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鹏：没有基本安全就没有人权

自本月3日至7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在新疆举办 “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会，笔者作为参与讨论的学者之一，对于打击恐怖主义与人权关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自21世纪初以来，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措施一直是政治和法律的焦点。在恐怖主义的预防和控制过程中，在国际法和国内法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的问题，也给国际、国内政治和法律体系带来了不少新的挑战和新的研究领域。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在处理恐怖主义事务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促动人们对于反恐事务进行理论反思。

首先，就反恐措施的性质而言，应理解为其属于人权措施的一部分、一方面。必须承认，在采取反恐措施的过程中考量人权是不可或缺的方面。恐怖主义由于其不可预测的攻击行为以及不加区分的武装攻击行动而对公众产生严重危害，因而构成巨大的人权灾难。当我们接受恐怖主义具有反人权的行为性质之时，就很容易达成以下共识：反恐措施体系是人权行动的一部分，也是维护人权的一种方式。

其次，必须认真面对反恐措施与其他人权措施之间的冲突。经验告诉我们，权利，甚至基本人权在主体内部或各主体之间都是冲突的。所有社会都面临着资源稀缺的问题，这意味着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及其保护措施的要求都不可能达到极致。只有权利之间的平衡和协调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整体。作为人权措施的一部分，反恐的要求和措施也可能与人权的其他部分发生冲突。有必要根据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进行全面评估，基于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人权系统。

第三，反恐措施必须考虑时间和空间条件。不能在不考虑社会条件的情况下盲目地保护人权;公众和政府也不能放松对恐怖主义组织和行为的警惕，随意采取行动。在当前处理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一定要高度注重社会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现状，不能禁锢在传统的地理、历史、政治、文化思维中去思考恐怖主义的问题，而必须充分的考虑到当代世界恐怖主义所可能呈现的新形态，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当前，西方国家一些人和一些媒体对新疆的民生改善总是视而不见，原因是复杂的。包括西方民众获得中立、全面的信息不太容易，很多媒体表面上是全面中立的，实际上却非常偏执，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心态。同时，很多人也不愿意客观全面地理解新疆、理解中国，他们更愿意把中国妖魔化，由此为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困境寻求一种“过不在我”的借口，也为本国公众责备政府找一个虚构的恶魔或者敌人。

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构建了一个基本平稳的社会环境。恐怖主义和极端化针对不特定的平民进行无预告的凶残打击，如果社会上容忍这些人采取行动，人们的基本安全无以保证，其他方面的人权也就都是奢侈的空谈了。

笔者认为，要让国际上更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用事实说话。用新疆各地安定平和、繁荣昌盛的图景，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用暴恐的凶残事实和惨痛后果，让人们认识到，“没有基本安全就没有人权”这个铁的逻辑。(作者是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