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超：法国困境揭示出一个时代性问题

持续一年多的“黄背心”运动还未彻底平息，新一轮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又在法国上演。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在法国时有发生，但自去年底以来，法国公民抗争运动所表现出的持久性与广泛性却不常见。

两只相互牵扯的力量之手，正在推动法国陷入愈加严重的政治困难。第一只手，就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公民福利需求。“黄背心”运动的起因是法国政府决定加征燃油税，而加税的一个原因是因高福利支出而不断累积的财政赤字已压得政府透不过气来。这次法国人再次成群结队走上街头，则是因为马克龙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触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法国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法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享受400多种名目的福利保险。举例来说，法国3岁之前的孩子上政府补贴的托儿所，每月全托费用换算成人民币还不到2000元。法国的失业保险也很优惠，失业者在失业两年间可以领取每月最高5000欧元的失业金。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目前法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14%左右，在欧盟各国中仅次于意大利的16%，远高于德国的10%和经合组织国家8%的平均水平。而且法国的养老金最低领取年龄为62岁，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国家之一。

这么好的福利制度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建立和完善的，在战后较长时间里，进入全球500强的法国企业比德国还多，它们创造的税收支撑起了庞大的福利支出。但高度完善的福利制度带来的问题是，法国人的劳动精神越来越不如以往了，既然从生到死都有政府提供保障，那还费劲去工作赚钱干吗呢？法国的失业率近年来居高不下，但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没有工作能力或找不到工作，而是在“带薪休假”。

与此同时，高福利制度是经济景气时代的产物，一旦经济发展停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又怎能继续保障高福利支出呢？法国这些年来面对的一大问题恰恰在于经济增长乏力，在此情况下赤字增加已是家常便饭，政府债台高筑却无法缓解。从1974年开始，法国政府公共支出就再也没能被控制在预算之内，法国已连续40多年出现财政赤字，总额已近2万亿欧元，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以上。这个问题在十年前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已经暴露得一览无余。

控制赤字和债务只能靠两种办法，一是减少福利支出。这等于要动法国广大民众的奶酪，严重背离福利标准只能提高不能降低的心理预期，自然很难获得社会同意。1995年，时任总统希拉克试图削减公务员养老金，但马上引发地铁、铁路系统大罢工，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只好在政策上维持现状。2010年，萨科奇政府为减轻退休金支付压力，决定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逐渐延长至62岁，但法国民众同样以大规模抗议予以回应，这一提议之后成为萨科奇寻求连任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接替上他台的奥朗德政府则宣布延续以往退休政策。

另一种办法是对相对富有者多征税，增加财政来源。1981年密特朗政府首次开始征收富人税。而在2013年，奥朗德政府将年收入130万美元以上者适用的最高一档所得税税率，从之前的46.7%提高至75%，但马上出现的现象就是一些富人带着财富“外逃”到税率较低的国家做“税收难民”，比如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的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就申请了比利时国籍，著名影星德帕尔迪厄则选择入籍俄罗斯。“富人外逃”给法国政府带来的压力，是国内投资下降、就业机会和税收来源减少等。

过去很长时期，企业税收一直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保障公民福利支出的主要来源，但自上世纪80年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潮来袭后，这一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越来越不灵了。经济全球化的一大特征是资本跨国流动比过去便利，在控制成本和增加利润的双重驱动下，资本持有者更倾向于到成本较低的地方投资，它给各国政府带来的一大压力是，如果不能满足资本对更低税收的要求，资本就可能撤离到其他国家，这将对促进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造成困难。

正是这个经济全球化，成为牵扯住法国政府的另一只手。它极大增强了资本与国家博弈的能力，使政府难以通过加税来平抑赤字和债务。而为维护经济活力对企业减税、减少监管，虽然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投资，但总体来说更有利于富人和金融从业者，还会进一步推高政府赤字、加大维持既有社会保障水平的难度。全球化使资本阶层越来越富，使普通民众的初次分配存在劳资失衡，更加依赖福利等再分配措施，在传统利益代表机制失效的情况下，普通民众认为只能用非常规手段表达政治诉求。

这是两种背向而行的利益意愿造成的政治困境，它揭示的一个时代性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急需在全球层面得到政治规制，否则不仅法国，还会有更多国家陷入社会动荡。(作者分别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