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研究的海外镜鉴

2018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一书。该书旨在总结欧美学界在以甲骨、金文、简帛、石刻为主的“出土文献”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各部分均先以“概要”为题，梳理相关领域研究的主要观点;继而为代表性学者写作“小传”，略述其生平业绩;最后是详细罗列论著书目;书末另有附录、索引及后记。今拟从本书的学术价值、如何利用此书及所存在的问题等三方面入手，拾掇笔记成文，以就教于学界。

一、他山之石

不论是王国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言，还是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之语，无不揭示出新材料对于研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重要的是，对这些材料与问题的研究，很早就突破地域的局限而成为海外汉学界关注的焦点。因语言与文字的隔阂，除个别学者外，我们对海外学界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以外文发表的论著，多数情况下是陌生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海外汉学研究的窗户，这是本书无可取代的价值所在。

聊举两例，以为管窥。

对于西周铜器铭文，国内多关注于文字内容方面，且多数情况下对之信而不疑。海外学界是另一番面貌。且不论巴纳(Noel BARNARD)的铭文伪造说是否成立，但仅就铜器铭文的性质而言，就足以大豁阅者之目。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认为，要理解铜器铭文的全部内涵，须把铭文与器物的用途合起来考察;换言之，“铭文不是单纯的文本”，也“并不是精确的历史记录(偶尔是的话，不过碰巧如此)”，它们主要还是礼仪活动遗留下来的产物。罗泰的论断实际上是针对夏含夷而发的，后者“把铜器铭文当作‘史料’来加以研究利用”。一些看似不言自明的基本问题，转换视角后，完全可能成为新论说的根基，开辟相关领域研究的新时代。

就简帛研究而言，西方汉学界对于方法论的关注也值得留意。作者认为，鲍则岳(William G.BOLTZ)的古文字释读方法，是可以比肩巴纳而被称为“最有贡献”的。鲍则岳以为，释文应确切无疑地反映所写的内容，不应该提供释者的任何推测、先知或主观的增减、改变或注释，亦即“释文应该完全反映写本所写的而已”。这与国内学界提倡的“破读”法，即不拘泥于字形本身而是直接改定为通行字，存在着根本差别，由此凸显的是中西前提预设之不同：就国内学界而言，“汉代以来的传统读法是正确的”，故可用来校正战国时代的写本;就西方学界而言，“写本和传世文献如果出现文字上的不同，则时代更早的写本应该更为可靠，更有说服力”。

当“西方学者可以发出与中国学术界不同的声音，并在相关领域得出自己的结论”时，尽管我们没有必要去迎合，但大概没有理由视而不见。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为鉴。

二、论盗掘简

了解欧美学界对中国出土文献研究的概况，当然以阅读本书各部分之“概要”为首选，但这还远远不够：一则，既然名为概要，未必能面面俱到;二则，即便面面俱到，却难保叙述准确;三则，对忌讳的问题，作者可以直接面对，但也可以选择回避。所以，要准确把握相关研究，需以所附书目为中心，展开阅读。

此处试以盗掘简为例，略加说明。

对于某博物馆购藏并整理的战国楚简，作者的态度值得玩味，“这个结果也许不算太坏，可是也并不理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至今仍不清楚出自于哪座墓葬，而竹简被盗墓和转运到香港的过程中，“也受到一定的破坏和损失”。那么，海外学界对此持何种态度呢？可惜，作者并未告诉我们;或者说，是隐匿了一种声音。在提及《道》(Dao)这份刊物时，作者罗列了2013年专号的目录，其中有金鹏程(Paul R.Goldin)之文。

金鹏程此文围绕由13枚竹简构成的书籍简展开，前半部分讨论的是本组竹简的编联。在他看来，目前所见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以至于文义不通。他以为学界未曾审慎考虑这种假设：也许遗失了一枚或多枚简。他说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更了解上下文，以上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也就是说，如今我们对其上下文几乎一无所知。同一地点出土的简中还有关于宇宙学说的吗？或关于语言理论的学说？据说这些竹简出土于墓葬之中，死者是谁？还有哪些随葬品？以及是否有其他人合葬此墓？”他还说道，购买简占原有埋藏简的比例是多少，其中是否夹杂其他墓葬出土的资料，均不可知。

由此，进入文章讨论的后半部分：从郭店楚简被发现后，盗掘模式发生了巨变。1993年，郭店一号墓先后两次被盗掘，第一次因盗洞未至墓室，故回填了盗洞;时隔不久，再次被盗掘，随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在此情况下，考古工作者不得不进行抢救发掘;当然，也不认为该墓会有令人感兴趣的发现，直到“有人注意到棺泥中微微显露的东西，并大声喊道：‘这很可能是竹简’”。金鹏程为此写道：“盗墓者洗劫了墓葬中的大部分随葬品，却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简牍。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简牍的价值，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盗取什么。但盗墓者永远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从1994年至今，至少有八批数量不菲的简牍资料，以“捐赠”或“购买”的名义被文博或高校收藏。

对于盗掘与购藏的联动关系，金鹏程语多激愤，可不称引，但这并非是他个人的看法。2017年，马硕(Maxim Korolkov)也指出：“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和个人迫切希望获得这些出土文献的所有权。这样的市场需求催生出一个专门处理从考古遗址中劫掠的出土文献的法外之地，即通过香港交易商将这些文物出售给富有的机构或私人买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金鹏程所言：“学者们主张研究出土文献的原因正在于提供了明确而特殊的语境。有良知的考古学家仍在进行规范的科研，但最近研究热度最高的竹简几乎都是盗掘而来的。”

为什么要研究盗掘简，“抢救者”给出的理由已广为人知：是对资料本身的“抢救”与“保护”，也因为资料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学术价值。问题的另一面是，当以“抢救”为名而接二连三购藏时，会不会刺激一波又一波更为严重的盗掘？盗掘猖獗与职能部门之失职有关，但仅仅如此吗？金鹏程指出，是学者们应该扪心自问的时候了，他们的工作是否间接地支持了这种对知识的摧毁(行为)？

三、商榷之处

一部近700页的大书，存在若干问题，在所难免。

首先，就某些表述而言，有些问题比较刺眼。在叙述马王堆3号汉墓的墓主人时，作者写道，“墓主是长沙王李藏的儿子”。按，“李藏”当为“利苍”，利苍为长沙国丞相而非长沙王。在叙述沙畹翻译《史记》一事时，作者写道，翻译了“《史记》的四十七章”。实则，沙畹是翻译了《史记》130卷中的47卷。类似问题，不一而足。

其次，梳理存在缺漏或失误。比如，作者说Kenneth STARR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工作时，“发现该馆竟然收藏有将近4000片中国碑铭拓片”。按，由此及相关叙述看，作者未对这批资料进行调查。据新近统计，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所藏中国金石拓本约3700种、6510件，比东洋文库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藏还多，堪称富甲海外。20世纪初，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三次中国之行是这批藏品入藏的重要契机;葛维汉(David C.Graham)的捐赠及购自李宗侗的旧藏，充实了馆藏金石拓本的数量，也极大提升了藏品的质量。1939—1944年，馆方以收集者笔记为基础编写拓本目录初稿;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Kenneth STARR与陈和铣等人合作，修订并续编目录，1981年正式出版馆藏金石拓本目录《拓本聚瑛》。忽略了这段历史，劳费尔、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对汉代石刻的研究，被遗漏也就很自然了。

最后，相关评价或有待商榷。比如，作者说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校注》一文，不像沙畹的文章“讨论那样深入”。按，王国维之文题为《简牍检署考》，校注由胡平生、马月华所作。1905年，有“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之誉的沙畹(伯希和语)，受斯坦因所发现的汉晋遗简之启发，也基于对汉语文献之熟稔、驾驭之得心应手，撰写《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一文(冯承钧译本)。视之为中国古代书写文化小史，绝不为过，至今读来仍着实令人感佩不已。沙畹尽管详细地考察了竹木简的形制，但较之王国维所论，“简之长短皆二十四之分数，牍皆五之倍数”，称为“深入”似有过誉之嫌。相比之下，沙畹“两家欲证明契约，则合其券;合券者，合其刻画之齿也”一语，实为睿见。90年后，籾山明(MOMIYAMA Akira)对刻齿简的惊世解读，证明其语不虚，而这是王国维未曾措意的。以“各擅其美”称誉沙畹、王国维之文，可能是更为公允的评价，但“皆不免时有舛误”(借用余嘉锡评沙畹文语)。

此书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相较于其价值而论，缺憾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有朝一日，国内学界能拿出基于自我立场审视欧美汉学的成果，方可宣告此书“在今天也仅只有历史性意义，却并无太多实用价值”(借用作者评价陈梦家著作语)。与欧美汉学出土文献研究遥相呼应的是，日本对中国出土文献研究的成果更是蔚为大观，不过我们依旧关注有限。忽略或无视海外研究的成果而每每自矜于“第一”或“创新”时，坦白地说，更像是坐井观天。翻山越岭，才能俯瞰山岭的前后;漂洋过海，才能领略海洋的深广。对国内学界来说，要做到“第一”或“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张忠炜，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