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龙：欧盟新一届领导面临的挑战

日前，德国前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以微弱多数，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其他主要机构领导人也都相继到位。当前，欧盟是内忧外困，许多棘手问题等待欧盟新一届领导解决和定夺。

其一，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打击之下，欧洲一体化进程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多速欧洲”设想。法德意西等国支持这一设想，而波匈捷斯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担心自己会被排除在一些关键政策之外。结果不了了之。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又提出欧元区改革建议，包括设立欧元区财长、实行欧元区共同财政预算和债务一体化等，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平调”德国的财富为南欧国家纾困谋利。德国未作具体回应，让马克龙碰了个软钉子，因此迄今无一项得以落实。欧洲一体化进程何去何从，这是横亘在欧盟面前的一大难题。

其二，欧元区经济改革从未就位。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前年达到复苏后最好的一年，去年第三季度开始明显放缓。专家预测，今明两年的预期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增幅下行的外因是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内因是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和经济结构改革的缺失。事实上，在欧债危机期间，欧盟提出的“欧洲稳定措施”，治标不治本，从未触及欧元区先天性缺陷的改革。因此，现在欧元区经济依然是“带病上岗”，其健康状况并不比当年好到哪里。

其三，难民问题难有彻底了断。自2016年《欧土协议》及欧盟与利比亚加大合作等措施实施以来，抵达欧洲的难民数量已大幅下降。然而，欧洲对难民潮的心理焦虑和恐慌并未因此结束。去年6月欧盟就难民问题达成协议，兼顾各方的利益，但是仍有模棱两可之处，如协议提出的自愿原则、强调欧盟内部的支援和帮助都有待细化。从实践来看，有些前线国家屡屡阻止难民登陆，还有些国家没有执行“责任分担”原则，即难民原籍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共同合作“平衡”安置难民，而是让难民首次登陆国独自承担压力。欧洲难民问题的现状，不仅折射出欧盟内部的裂痕，也凸显出欧盟协调解决问题能力的不足。

其四，社会不平等加剧。根据统计，欧盟平均失业率为6.9%，但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达到总人口一到二成之多。对15至24岁年轻人来说，失业率在这三个国家则高达三至四成，而欧盟平均数则为16.8%。在爱尔兰标准普尔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工资是普通员工的211倍，为欧盟成员国之最，而法国是113倍，英国是105倍。2018年，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12%，而最贫穷人口的财富却下降了11%，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当前，社会不平等在欧洲高于上世纪80年代水平，这不但加剧了社会矛盾，也为民粹主义滋生、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对欧洲来说，社会不平等是一个老问题，但是“久治不愈”，呈愈演愈烈之势。

其五，治理效率低下。面对迅速发展的全球“大变局”，欧盟决策迟缓，执行力脆弱。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结构性问题突出。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三者之间关系尚未厘清，出现相互扯皮现象，“领衔候选人”做法的存废即是例证。二是法德合作“轴心作用”今不如昔。由于政党粹片化和权力分散化，法德主导作用受到削弱，说一不二的时代已成过去。当前法德“轴心作用”出现新的特点：如法德分歧无法弥合，事情不了了之;法德达成一致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国否决;而任何妥协共识又都离不开法德背书。三是内部矛盾重重。作为主权国家联合体，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而成员国之间围绕难民、法治、预算等问题纷争不断。

其六，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欧美围绕贸易、防务、气候变化、伊核协议等问题龃龉不断，跨大西洋同盟关系跌至二战以来最低点。受乌克兰问题影响，欧俄紧张关系升级。欧盟遇到的外部困难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复杂和难办。

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对欧盟新一届领导来说，无一不是严峻的考验，处置结果如何，值得密切关注。(作者是前驻外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