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互联网反垄断或重新定义产业格局

盛传已久的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美国司法部日前宣布，正式启动对几大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违法行为的广泛调查。调查指向“市场领先的在线平台是否以及如何获得市场力量，参与减少竞争、扼杀创新或以其他方式伤害消费者”。将“考虑消费者、企业和企业家对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以及网上零售服务表达的广泛担忧”。显然，这将是互联网商业化浪潮近30年来影响最大的事件。

美国三次互联网反垄断

反垄断是政府理直气壮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所以对于市场和产业的影响，没有比反垄断法影响更重大且深入的。上一次反垄断浪潮是美国政府对微软公司发起垄断诉讼的世纪大战。可以说，这一次重点调查的对象可能包括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等，恰恰就是上一轮反垄断后的产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政府此举很可能将重新定义下一个10年至20年的产业格局。

过去5年，全球互联网反垄断此起彼伏，一马当先的主要是欧洲。接连对苹果、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大企业开出巨额罚单。欧洲对于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更加敏感，所以相当于是序曲和热身。但是，因为欧洲本身互联网产业缺失，所以，整体影响相对有限，方式是处罚为主。

而这一次美国正式开始行动，标志着全球互联网反垄断渐入高潮。除了对滥用行为的处罚，以及限制巨头的收购和兼并，很可能会实施拆分等最严厉的举措。而且这一次反垄断行动范围广泛，影响很可能大大超越一个产业。全球高科技领域历史上的三次反垄断浪潮，每一次都是针对一个巨头。

第一次反垄断浪潮，是20世纪中叶针对AT&T的反垄断调查，最终迫使AT&T向任何的美国公司免费授权它旗下所有的贝尔实验室专利(晶体管、激光、蜂窝系统、卫星、太阳能电池等方面的专利)。这些技术随后直接促成了硅谷的诞生和崛起，催生了诸多大公司，比如仙童半导体公司、摩托罗拉、德州仪器、英特尔和AMD等。

第二次反垄断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计算机领域的绝对霸主IBM。IBM最终同意放弃软硬件一体化，允许其他公司为它的计算机开发软件。没有这场反垄断，就不会有微软等新兴PC软硬件企业的崛起。

第三次反垄断浪潮，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针对软件巨头微软。虽然最后漫长的上诉推翻了最初拆分微软的判决，但要是没有这场轰轰烈烈的世纪大战，今天的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等很可能无法脱颖而出。

这一次影响将前所未有

而这一次，除了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在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等领域的垄断问题，还有苹果封闭的移动操作系统和应用商店、高通的手机芯片专利以及微软依然牢不可破的操作系统垄断等。这一系列巨头企业大多数市值已经抵达万亿美元级，无论对企业发展还是资本市场，影响都是前所未有、惊天动地的。

与过去支持和反对者双方势均力敌的激烈争论相比，这一轮反垄断的舆论呼声比较一致。除了巨头本身自我辩护之外，无论业界、学界、政府和民众，都取得了压倒性的共识。Facebook共同创始人克里斯·休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拆分Facebook;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伦也一直呼吁拆分几大大型科技巨头;一直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强有力举措的科技学者乔纳森·塔普林教授认为，美国监管当局应该参照1956年美国迫使贝尔实验室向所有人授权专利的做法，强迫这些超级网络平台开放，并且考虑必要的拆分方案。

全球更多学者也越来越取得共识。已经有美国学者提供了深入的证据，历史证明了平台垄断巨头提供购买他人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力量，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对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平台巨头的潜在并购行为进行控制。英国学者尼克·斯尔尼切克则认为，数据资源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面对我们每个人的信息都被平台公司掌控的现状，我们应当防微杜渐，尽快将平台公司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建议对超级网络平台实行国有化管理。

中国该如何应对

如今，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市场集中度与美国相比并不低，滥用垄断行为也较为突出，而且波及领域更多。除了类似美国市场的垄断情况，还借助平台优势，迅速进入金融领域、媒体领域、教育领域、安全领域等。但是，迄今互联网领域反垄断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内行业政策制定者固有的认识误区，那就是自然地将反垄断与不断做大做强对立起来。其实，历史实践证明，通过反垄断，解开因为过度集中而失效的竞争死结，反而是进一步做大做强、做新做活的根本出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每一次反垄断行动，最终都极大释放了竞争活力，成功掀起新一波创新浪潮，拓展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而对于中国互联网乃至整个高科技领域来说，迄今还没有经历反垄断法的真正洗礼。在中国高科技实力近年来不断提升，中美高科技博弈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最近开启的美国第四次反垄断浪潮，很可能产生重新“格式化”产业格局的巨大效应，极大改变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未来竞争优势和生态走向。甚至再次改写网络时代的竞争秩序，定义下一个时代。

此举会否因此影响中美双方在互联网科技领域此消彼长的态势？笔者认为后续效应不容低估，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当然，中国高科技最佳的战略选择，就是走出误区，在反垄断方面积极有为，在制度创新上不甘于落后欧洲与美国，引领全球。(作者是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项目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