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规制人工智能关键在全球治理创新

技术发展不断对全球治理提出新要求。德国学者近期在《国际政治》上发文探讨“民族主义4.0”，认为全球技术军备竞赛、缺乏法律制约、灰色地带增加以及国内控制的数字化，将导致各方更多的以“民族主义”视角来看待和运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并认为由此将导致国际社会面临新的威胁。

这种观点的提出是有意义的，但其背后的认知分析框架并不能真正适应当下需求，难免陷入某种结构性困境之中。

首先，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以及讨论应避免泛神秘化。其一，从人工智能自身真实的发展程度而言，距离所谓“能自主思考的机器”，或者“可以像人一样的机器”，乃至“可能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机器”出现还有相当距离。其二，人工智能等相关概念受到追捧，与当下的经济—技术—金融生态体系密切相关。对其真实发展态势的认知，需要克服服务于金融投机需求的认知泡沫。其三，与中国崛起同期叠加的人工智能发展，成为认识和理解所谓“中国威胁”的符号化标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以及5G被赋予了地缘政治竞争的特殊色彩。克服这种简单化、机械化理解，是正确认知人工智能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要摆正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的位置。一方面，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更加广义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都是发生在既定国际体系框架内的。另一方面，历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国际体系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不同国家把握技术变化并将其运用于自身实力提升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截至目前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工智能也好，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也罢，并不是所谓“能够一口吃成个胖子”的仙丹，更多地表现为某种“催化剂”“加速剂”。但整体来看，更多的变化还是要回到人工智能以外的领域，用更加传统的系统分析框架，去寻找国际体系变化的深层原因。

真正让今天的世界面临风险的，主要不是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而是被这种进展放大或催化的全球治理体系缺陷。这种缺陷的核心特征，是某些发达国家基于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以排他性方式追求自身安全和发展。从国际社会的维度来看，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种形式的安全困境之中;从国内的维度来看，相关做法导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所谓“民族主义4.0”等结论，建立在可以商榷的理论基础上，是尝试用否定全球化的方式，也就是错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典型。

人工智能影响国际体系的作用机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并非所有国家，尤其是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备任意利用人工智能赶超发达国家的系统能力。不能把人工智能变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对国际体系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来说，主权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实质性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的窠臼，真正顺应市场经济的内生需求，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自身与国际体系的均衡发展，才是比人工智能更加重要，也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类社会的福祉，高度仰赖于科学技术。整体上看，推进新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前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公正平和地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客观理性地解决相关分歧、冲突和矛盾，将有助于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前进步伐。(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