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不应以好坏论平民主义浪潮

后危机时代，新常态一词风靡全球。世界政治经济究竟新在哪里？笔者认为至少有二，一是所谓民粹政治势力的崛起，二是负利率的蔓延。两者的内在联系，便是平民相对于精英的力量在上升。

先说民粹政治。民粹主义含有贬义，较为中性的译法是平民主义。与之对应的是精英主义，即相信掌握了权力、资本和知识的精英才是变革的关键，当年苏俄革命便有较多精英主义特点。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无所谓高下优劣，境殊道不同而已。

天道好还，2008年之前的三十年精英主义占上风，但2008年之后平民力量明显崛起。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到意大利、法国、印度、菲律宾、巴西、智利等国的政治态势，平民主义政治风起云涌。根源何在？欧美主流观点认为贫富分化让民众产生相对被剥夺感，故通过政治参与争利益。这个观点似乎有些偏颇。

笔者认为更加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模式的变革。移动互联网的全球性普及，使得全球人口中原本“沉默的大多数”迅速触及社会公共事务，即便还没有稳定的电源，也未受过系统的教育。历史上，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往往带来政治体系的重大变迁。公元1800年前后民众识字率提升现象从欧洲向全球扩散，使得普通市民获得了知情权和政治参与热情，由此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此后百年的全球政治制度变革：从此以后，各国王公贵族无法继续垄断社会政治事务，而必须要考虑民众的感受和利益。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比当年的教育普及更具有革命性，因为它不仅赋予底层人民以知情权，也提供了政治表达和自我动员的新空间。精英的力量将再次大幅度退却。

再说负利率。名义负利率在经济史上很罕见，如今却有十几万亿美元的国债以负利率交易。利率跌破零，是因为储蓄者多而投资机会稀缺。在拙著中，笔者将负利率解释为春季人口(0-22岁，净消费者)与秋季人口(42-65岁，净储蓄者)之间的比例在持续下行。当净消费者规模萎缩，而净储蓄者规模增长，那么利率就会趋势性下降。负利率时代的钱不再值钱，意味着金融资本的力量在下降，而消费者的地位在上升。哪个国家拥有巨量年轻消费者，它的市场就不至于萧条萎缩，也就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强势的国际地位。谁是消费者？精英们有钱，但是人数少;农民人数多，但是他们自给自足不消费;消费者的主流是广义的中产，而今天全球中产主要集中在东亚、北美和欧洲。中国2019年的本土消费市场规模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市场，原因是我们的中产规模最大。

由于战后婴儿潮人口的作用，1980年代包括美欧的基准利率达到15%以上，全球资本稀缺，所以金融部门的地位被抬得特别高。华尔街金融家占据了美国政府高层的绝大部分岗位，最高峰是在克林顿第二任期，最重要的30个联邦政府岗位中竟然有20个是华尔街人士。2008年之后，华尔街政治地位大跌。特朗普政府中目前仅财长姆努钦一人来自华尔街，其他全被踢走了。德意志银行正在陷入大麻烦，因为受负利率伤害最大的是银行业。随着美国再次进入减息扩表周期，欧洲银行业的今天就是华尔街的明天。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竟然有人考虑切断中国企业从美国融资的渠道以惩罚中国，结果遭受内部批判和抵制而作罢。显然，出这种馊主意的人搞不清状况：如今是资本不再稀缺，全世界的中老年富人求着年轻的中产消费和贷款，否则他们的储蓄就会陷入负利率的深渊;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市场，是美国上市公司海外利润的最大源头，如果切断两者之间联系的话，是中国在制裁美国而不是美国制裁中国。

综上所述，对席卷世界的平民主义浪潮，不应以简单的对还是错，好还是坏做价值判断，而应该将之视为一种时代新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正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平民主义与仍控制着全球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精英层构成的摩擦与冲突，是当前世界种种乱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人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最终能否实现良性互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