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拉美之乱与模式之争

用“乱”字总结今年拉美政治生态的特征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委内瑞拉“双总统”之乱尚未尘埃落定;玻利维亚左翼总统莫拉莱斯在骚乱中避走他国；阿根廷在左右再对决的乱象中迎来左翼重掌大权;“优等生”智利出现了近年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烈度最强”的骚乱。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拉美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似乎在反复印证着这个认识的正确性。当外界要给智利过去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算总账时，新自由主义者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他们一直认为，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效率和资本利润的“发动机”，其他模式无法比拟。他们坚信，新自由主义模式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智利很快会从危机中走出来，重新成为引领拉美的典范模式。

当然，不能因为智利骚乱就将新自由主义批得一无是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绝非治疗拉美经济社会发展痼疾的灵丹妙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无一例外地迅速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结果，在拉美更是如此。正如著名学者阿尔贝尔所言，为了给经济强筋壮骨，就不惜造就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这种代价得不偿失。

智利骚乱后，欧洲模式的青睐者难掩心中喜悦。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在智利受挫并不反衬欧洲模式的高明和胜利。欧洲国家奉行的以“福利倾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秩序政策,一方面起到了拉平收入差距、调节阶级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厚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淡化了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意识。所谓欧洲模式只是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注入国家控制与社会公平内涵后的一种具有折中性和平衡性的权宜体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无法破解“大政府”必然招致“弱市场”与“低利润”的宿命。尤其是当国家干预取得暂时成效时，人们容易过多相信国家干预“有形之手”与市场自发“无形之手”的相容性，而忘记了二者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事实，其结果进一步加重了对国家干预手段的依赖，最终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

在拉美，学界除了经常讨论新自由主义模式和欧洲模式孰优孰劣外，近年来中国模式渐成热议话题。拉美学者认为，成就中国道路的要素之一是政局稳定，感叹在稳定政局之下“中国能制订那么多的五年计划，我们拉美有的国家连一年计划都难做到”。有拉美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已经不再拘泥于“大小政府之争”，而是追求“更聪明的政府”，即让市场在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拉美持续多年的模式之争在反复证明：世上既没有高出一等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统天下的终极模式。发展模式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具有特征鲜明的发展体系，模式之间只能结合国情相互借鉴而非盲目移植。发展模式优劣的铁律是：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