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下降背后的社会需求博弈

近期网上有一组数据引发热议：2019年出生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预计只有1100万左右。虽然这数据已被证实并不可靠，但新出生人口数量逐年下降已成不争的事实。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新出生人口数量和增幅来看，在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之后，除了2016年的增量较大之外，从2017年开始新出生人口数量就开始大幅下降。

前几天，国务院还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指出，将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应从财富储备、劳动力质量、养老服务等多个方面来应对养老问题。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目前达到什么程度？数据显示，我国从2000年到2018年，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82%上升至10.92%， 而按照国际惯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

有趣的是，近期有另一组数据却出现大幅增长。在刚结束的“双11”购物节上，天猫国际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最受欢迎的进口商品中，猫主粮超过了奶粉，荣登榜首，而排在最受欢迎进口品牌第三四位的也是宠物主粮。此外，《京东数科研究院：线上生活消费数据报告 》显示，在2016年到2018年间，本该是生育黄金期的90后的萌宠支出指数大幅增长，且每年保持近50%的增幅，却在“养娃支出”上不升反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如今朋友圈“晒娃被屏蔽，晒猫大获赞”的问题了。

生育意愿的下降现象在90后身上开始愈演愈烈，笔者身边许多90后也表示“不想生”。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个群体正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中流砥柱，许多人的事业和收入都处于拼搏上升的阶段，养娃将使其不堪重负。但其实更关键的原因是，传统的生育文化已逐渐开始瓦解，新的生育文化正在被重塑。

是什么推动着新的生育文化形成？笔者认为，现代金融保障体系的建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家庭最基本的特点是有后代、子女，才不枉此生，子女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养儿防老”。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的前提下，生儿育女，最好生儿子，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说白了，在物质层面来看，子女就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或者为自己未来买的一份保险，是一个人老年生活的最主要依靠来源。

但社会的高速发展，除了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外，金融体系内的保障体系发展也日渐成熟，各种境内外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商业保险等都可以给一个人的一生提供不同阶段的收益和保障，“养儿防老”在物质上的必要性自然受到很大的冲击，功能减弱。因此，生儿育女的目的已经逐渐转变为一种家庭精神需求，因为在家庭社会学看来，家庭的凝聚核心很多时候是孩子，孩子在维护和凝聚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整个家庭的愿景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和孩子密不可分。

这在一些学者的调查中可以得到印证。经济学家陈志武在著作《金融的逻辑》中提到，他曾经在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河南的三个村里做过一次调查，当被问及“你为什么生孩子”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当被问及“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在这几个城市中，北京的收入水平最高，丹东市次之，徐水县第三，而河南的那三个村最低。由此可以看出，高收入者更倾向于购买各种金融保险产品，其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养儿防老”，但在缺乏保障的低收入群体中，孩子依然是其重要的保障来源。

不难看出，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正在改变当下的生育文化，而在农村，生育文化依然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儒家价值观，生儿育女依然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未来，这种城乡之间的分化是逐渐趋同，还是会继续分化，或许最终还是由社会需求来决定。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