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澳门“一国两制”成功探索融合之道

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20周年纪念日。经过20年发展，澳门社会“爱国者治澳”已成为稳定的制度现实，澳门自身的信心与前景更为光明。澳门社会能将地方观念与利益较好地系属于国家，对融入大湾区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较强理解和认同，自觉将自身打造成民族复兴独特而重要的一支生力军。

澳门成功发展最大的制度依托就是“一国两制”。澳门回归时，治安与经济一度低迷，这与澳葡当局的脆弱治理及转型时段的社会混乱有关。但在“一国两制”与澳门基本法保障下，澳门一方面获得国家在政策上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享有基本法授予的高度自治权。

澳门发展受到土地资源、人才、战略规划、政策配套等方面影响，中央政府及广东地方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通过指导与协商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横琴口岸”、填海计划、海域管辖权和通关便利化措施，以及大湾区框架下不断充实的便利澳门产业与居民创业发展的政策配置。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还积极支持澳门发展特色产业及提高国际地位，主要包括打造国际休闲旅游中心、中葡商贸交流平台、中西文化交流平台及特色科技与金融产业等。

背靠国家支持，面向“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新格局，澳门正在继续挖掘及释放“一国两制”的巨大制度红利，将自身发展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典范展现了“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与强大的制度生命力。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在20年间逐步形成自身经验体系，是对“一国两制”伟大制度创造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爱国者政治基础稳固及澳门作为“社团社会”的爱国认同，是澳门优良治理的关键，这在回归前及回归后均成为澳门社会聚焦团结及有效积累的政治目标，并汇聚成治理的可靠政治基础。

其次，澳门基本法制定有着自身独立思考，对行政主导与民主政制发展的制度设计更为严密及合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反建制社会运动的激进化发展。另外国家安全立法及法制保障坚强有力，通过23条立法、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司法改革中排除外籍法官审理国安案件的权力，牢牢掌握国家安全制度保障的主导权。

再者，澳门基金会的资助体系与科学规划管理，对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以及公共教育和舆论引导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有效协助政府实现繁荣稳定的管治目标。

澳门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较好回应及解决了社会发展中的民生疾苦与弱势群体保护问题，起到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效果。国家战略与政策的持续保障及引导，在惠及澳门产业与居民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澳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大局。

在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这样的回顾既有助于总结、提炼和巩固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也有助于立足“一国两制”的初衷和科学性，为“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谋篇布局。(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