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钊轶：南非排外骚乱不是冲着华人

进入9月，南非爆发新一轮因排外主义而引起的全国性骚乱。

此次骚乱主要发生在南非各大城市的贫民区，以尼日利亚、津巴布韦、赞比亚、马拉维等国新移民为主要攻击目标。部分南非人对社会经济的愤怒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偏激释放。他们呼喊着抢回“被偷走的财富和工作”、打击外籍黑帮、抵制毒品渗入等口号，无差别地砸抢店铺、焚烧汽车、破坏市政设施、追赶警察，甚至戮害无辜生命。

南非隔三岔五就可能有一次排外暴动，但这一次更具复杂性。不少落后地区民众抗议政府公共服务缺失，而城市中产阶级则在线上线下抗议针对女性的暴力袭击。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在同一个时间段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针对焦点，显示出南非社会族群的撕裂。

南非城市的贫困人群往往将排外暴动视为“伸张正义”的手段。南非外来移民，大多指在1994年国际制裁取消、南非全境开放后进来的那一批人。一直以来，南非当局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管，一些聚居区滋生了黑帮、混乱、毒品和犯罪。在很多城市贫困人群眼里，外来移民是带有“原罪”的难民、窃贼，是造成贫民社区进一步贫困、落后和混乱的“病毒”，侵蚀着南非的健康肌体。这是一种基于底层社区生态的朴素成见。

以黑人为主的新兴中产阶级认为，排外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在他们看来，国际资本、传统白人经济统治阶层以及新兴买办、权力寻租阶层共同掏空了南非的经济实体。这些人宁愿把财富转移到欧美，也不愿意在本土继续投资。讽刺的是，尽管新兴中产阶级抨击上层社会的背叛，但当他们自己实现阶级跨越以后，也都迅速离开生养自己的贫民社区。

而以白人资本为代表的雇主群体则认为，排外暴动首先是一个社会教育问题。南非旧种族隔离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班图教育体系，以培养功能性的劳动力为目标。外来劳动力由于没有经过班图教育体系“阉割”，文化知识更全面、综合技能水平更高、学习能力更强，同时还有更好的劳动意愿，因此在用工市场上比本土劳动力更具竞争优势。1994年以后，南非新政府基本沿用了班图体系。在雇主群体看来，正是南非政府在教育改革上的不作为，才加剧了本土劳动机会的流失。

此外，选举政治非但不能化解偏激的排外情绪，反而推波助澜，大小政党为谋取政治资本，不同程度地利用民众的排外情绪作为选战策略，散播在边境筑起更高隔离墙、在大城市建立移民隔离营地等观点。

表面上看来，这一切仿佛是各个群体为了自己的族群利益而互相推诿的借口。然而在南非这个社会分化严重的国家里，这种从根本立场上产生的、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及背后盘根错节的诱因，集合起来才是这个国家社会经济现实的真实写照。“彩虹之国”的美名固然绚丽迷人，却也让不少人阅读出南非国内泾渭分明、难以调和的无奈。从更宏观的地方着眼，南非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是世界经济大动荡中不可分割的一环。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南非经济被世界大资本和大市场碾碎、进一步地功能化。

此次骚乱中，在南非谋生的华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南非的排外并未特别针对华人。虽然的确有在动乱区的华人商铺遭洗劫的情况，今年来针对中国人的恶性案件也在上升。但这都是南非整体治安恶化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华人华商，在南非大部分地区受到当地社区接受与欢迎。因为他们带来的更多是直接的就业机会与社区生活便利化。因此无需把排外与排华做相关联系，进而对南非现状做出过度反应。

近年来，对南非自1994年来在社会经济治理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国内互联网有不少关注，其中不乏曲解和误读的成分。事实上，无论什么人种、什么民族，但凡经历了南非曾经经历过的历史，继承了畸形社会经济体制的遗毒，面临着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很难说会做得比南非现政府更好。我们在看待这个远隔重洋的国家及其所处的非洲大陆时，应对它复杂的现实多一份了解与理解，避免制造猎奇、歧视、恐慌和刻板印象。

应该意识到，其中一些描述、态度和声音会通过网络汇集，被其他国家接收和再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歪曲解读或利用。目前在南非，已经有不少欧美学者以及南非商人，在社交媒体和大学课堂中，选择性援引中国社交媒体的偏激留言和信息，夸大为所谓中国人对非洲的整体不友好。西方一直想在非洲塑造一个“邪恶中国”，他们的由头早已不限于民主、人权，而是通过煽动年轻人的生存焦虑及本土情绪，臆造出中国“傲慢”“资本剥削”和“新纳粹主义”的形象，妄图以此打断非洲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好感与支持。对这些选择性的经过加工的信息，普通人往往缺乏辨别能力，可能会受其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的。(作者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