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城市群发展应突出产业创新

20世纪60年代个人计算机诞生以来，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今天，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因素正在改变社会经济客体内部结构及其外部的关系。提高了空间组织的效能与各种类型区域(地区、城市、集群、社区、企业等)的竞争力。给一些国家、区域与城市带来“历史窗口”和发展机遇，改变全球原有的竞争优势。全球经济体系及其全球城市体系越来越被具有更好通信基础设施的城市所统治。促进了全球性与大区域性大城市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

在信息时代，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重组主要体现以下主要的载体与地域单元：全球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体系，大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产业集群有时亦为区域集群、产业综合体、产业区、新产业区与区域创新体系，智慧城市等。

信息时代大城市群与大城市区的发展

今天的全球经济越来越被世界城市网络所控制。“节点”“门户城市”是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世界级的金融、商贸、信息业等高端服务业最集中的城市。由“节点”和“门户城市”带领起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大区域或国家的枢纽区。

这种“节点”城市，往往是以信息业为基础的服务业经济为主，而不是以资源加工或商品为基础的制造业经济为主，其增长动力和财富源泉主要来自服务业。

核心城市往往是跨国公司区域性(国家、国家集团、大洲)总部的首选地。在经济上就成了命令和控制中心，在空间结构上是全球城市网络重要的“节点”。当今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核心区域，如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新加坡、北京、香港、上海等为核心的大城市群。

在当今世界上，要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国家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资本市场)制高点之一。中国无论从实际影响以及保护国家利益考量，在世界级最主要“节点”城市中应该具有一席之地。

我国的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中国经济的“地理枢纽”

全国经济的“地理枢纽”，也就是中国的世界级城市群：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长三角城市群和以香港、广州为核心城市的珠三角城市群(大湾区)。三大枢纽区及其带领的全国经济合作区，分别与世界广大地域范围组成相应的合作平台和生产网络系统。

以首都北京为核心城市的京津冀大城市群的一体化：由于首都北京是全中国的首位核心城市，其主体功能：政治上是党中央政治机关与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所在地，功能统帅全国、影响世界; 一体化的主导方向是：强化首都北京的主体功能，要求充分展现出中国大国崛起的强大意志;天津与河北省的发展要服从、服务于整个大城市群发展的需要;空间形态不是“圈”或“三角形”，而是北京-天津及其周围的廊坊、唐山、秦皇岛、保定及张家口等组成的不规则的区域。这种一体化与其他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一体化要求不完全一样。京津冀之间不存在大型制造业及其产业链之间那样的密切合作。

大湾区中香港、广州和深圳的功能定位。香港已经是世界级的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核心城市之一。广州以其广阔的腹地和作为经济实力强大的广东省省会的优势，具备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之一的条件。世界级城市群大城市的中心性主要指标并不在于制造业GDP位置，而是以信息(流)“节点”的等级为依据。广州，十多年来金融、商贸、信息、人才、物流得到很大加强，无疑正在逐步成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

从发展基础和地缘经济考虑，深圳以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为宜。“前海”以金融与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高端服务业的开发(银行业、股权交易、基金与股权投资等)正在发展。我建议，深圳金融业的发展需要考虑到香港作为世界级金融商贸中心之一的基本特点及其要求。香港还可考虑加强关于国家金融安全的监测、分析与对策的功能。

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交通运输，能源供应，供排水，环境保护等系统)的统一规划建设和一体化管理。为此，必须坚决跨越现行体制(各城市对基础设施行业的分块管理)的“门槛”。规划建设1.0—1.5小时可达交通圈，这是提高整个城市群运作效率的极其重要的措施与途径。

苦练“内功”逐步建设区域创新体系

我国的国家级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及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接近200个，还有200多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数接近500个。全国省区市级的各类新区约3500个。各类新区新城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体。

但是，现阶段各地的新区新城已经“饱和”。这种“饱和”并不是没有空间了，而是没有新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创新的要素进去。不少新区新城发展很不景气，创新环境建设不到位。今后要苦练“内功”，构建区域创新体系，这已经成为“十四五”及更长时期发展的关键。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许多多要做的工作：

第一，具有明确的区域创新体系的目标及标准。提出创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与新标准，提高效率与效益。解决“想得到”的问题。最终归结为区域的竞争力的提高。目标制定要有前瞻性又具有可行性。对于国家级与省市区级以制造业中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新区新城必须如此。

第二，争取各类创新与运作的人才、要素的集聚。集聚产生效益，产生新思想，产生创新。例如就投资融资、风险投资、保险再保险等就有大量的工作。只有使银行及诸多的金融衍生品，灵活、主动与创业人员配合才可能产生集聚的效果。

第三，推动接触与交流。要推进企业与机构空间组织的优化。而要做到空间组织与空间结构得到优化，就要求准确了解各种新因素(信息、网络、平台、节点等)及传统因素(资金、资源、市场、人才等)如何作用于社会经济客体及其运动、集聚扩散现象和过程等，如何相互作用而使其获得新的动力。这就是机制、效果的解析。

第四，通过平台建设和对各种活动的组织，实现接触、交流而获得新思想、新建议、新动力。如信息(在流、节点的位置)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物流平台、供应平台、销售平台、人才平台等。以企业为中心包括生产商、供应商、销售商以及政府、社会组织等在一起的综合平台等。

第五，要明确平台运作需要的各种空间范畴。各种平台的建设与交流，都要在某种空间范畴包括各类群体运作空间来进行。各种平台组成多重含义的空间，或者说平台镶嵌在各种空间中。这些“空间”大都是功能空间与地理空间的结合，有多重含义。例如：一些银行家，经常以各种形式交换信息、危机判断与处理等，形成一种对信贷、汇率、利率、货币交易、金融新产品(金融衍生品)、风险投资等方面的决策，这是一种决策的群体运作空间;物流群体，某几种物资，以特定的运输方式，由某一群体人员操作，形成一个位移和产销系统，也可称之为产销“空间”;信息与互联网领域的一些企业(产品生产、供应、销售等)组成一个合理的前后左右链接的系统，也是一种“空间”，等等。这样的空间，内部具有不同层次的节点和相应的“流”，成为这种空间的控制和运作系统。上述多重空间，在某一地点(区域)形成空间(创新空间)接触的枢纽。位于这个枢纽的附近即可获得更多、更大的创新优势。

上述群体性的运作或决策空间，具有“共享性”“高链接性”“开放性”“选择性”和“柔性”等。

制度、政策与措施的嵌入。要创造形成一定的外部条件，如，一定的知识密集度和员工流动性，较充足的投资和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氛围，有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等。从政府层面，采取相应的制度政策措施。管理理念(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及企业管理者的理念)需要做相应的变化与跟进。

实施上述全部内容，也可谓之“创新机制”“体制创新”“创新新高地”。

我国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成都、西安、沈阳等特大城市的部分新区、高技术园区，其政府、研究院所、高校及许多企业可能正在考虑进行上述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与企业信息化改造工作。一些“园区”正在构建的各种要素聚集的(有形的与虚拟的、刚性的或“柔性”的)“平台”“空间”“枢纽”。这些区域的区域创新体系正在起跑线上。

大都市圈发展要警惕大规划与大开发

近年来大都市圈概念广泛引人注目。今年初，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文件的中心思想是促进一批省会级大城市与其具有较密切经济社会联系的城市与区域，逐步实现一体化发展，形成区域竞争优势，推动大城市圈的高质量发展。

在培育大都市圈的过程中要特别警惕大规划与粗放式大开发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功能与目标过于宏大，离谱;通过不断合并行政区，组成特大城市，做大做强;产业发展单凭主观臆断，规划建议不切实际;空间结构大扩张，地域开发处处皆重点等。

须知，大城市特大城市是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逐步发展最终形成的。这些省会城市长期以来发挥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统领作用，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成就突出。现阶段，多数大城市仍然非常有活力，如果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前景依然光明，关键是不要谋求走捷径。

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要“尊重规律、顺势而为”，要对城市发展的潜力与要素支撑做出科学判断。这些大城市已有几十年不停顿的大开发了，当然做出了很大贡献，也留下不少问题。要学习上海过去20多年来在前瞻性思想指引下逐步转型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各地应落实好国家发展的全面深刻转型，一步一步抓好高质量发展，治理环境保护生态，不再搞粗放式的大开发。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