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西方亟需重建对中国体制的认知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前面是“一统天下”的秦朝。中国有个说法叫汉承秦制。从北京乘高铁3个小时，就可以到江苏徐州，在那里可以了解很多有关汉朝的历史。

徐州有一座狮子山楚王陵，1994年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印章和封泥。如果将这些印章和封泥排起队来，就是一个大体完整的中国汉代官僚体制。徐州博物馆就有按照印章和封泥排列的中国汉朝官僚体制介绍。1995年，在西安也发现大量比这更早的秦代封泥，成为研究秦代官制的重要原始材料。

从这些印章和封泥，我们得知，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官僚体制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一整套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体制。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就现代国家的起源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秦朝。因而，中国在国家能力、国家制度的发展上要远比西欧源远流长。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开始成为全球关注中国的重点所在。仔细分析所有那些与中国经济、贸易、科技、军事等等有关的话题，最终可能都会指向中国政治体制。所有那些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预估，最终也都会与中国政治体制相关。

翻开西方的政治学、历史学课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表述仍然是陈旧的、老套的。看看今日西方媒体的那些报道，感觉似乎也并没有走出冷战。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很多西方学者仍然在用西方政治标准来套中国政治体制，按照西方的理论排序，这个中国的集权制应当是排在西方民主制之前的，是落后于民主制的，而且也一定要进化到类似于西方的民主制的。这一认识随着西方文明500年来的扩张，就变成了一种合理的认知。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体制早在西方体制形成之前就有了，它是按照自己的发展实践向前发展的。

在中国还没走向世界、还封闭的时候，这个影响不大，但现在中国实力增强，并且是通过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增强了实力，这个体制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调整，释放出制度活力，做到了很多西方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当中国走向世界，这个体制的影响力显然已经辐射到全球。事实表明，用旧套路和旧理论来解读中国，来分析中国政治制度，最终必然失算，必然导致对中国的恐惧感。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需要中国与西方的学者共同努力。这个工作可能是艰难的、长期的，但在中国目前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要比以往更容易。比如，到西安或徐州去作一番实地调查。从那里开始，重新构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知识体系。

剩下的问题是，西方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优越感来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