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萍：“钟摆效应”拖累阿根廷发展

随着阿根廷当地时间8月11日总统大选初选结果出炉，右翼的现任总统马克里出人意料地败给了由左翼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和其推荐的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组成的“全民阵线”，费尔南德斯竟然以高出15%的票数遥遥领先于马克里。结果一出，引起金融市场强烈动荡，股市、汇市、债市相继暴跌，使一直未能走出经济危机的阿根廷雪上加霜，似乎20年前阿根廷危机的历史再次重演。

阿根廷原本是拉丁美洲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1913年曾经是位列世界前十的国家。此后，经历了若干次比较大的危机，如1929-1930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危机、1982年席卷整个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以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阿根廷危机。其中，2001年底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与此次金融市场崩盘有不少相似之处，当年金融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至今令人心存恐惧。经历了百年兴衰的阿根廷发展道路更加值得思考。

金融市场动荡有深层次原因

尽管从表面上看，阿根廷这次大选初选结果及其出现的金融市场崩盘，既与人们对政策的失望有关，也是投资商因对未来预期恐惧而疯狂抛售造成的结果，但阿根廷为何危机频发？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外部因素。在这几次影响阿根廷较大的危机中，美国及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称之为美国因素，是阿根廷爆发危机的主要外部根源。其实，无论是大萧条、债务危机，还是新世纪初的阿根廷危机，甚至是这次爆发的金融市场崩盘，都可以看到美国因素诱发危机的影子。单就这次的金融市场崩盘而言，2018年美国加息政策一出，实际上就已经为这次崩盘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是内部原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阿根廷一再重蹈覆辙是其内生性的因素起决定作用。主要包括：第一，阿根廷脆弱性、依附型的经济结构。尽管阿根廷早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工业化进程，此后又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但是阿根廷现代化的发展长期基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导的初级产品出口，出口部门的利润并未传导到非出口部门，使得阿根廷经济虽然在1913年名列世界前茅，但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一直是农牧业国家。因此，这种经济结构的特点自然就不可能摆脱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资金的依赖，同时又受外部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其经济的脆弱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政治和经济的“钟摆效应”长期制约着阿根廷的发展。在拉美国家中，普遍存在着政治和经济上的“钟摆现象”，其中，阿根廷更具有典型性。就政治而言，体现在左右两派轮流执政。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左派政党倾向于实行民族主义政策，具体体现在强调国家干预，实行国有化，反对金融自由化;而右派政党则主张亲市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私有化，反对国有化，主张金融自由化，强调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政治和经济上的“钟摆现象”走上了极致，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每一次钟摆摆回来都是在内外因素逼迫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

第三，缺乏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阿根廷的“钟摆现象”，恰恰反映了其政治生态和经济活动中的非理性一面。从当年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奉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样板的两个拉美国家(智利和阿根廷)来看，智利虽然改革初始阶段和阿根廷一样，依据美国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智利在不断根据国情进行政策调整，促使智利经济持续发展，并成为唯一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两国对比，无疑映衬出阿根廷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

阿根廷发展经历的启示

阿根廷经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留下了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总的来说，需要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阿根廷的几次危机反映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要么左派政府过度强调国家的职能作用，要么是右派政府过度强调市场作用，弱化或放弃国家干预。实践证明，阿根廷无论是单纯强调哪一个，都最后以失败告终。因此，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在治理国家经济中都很重要，二者可以相互作用，不可偏废。

二是开放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开放是发展的手段，发展才是开放的根本目的。而阿根廷此前实行的金融开放政策，把国家发展的希望过多寄予外资，不仅使国家外债高筑，而且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极易引发危机。

三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阿根廷长期以来缺乏可持续的经济政策，其经济政策往往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以后，左派右派轮流登场，政策相悖。两派并非从阿根廷国情以适合其发展的长远视角考虑政策选择，而是短视地、非理性地完全否认对方治理理念和政策。长期的“钟摆现象”导致各届政府政策措施不连贯，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相互掣肘，致使阿根廷长期处于经济衰退局面，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作者是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