“文明引领”时代担当行为吗？

  最后，必须提醒大家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个事实：我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冲击与入侵，总体而言是一百年来才有的事；而我们自身这个“中华文明共同体国家”出现大周期的衰落与偏离文明大道的时间，显然要早很多、甚至可以直接追溯到千年前的唐亡以后。最简单的谁为因、谁是果，这个大的关系绝不能颠倒。不能说我们是为了对付抗击西方才高举起文明复兴的大旗来，或是为了引领世界而求诸于自己的文明大道------尤其在我们已经基本摆脱了“救国救亡”那个特殊时代背景的情况下。回归文明、文明引领，更多与更根本地，本就是我们自身的长久内生需要。战略、策略终究是术与用，回归本性、升华文明才是大道与正道。

  当我们明确无误地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之后，是不是便应更多地将注意力和研究思考的方向，放在查找自己发展之路走到何时开始出现大问题和这些问题令我们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原有的大道上？如果能够这样看问题与进行思考，那么，关于昔日中国为何会由盛转衰、以及该如何复兴的根本答案，便必然需要到两个千年以上的“长时段”历史比较研究中去寻找。这两个千年以上的“长时段”，一个，成就了我们自打成为文明体国家后最为光彩耀世之主盛文明的周秦汉隋唐；另一个，则是一步步颓废走衰的宋元明清。只有比较，方可知兴衰，并找到、看准今后的复兴之道。

  可惜呀可惜，整个学界和社会，宁可为一朝一代、一国一君、甚至后宫嫔妃的起居穿戴和鸡鸣狗盗者的种种劣迹，花上数年、数十年的时日去搞研究；却极少有人、或有系统性的立项，能为我们这个文明大国的兴衰明道理。

  今以此论，但愿能启发更多人醒悟与自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