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国别与区域研究需文明史支撑

“国别和区域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兴起，尤其是在高校的外国语学院，它成为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方向。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的应有之义。战略要以学术为基础，大国之道需要大国学术作支撑，这是“国别和区域研究”兴起的问题意识，借鉴了美国在二战后兴起的地区研究经验。

在英帝国时期，伦敦亚非学院曾是英国人掌握亚、非殖民地知识最为重要的学术机构。二战后，美国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地区研究在美国兴起。美国主导制定的全球化规则背后有其经济、军事霸权作支撑，但也离不开地区研究的高度配合。

然而，当前我们借鉴美国的地区研究经验时，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国知名学者如基辛格、亨廷顿等人的地区研究都离不开文明史作支撑。地区研究在美国不是脱离学术主流独立开展，而是与自身文明史研究相匹配。地区研究的最深层逻辑是文明、价值的逻辑，文明史研究与地区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而这正是当前国内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盲点所在。

白板式地理解他国不可取，只有具备文明主体性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对方。反过来，对于他人、他国的理解以及相互比较，也有助于加深对自身的理解。所以进行国别与区域研究，离不开对中国文明史的深刻理解。中国的文明传统是活着的传统，它不是博物馆的陈列，而是如源头有自流水一样绵延不绝，无分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五千多年文明传统的连续性，建立起对中华文明从文化、价值到制度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学理诠释。亨廷顿提出“谁是美国人”的问题，其观点建立在文明冲突背后西方根深蒂固的敌我思维上，而中华文明却有着包容、互补，文明互鉴、相互成就的思维传统。这应该是我们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超越西方殖民地地区研究的关键所在。

进行国别与区域研究，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精神遗产深刻意义的理解，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克服与超越自由主义式全球化所带来种种问题的认识。由此我们才能在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再度理解他们被西方殖民的历史，才能建构“一带一路”的知识谱系，激发他们对于自身价值观的重新发现与自我肯定。历史上的“一带一路”是和平共生、互利互惠之路，古代中国奉行 “以大事小”的文明原理，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双方利益的交汇点，这就是“利者，义之和也”。对于双方都适宜的才是大义之所在，长远利益之所在，这是“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共享的价值观，也是中华文明最注重的长久之道。

语言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应从语言到历史、宗教、文化再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专精研究，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将国别与区域研究同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目前国际关系同样缺少文明史纵深，同样需要与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研究相结合。文明史与地区研究应当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两翼。(作者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