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成熟的大国国民心态呼之欲出

最近一两年来，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在国家遇到来自内外部的一些挑战和问题时，中国的国民心态展现出越来越成熟的风貌。这种国民心态的成熟，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对于中美贸易战这一重大事件，中国从普通百姓到知识界都有很多关注和讨论，社会、媒体和公众都在聚焦这一事件的进程。但大家的心态没因这一事件而严重失衡或焦虑，而是基本能从容理性地面对其中种种复杂和曲折的折冲。虽然也有一些意见观点上的差异，但总体看，中国舆论和公众的态度是理性的，无论哪个方向上都没产生冲动或过于焦虑的情绪。无论“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化、浪漫化，还是畏首畏尾的焦虑都没成为社会心态的主流。这种心态展现了社会能够成熟面对外来压力和问题的自信和自觉。在面对香港持续三个多月的风波时，这种心态同样展现了出来。

人们普遍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已经具有的力量和能力，也能感受到作为当今世界大国的分量和从容。人们越来越明白，我们越是做好自己的事，不断努力攀向新的高度，越是有条件有能力以更明智和更坚定的方式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无论年轻网民还是主流舆论，都在表达爱国热情，表达维护国家利益和荣誉的决心，但又基本是以理性从容的形态和自然丰富的表达来呈现。这些都体现了社会心态的成熟。

这种更加从容淡定、自信理智的国民心态，当然是国家发展到新的阶段才可能具备的。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国家主权受到冲击，中国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道路艰难而曲折，中国的现代化也是艰难曲折的。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自己？中国在艰苦探索中不断奋斗，中华民族有着刚健自强的不屈力量和博大的胸怀，但也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选择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产生与当时状况相适应的国民心态。

一方面，在积极动员、强力抗击民族屈辱的进程中形成反抗和斗争心态，这是必然的，也是历史条件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在强化自身的追求中汲取和学习外部经验，当然也是正当的，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当然，由于国际视野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强烈的紧迫感和挫折感，某个历史阶段也难免出现封闭心态，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解为单纯的对抗关系，产生某种对外部世界“俯视”的心态，甚至是某种焦躁对抗性的情绪。另外一些时候，由于西方现代化的力量和影响巨大，难免会产生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知简单化的情况，表现为基于“仰视”的盲目崇拜或照搬等。这些对国民心态都会产生复杂影响。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全球位置，改革开放让中国融入世界的同时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路径和方式。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强大实力和独特社会发展模式的国家，这种综合实力给了中国人更多底气，让人们感受到这个社会处理和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时不断展现出来的强大能力和足够智慧。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国际视野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虽然中国的国际经验还需不断加深，但无论从感性还是理性层面，中国人在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对于国际事务的体察，以及与一个大国气质相匹配的开阔眼界和深入理解，都已经能支撑起国民心态更成熟和更自信的状态。无论一般的感性理解和零散议论，还是学术性、专业性的探讨，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上上下下对于自身位置有了更为明达透彻的认识。

总而言之，中国人相信自己国家具有的力量，也了解世界的现实和中国在其中的位置。因此，我们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扎实的基础。这样就能既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现实国情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也能相信在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应对一切挑战。更多了解世界事务同时又坚持做好自己的事，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应对各种问题的健康和积极心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时能够让人感受到的新的气质，也是新中国70年发展结出的坚实果实。

当年抗战结束时，很多中国的思想者都曾呼唤和期待中国的兴起能够带来新的大国国民心态。而今日中国所呈现的，正是真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心态。这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迈向历史更高目标的重要保证。(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