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真：精心呵护垃圾分类社会热情

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自7月1日起正式实施，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在上海已成新时尚。此次生活垃圾分类正式提出于2010年9月。与传统的“卖废品”形式不同，本次分类是出于提高生活垃圾处置效率的目的。后端的收运处置能力对于前端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成效具有决定性作用。

收运处置能力建设是完善现代生活垃圾排放—收运—处置系统的关键步骤。曾几何时，填埋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的唯一方式。随着垃圾量的日增月长，再加上填埋场空间有限、环境风险、邻避效应等矛盾趋于尖锐，使得焚烧、堆肥、循环利用、有害垃圾专门化处置等旨在减少最终填埋量、降低填埋场环境风险、以分类处置为特征的处置方式成为应对生活垃圾问题的不二之选。这就要求生活垃圾必须做到分类投放。按照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提出的到2020年底实现强制分类的要求，试点城市在工作行动方案中纷纷提出原生垃圾“零填埋”。这其实是对后端收运处置能力建设提出的操作性目标。与之相匹配的，是要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前端与后端的关系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二者间关系清晰、次序明确，分类是为了提高处置效率，又必须按照处置方式的要求进行分类。

在一些试点城市，居民原本分类投放的垃圾被混合收运处置的现象一直受到诟病。“前分后混”抵消了来之不易的居民分类投放成果。因此，应该理解普通市民不愿意在垃圾分类投放问题上做“无用功”的心理。“前分后混”挫伤了居民参与分类的积极性，也损害了垃圾分类工作的公信力。与其说这是因为作业单位缺乏职业素养，还不如说这是收运处置能力不足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前端居民分类投放的规模应与后端收运处置能力相匹配。在整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处置系统中，后端建设必须先行一步。如果能力明显不足，是没有必要大规模倡导甚至强制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就上海的经历看，这是一个从试点小区初步确立、逐步推广到整区域、全覆盖的过程;是先有提倡式的正向激励(正确分类奖励)到强制性的负向激励(错误分类处罚)的过程。对于后端能力建设作用的认识，应上升到提振全社会对当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成功的信心层面。

在全社会对生活垃圾分类热情前所未有的当下，管理者应对后端收运处置能力建设的艰巨性和持续性有充分认识。后端收运处置能力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就上海而言，2010年的“世博会”为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能力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此后，能力建设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至2017年，建成并在用的规模化生活垃圾处置厂(场)有15座，形成了焚烧+填埋+综合利用的近3万吨日处置能力，真正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5月，全市改造居民区垃圾投放点1.3万个，配置及涂装湿垃圾车982辆，干垃圾车3135辆，有害垃圾车49辆，可回收物回收车32辆，建成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6106个，可回收物中转站121个，可回收物集散场6个。至2020年，上海将基本完成全市1.7万个居住区分类投放点改造，完成分类收运车辆配置指标，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将达8000个，中转站将达170个。届时全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将达20800吨/日，湿垃圾资源化能力将达7000吨/日。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上海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建设的巨额建设资金投入，以及聚沙成塔的设施设备运维支出。由此可见，仅资金短缺一项就很可能阻碍后端收运处置能力提升并弱化前端分类效果。

前端的居民分类与后端的收运处置是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分类收运处置使居民的分类投放行为具有了意义。当前，全社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弥足珍贵，尤其需要以切实的分类收运处置精心呵护。(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