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破坏全球供应链，华盛顿开了坏头

在美国以断供要挟中国科技企业以及日本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重创三星等韩国企业后，有关全球供应链和跨国公司处境变化的讨论越来越多。比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就对此做了特别报道，着重讨论技术进步、劳动力和环境成本飙升等种种因素，如何影响作为全球化典型标志的全球供应链。当然，政治因素，尤其当前美国政府单方面挑动与中国等多国的贸易战，也是影响供应链模式变化的重要因素。它的影响甚至更大，可能推动“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走向结束”。

事实表明，美国政府的贸易战略正从多方面影响全球供应链。最显而易见的首先就是导致贸易分流。美方加征关税造成贸易分流，但并没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相反还在扩大，只是它从中国的进口明显收缩。根据标普最近的报告，美国进口已经重新分配，其中从中国大陆的进口在2019年第一个季度下降13.5%。中国的进口也在重新分配，海关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开始，中国基本停止从美国进口大豆，转而向巴西、阿根廷还有俄罗斯寻求增加大豆进口。中国还将部分油气能源进口从美国转向俄罗斯、中亚和中东国家。总的来看，贸易分流损害中美利益，短期内有利于第三方。

其次是投资转移。原本被看好的中国对美直投增长势头从2017年开始转折。2018年，算上中国投资人从美国剥离的资产，中国对美实际投资为负。新起的中国对美创业投资也从2018年开始逆转。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中双向直投和创投只有130亿美元，为5年来最低。美中贸易摩擦延伸到科技与安全领域，影响投资人情绪。部分中国企业曾考虑到美国开设制造工厂，但紧张关系的不断升温让投资计划搁置。美国商会年初调查显示，因贸易战引发的担忧，一些美国公司也在调整对华投资计划，对前景的看法从“谨慎乐观”转向“谨慎悲观”。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制定应急计划、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延迟投资来降低风险。新加坡美国商会6月份报告显示，更多亚洲企业正考虑重新调整战略，减少对中国和美国供应链的依赖。

可见，美国政府逆全球化而行的经贸举措危害深远。短期内，美方实施的关税和限制措施可能还主要是影响中美两国，但长期的负面影响和结构性变化将越来越明显，而且还是全球性的。那些短期内承接贸易转移“福利”的国家慢慢就将发现，这些好处远远无法弥补自由贸易体系受到破坏所造成的全面灾难。

供应链的全球整合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早在美国政府调整其贸易政策之前，全球化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比如生产转为本地化，贸易强度在减弱，供应链变短了，如此等等。之后全球供应链承受了新压力，这主要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发展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内需扩大等因素有关。全球供应链始终伴随着各种风险，在产业链为追求更低要素价格而远距离拓展的同时，其脆弱性也增强了。成熟的跨国企业需要考虑各种应急预案，准备替代办法。但美国贸易政策的冲击不同于以往的自然灾害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甚至局部的政治和地缘政治风险，它将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加入到贸易竞争网络中，打乱打断供应链，这几乎是无法修补的障碍。

经济全球化可以提高世界福利水平，也有利于促进国际政治合作，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政治而非经济。经济全球化需要国家权力对一个全球性市场提供秩序和安全保障，给予恰当的政策配合，比如开放资本、人力和技术等要素的跨界流动，提供辖区内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法治保障等等。而美国政府的经贸策略正在改变美国对于经济全球化和供应链的政治立场，它改变了美国对全球性生产和交换秩序的支持。如果美国的战略意图是重塑全球经济体系，使中美产业链、供应链脱钩，并将中国排挤出它主导的体系，而中国被迫组织自己的伙伴网络，那么全球标准和市场可能一分为二。

对此，加工制造行业的企业就不得不建立两套甚至更多生产线，以分别适应美国和中国的技术标准，这无疑会导致成本的急剧增加。而嵌入全球产业链的领先创新企业，则需在中美标准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它们无法对此做出“B计划”，因为标准就是生命线。创新企业对此投入十分巨大，对上下游的影响非常大，依赖也非常深。对于那些领先的跨国创新企业，即便是因应对临时冲击而调整供应链，已经难胜其负，长久的供应链阻断就更会让它们兴叹了。

因此，一旦全球供应链被打乱甚至阻断，将极大增加各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本，不只是增加中美两国的经济成本，而是提高整个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成本。跨国商业活动的第一考虑不是追求要素成本的低廉和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政治安全。美国政府开了个坏头，而且还在不断把这个口子撕扯得更大。这将破坏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基本原则，改写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道统。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组织连续下调增速预期，并将贸易和技术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列为最大风险，亟待各国政策支持，而美国的政策却在反向而行。如果继续下去，风险还会放大，前景难以预料。

一旦全球化背景下的供应链模式、尤其技术和生产系统产生分离，甚至出现两个市场体系，届时个别企业的生命周期将与它所在体系的存亡联系起来，企业竞争就会上升为体系竞争，性质可能向全面对抗演变。这不能不令人忧心。(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