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甫：返本开新，共同开放东亚文化合作新时代

人民网成都12月15日电 2019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今日上午在成都召开，此次对话会以“迈向新时代的中日韩文化合作”为主题，邀请中日韩三国媒体界、文化界的领导和代表与会。

人民日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座教授王小甫在会上作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尊敬的方江山副总编辑、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出席今天在这里召开的“2019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我发言的题目是“返本开心，共同开创东亚文化合作新时代”。大家知道，中日韩三国共处东亚同一地域，古代就产生并发展起了特殊密切的文化关系。中国的汉字有形、音、义三要素，特点是以形定义，便于不同语言间笔谈交流思想，因而很早就传到了周边地域为其使用。至少在中国汉代，汉字就已经成了韩半岛上人们表达思想和记述语言的工具。7世纪开始有所谓“吏读”，即用汉字的发音表示韩语里的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作为帮助阅读汉语文献的工具。虽然现在韩国文字不用汉字用谚文（拼音文字），但两千年的汉字使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据说现代韩国语文里还有近70%的汉语借词。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经由韩半岛传到了日本。据《宋书⋅蛮夷传》记载，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中国，使臣带来的表文纯属汉文。从和歌山县隅田八幡神社所藏人物画像镜、熊本县船山古坟所出铁刀和琦玉县稻荷山古坟所出铁剑的铭文看来，当时日本也用某些汉字作为音标，但文字仍然全为汉字。8世纪以后，日本受梵文启发，利用草体汉字造平假名，用楷体汉字偏旁造片假名，这种音节文字和汉字一道沿用至今。

到了1400年前的中国唐代，使用汉字的东亚地域各国文化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当时中、日、韩三国文化显示出一些重要的共性，日本学者西岛定生在其名著《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中将其归纳为四点：1、以汉字表达的种种文化模式；2、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政治伦理道德；3、以中国大乘佛教为宗教信仰；4、至唐代臻于完备的律令制国家体制。不言而喻，汉字文化，儒家思想，佛教信仰，律令制度这些文化特征都是以汉字为基础并以汉字为传播媒介而形成的。因此，西岛定生把东亚世界称作“汉字文化圈”。这一说法在国际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汉字文化圈”在东亚各国影响深远。李氏朝鲜时代世宗朝的史臣郑麟趾在其所著的《高丽史⋅刑法志》中就说，高丽一朝的典章制度，大体都是模仿唐朝，至于刑法，也是采摘唐律而制定的。日本在七世纪中大化改新后才开始有刑律，其所制定的《近江令》、《大宝律令》等著名法典，都是依据唐律制定的，后来颁布的《养老令》也基本沿袭唐令。日本古代中央官制的“二官八省”显然也是仿唐制建立的，日本内阁各部现在仍然称“省”。当然，正如古代日本文化形成经历了‘从唐风文化到国风文化’的过程一样，所有上述学习和仿制也都是日、韩文化自身发展形成的进程。东亚“汉字文化圈”是东亚各国文化共同发展的成果。唐代史官吴兢撰写《贞观政要》，编集唐太宗贞观年代实现太平治世的成功经验，“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意思是希望领导人、政治家能够学习贞观年代的成功经验，并使之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中发扬光大。是书编成以后，很快就成了当政者的政治参考书。大约在9世纪，《贞观政要》又传到了新罗、日本等国，被列为王室、幕府的政治教材。出于对开明政治的模仿以及对太平盛世的向往，日本清和天皇甚至再次采用贞观年号（859年四月十五日至877年四月十六日）。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面对新时代，世界向何处去，东亚该怎么办？习主席的战略判断不由让我想起盛唐时代我们东亚三国的共同经历。中、日、韩三国地域密近、同文同种，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不妨返本开新，重拾当年建立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成功经验，一起尽快积极行动起来，共商共建区域命运共同体。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文化界首先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汉字文化传统，相较其他地域，我们有着开展人文交流和文化合作的无可比拟的条件和优势。如前所述，唐宋时代传播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了我们三国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儒家思想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如仁义、中和，“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者立人，己欲达者达人”，对于今日世界国际关系，对于区域合作和民心相通，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我们有理由广泛开展合作，使儒家思想这些价值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互学互鉴，促进新时代东亚文明的和谐构建，向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亚洲智慧和力量。要做到这些，显然有赖和谐共存的愿望与和平交往的行动。所以，“汉字文化圈”的建设经验，仍然值得汲取。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