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西方企业管理正变得“更中国”

近日, 代表苹果、百事可乐、沃尔玛与摩根大通等上市大企业的美国工商团体举行“企业圆桌会议”后联名发表名为《公司的目的》的宣言，强调不再独尊股东利益，将更重视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希望重新界定企业界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这项宣言获得188位企业执行长连署。

《纽约时报》敏锐地捕捉到，“这项宣言意味着美国企业界正在深思自身在21世纪的应有角色”。20世纪后半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压倒了一切声音。企业的唯一目的是在给定资源条件下最大化利润收益，这一被认为是企业行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前提，被这188家企业的宣言颠覆了吗？哈佛商学院历史学者柯恩说：这些企业“是在回应时代的思潮，企业不能再照过去的惯例做生意了。”

美国超大企业集团管理层集体联署宣言，首先是竞选季到来时社会不满情绪累积形成压力的结果。参议员桑德斯与沃伦在最近的活动中都高声指出，大企业在关乎重大社会问题时表面文章做得多，却对社会环境变化，枪支管制以及移民等问题漠不关心。

前沿经济社会问题学者为桑德斯提供了支持。法国学者阿塔利认为，世界人口“99%感到极为愤怒”的时代将要到来。他预言，如果财富过度集中，比如美国企业最高经营者的薪酬总额按中间值计算超过员工收入的200倍以上。这种增长和分配的方式将不可持续。

过去500年，人类经济先是家族企业占主导地位。所有者、劳动者和管理者是同一类人，社会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无法进入到家族企业。其改进是家族控股企业出现。但新的问题来了，那就是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分离。在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式资本主义做了相应改变，这就是公众上市公司的出现。管理层不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除劳动者和所有者之外的第三类人力资源。劳动者和所有者的矛盾得到缓和，但是戴上“黄金手铐”的高管们，仍可以将企业的长期受益与短期受益对冲，出现了尖锐的“委托-代理”矛盾。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专注短期受益的管理层也不关注社会责任。

过去20年间，一种合伙人意义上的新型管理公司流行开来。一个3-7人的公司，在服务对象的过程中，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还是劳动者。典型的管理方式是华为的职工持股制度，或者所谓“阿里现象”，即一个只持有不到10%股权的团队，拥有企业一日运营的全权。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变成基金性质的机构投资。理论上，任何有创新性质的团队都有可能出现创新机会的平等。如果股份制上市企业不改变自己的治理方式，就有可能输在这类合伙人制度的平台企业挑战面前。

而这一进步方向，似乎在中国更强调公共产品的历史制度组合中，存在着继承和发扬的比较优势。一向标榜优越的西方企业制度理论，在21世纪的今天，在向“更中国”的做法靠近。东西方企业制度相互学习的拐点时刻，还真是到来了。(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