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

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可以看出其内核及其逻辑是：以成就经验彰显制度优势，以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

把成功经验“制度化”

以成就和经验彰显制度优势，是《决定》的第一个重要内核。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它既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照搬，也没有既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只有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速度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也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基本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

当今，我们既需要揭示并阐释这“两大奇迹”背后的制度密码和国家治理密码，也要把这些经验加以提升并“制度化”，进而彰显其“制度优势”。《决定》共讲了13个方面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开阐述，落脚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国之治”靠什么

以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是《决定》的第二个重要内核，它与第一个核心内核具有内在逻辑关联。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最具鲜明的一个亮点和创新点，就是第一次系统总结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其实质是进一步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而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以应对风险挑战、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制度支撑。这也是《决定》所讲的十三个“坚持和完善”实质之所在。坚持就是巩固，完善就是发展。

“中国制度”的深层基础和本质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集中表现是“中国治理”，三者构成“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逻辑理路。《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问题在于，制度优势并不直接等于国家治理效能，这里有一个“转化”环节。如何转化？《决定》从八个方面加以阐释，其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就是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前提下，特别要注重四点：

一是“坚持改革创新”，具有时代精神;二是“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坚持和完善“三种制度”;三是“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即发挥制度优势，补齐治理能力短板(如在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和自我治理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短板)，打牢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基点;四是“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四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应对时代之变

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是《决定》的第三个核心内核，它与第二个核心内核具有内在逻辑关联。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其实质和目的，就是为有效应对“新时代”“大变局”背景下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制度和治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破解许多矛盾难题，破除许多障碍阻力，抵御许多风险挑战，这意味着我们要“滚石上山、过坎闯关”。为此，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化制度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以国家治理效能应对“新时代”“大变局”背景下的各种风险挑战。

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它作出的《决定》，是一部以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有效应对“新时代”“大变局”背景下各种风险挑战的纲领性文献。正如《决定》所讲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由上述三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之治优比西方之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某些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出现了某种停滞、滑坡，甚至有些国家出现一些“乱象”。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既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各方、各种利益互相掣肘、相互争夺，从而阻碍了其目标的实现，甚至严重削弱执政党的权威和统一领导;又在于它们的制度体制存在问题，形成不了合力、凝聚力和执行力，做不到一张蓝图绘到底;还在于它们的国家治理效能低下。这不仅会制造出许多问题，而且面对许多难题则缺乏责任担当，难以化解，结果导致积重难返。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注重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方面，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经验，具有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判定制度和国家治理效能好不好，最为关键的是：一看这种制度和国家治理效能能否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二看这种制度和国家治理效能能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看这种制度和国家治理效能能否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进而实现既定目标。历史和实践证明，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它是一种“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之治优比西方之乱”。(作者是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