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冰冰：与伊朗对峙，牵制美国多大精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G7法国峰会期间“松口”，表示如果条件合适，愿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国际社会对此广泛关注，纷纷猜测两人会面有多大可能成行以及美伊关系是否能就此有所缓和。事实上，本届美国政府2017年上台以来，在中东政策上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地区大国伊朗。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破了克林顿政府制定的“双重遏制”政策。失去伊拉克的制衡，伊朗地区影响力迅速扩大。21世纪初伊朗呈现崛起态势，日益发展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这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最大挑战。处理不好伊朗问题，美国中东政策总体上无法顺利推进。

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是同样问题。2011年美国制裁伊朗，意在迫使其屈服，接受零铀浓缩。在制裁措施无法达成目标的情况下，奥巴马意识到，如不想发动战争，就只能对伊妥协。最终美国接受伊朗低于5%的铀浓缩，从而启动2012年美伊在阿曼的秘密谈判，最终在2015年促成伊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批评伊核协议是最糟糕的协议，因为美国保持所有对伊初级制裁从而无法与伊朗进行经济往来，而其他国家则可重新进入伊朗市场。因此，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施压以达成新的协议，成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政策大致可以分为退出协议、极限施压、可控升级三个阶段。

从2017年1月上台到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是第一阶段。欧洲试图说服美国留在伊核协议框架内但没成功。退出伊核协议在特朗普看来是履行竞选承诺之举，也是逆奥巴马而行的政治立场，他要打破奥巴马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从退出伊核协议到2019年5月取消所有国家进口伊朗石油豁免是第二阶段。美方的意图是对伊朗极限施压，使伊朗屈服或崩溃。一旦伊朗屈服，美国可给予伊朗优厚回报。一个强大而依附于美国的伊朗可以成为美国在中东支配性主导地位的关键支撑。极限施压既包括对伊朗的制裁，也包括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推回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2019年5月以来是第三阶段。美国停止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意味着任何国家购买伊朗石油都可能招致美国制裁，与伊朗的经济往来也不得使用美元。美国的意图是严重削弱伊朗的经济实力，对内引发社会动荡，对外无力支持地区盟友。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升级，还包括制裁伊朗的石化部门，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外长扎里夫进行制裁，以及停止针对伊朗浓缩铀和重水出口的豁免，迫使伊朗无法继续履行伊核协议的义务。极限施压升级，已从能源、金融等经济领域，扩展到核和政治领域。但美国政府要保持可控的升级，即不引发美国陷入对伊大规模地面战争。

从2018年5月到2019年5月，伊朗保持克制，对美国退出协议和极限施压没有做出过多回应。伊朗认为美国的制裁是经济战和心理战，是经济恐怖主义。2019年5月以来，伊朗改变策略，开始实施“有克制的升级”，在避免与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要让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付出代价，其中包括击落美国“全球鹰”无人机、扣押一艘英国油轮以及在核计划领域突破浓缩铀储量上限等。目前看来，除非诉诸军事手段，仅凭经济制裁和政治施压，美国无法达到让伊朗屈服或崩溃的政策目标。美伊对峙处于僵局，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陷入困境。

在压制伊朗的同时，本届美国政府大力支持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等地区盟友，设计了“中东战略联盟”和“中东和平计划”两项政策。

2017年上台伊始，特朗普政府即提出“阿拉伯北约”的构想，要在中东地区打造一个与北约类似的安全架构。2017年5月特朗普访问沙特后，这一构想以“中东战略联盟”的名义出现在媒体上，其思路是由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六国和埃及、约旦共同组成安全同盟，由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但2017年6月卡塔尔外交危机和2018年10月沙特记者遇害事件，给这个安全架构的建立制造了严重障碍。2019年2月，8个阿拉伯国家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代表在华盛顿就“中东战略联盟”与美国进行了讨论，但随后埃及在4月宣布退出。中东战略联盟设想的推进没有实质性进展。

要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反对伊朗，就需要在巴以和阿以和平进程方面取得进展。美国总统顾问库什纳、中东问题特使格林布拉特和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是设计和推动“中东和平计划”的核心人物，这个计划也被冠以“世纪交易”的头衔。

该计划的思路是尽可能按照以色列的诉求重塑巴以和平进程，在经济上向巴勒斯坦民众提供部分现实利益，以换取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并对反对该计划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施压。2017年12月，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决定将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2019年6月，在巴林举行的经济论坛上，美国首次公开其“世纪交易”的经济内容。这一方案遭到巴勒斯坦方面的普遍拒绝，阿拉伯国家的响应也非常有限。

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支持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地区盟友，压制和孤立伊朗，其对伊极限施压、“中东战略联盟”和“世纪交易”等三大政策都指向这一目标。目前看来，这几项政策要么效果有限，要么难以推进;美国与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的关系也未能得到强化。与伊朗的对峙和僵持严重限制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空间和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国精力、消耗了美国资源，使得美国难以在中东地区摆脱困境、减少投入，拖延并迟滞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和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